【导 读】
今年适逢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8月28日，由江西临汝书院、政邦智库联合策划的2021首届临汝书院高峰论坛隆重启幕。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创造转化研究所所长、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新先生应邀出席，并以《理想·现实——陆九渊为何如此评价王安石》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我没有在临汝书院跟大家高谈阔论，给大家分析什么叫理想，什么是现实，因为有关于这两者，大家比我更懂得。我主要从理想高过于现实，现实比理想实际的角度开始说起。
现实虽然是理想的基础，是理想产生的前提，但是产生理想，却是为了改造现实和改变现状。不是说现实完全不好，但现实一定不完全好，无论什么时代的什么现实都不例外，因为如果现实完全好了，就不需要改造，也就不需要理想，从而产生不出理想了。人类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产生理想，也确实产生了理想，这件事情也就说明无论什么时代的现实，都不曾完全好，都没能尽如人意，所以才会产生理想，希望改造现实，把现实变得更好。
政治家的职任是设计和行使权力，也就是行政；行政者不论怎样行政，都会有赞赏、欢呼，也会有批评，甚至谩骂，这是受政者的本能反应，因为变化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给他们带去了不同的感觉。无论施政者是否赋予他们这种权力，他们都忍不住会对施政者和政策进行评判。行政者既无力干预，最终也干预不了。
思想家尽管也是受政者，但他们跟普通的受政者不同，他们会从施政者和受政者两面考虑这种问题，尽管有的平和、平缓，而有的偏颇甚至偏激，但是评说是必要的，也是无法禁绝的。没有对施政者站在不同立场的审视和评说，政治和行政就无法得到客观效果的真实印证，也无法改进。没有一切都正确并且不需要改进的政治和行政。一切政治和政策，都不可能完全正确而毫无问题不需要批评和改进。
在一定的角度和程度上讲，审视权力并评判权力实施，乃是思想家的职责，是他们的天赋使命。
思想家直接述诸行动干预政治包括参加政府做官从事事实上的行政行动，属于越份，属于出界；但若放弃对权力和权力运行的审视和批评，属于弃本，放弃自己的本分，是失职。
政治家从政是本份，干预思想家审视和批评是越位，是以权势压制言论，是无知，是凶蛮，会给自己留下历史的骂名。
所以，王安石虽然是当朝宰相，批评者依然有权对他指手画脚，听不听由他，指不指不由他。如果他使用权力镇制批评、陷害甚至谋害批评者，批评者自然没有办法抵御，因为批评者手里可能没有权力保护自己。但就算行政者将批评者置于死地，杀得了人却杀不没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不会来自于某一位批评者，世界上有很多批评者，就是当下没有，将来也会有，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一样还会有人出来批评、责骂，反省和重新评价，陆九渊、朱熹等对王安石的评价就是这样。
陆九渊虽然也做过官，当过州长级官员叫知荆门军，但他主要是位思想家；王安石虽然有思想，写过关于《尚书》、《诗经》和《周礼》的著作，而且一度颁布施行，给全国大学生当教材，里面表达了不少自己的新想法，称作《三经新义》。但他主要是位政治家，他当过宰相，比现在各国的总理权力大。
他曾经主持变法，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直到今天，大家依然在评价，很多时候仍在批评他，有的甚至还在责骂。王安石备遭后世批评、责骂、也倍受后世推崇、赞赏，两种不同说法主要都是因为他的变法行动。
王安石作为一位实践的政治家，不可能是完人，越是从事具体事情和实际工作的，显露的毛病就会越多，推行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虽大，表现错误的机会也会跟着增多。
陆九渊作为思想家，他的批评和评价，也不会完全准确精当，评论或者批评也会出现问题，所有的批评都不例外，“批评”，作为一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批评的目标和内容与效果，未必都得当，因此，“批评”也要接受批评，不接受批评的“批评”，跟不接受批评一样，都是独断，独断是非常危险的。但这里说的对“批评”的批评，却不是来自政治家使用实现权力对批评者进行围剿，而是批评家对其他批评家的批评的重新审视，重新反省。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问题的症结才会不断地显露出来，为实施行政的政治家提供必要而有效的借鉴，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没有真正懂得这一点，因此他算不上真正理性而有智慧的政治家。智慧不是不会出错，而是允许人家点指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不断改进，使事情越办越好，也使自己越来越能看清真相，获得认识上的真进步。真正智慧的政治家，是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开放式地交给大家，让大家自由去评价，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也不论是赞美还是责骂，都是必须承受的，连这点承受力都没有，就不要去从政，没有不发生错误的行动，只要行动就有错误；不许反对者或者不同政见者发表不同意见，非要把他们都赶出朝廷，这是王安石的不智，也是王安石的胸襟不够宽广，不够豁达。这样做的效果并没有给王安石带来举世一致的好评，反而适得其反，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持久。
王安石听不进不同意见，把不同政见者都赶出了朝廷。结果反对变法的人重新得势后，不仅把王安石赶出了朝廷。还把参与、支持和拥护变法的人赶出朝廷，当变法的人士再度得势后，又把贬窜他们的那些反对派人士都赶出了朝廷，后来造成恶行循环，还被中间的投机者利用，结果致使朝野之间的参政人士严重分心，形成长期党争，以致金军兵临城下，还在为孰是孰非争吵，内卷严重，内部消耗过甚，对北宋灭亡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当然，北宋灭亡的原因不止在朝野官员的分帮划派，不在争斗圈子里的也有责任，皇室本身更有责任。可即便大家都负起责任，北宋就不会灭亡了吗？没有不灭亡的政权，就像没有不死的人一样。就算王安石不变法，北宋也会亡，就算金兵不来，北宋也不会永久存在下去。加上金兵那般凶猛，北宋对金兵又缺乏必要的深入了解，所以顷刻间就毁掉了。北宋灭亡的原因，主要不在王安石，也不在王安石变法。
就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我在讲座中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虽然不排除当时国家的经济、军事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我不同意变法是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的说法，因为我感觉这是个缺乏实际根据的判断。
什么叫“积贫积弱”？指的是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生活吗？从文化上讲，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家天下以来历史上成就是最卓越的，登峰造极、空前绝后，怎么可以说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政治，宋代的政治结构稳固，社会比哪个朝代都安宁，政权组织畅行无阻，政治透明度高，宽忍度大，读书人参与意识强，是古典时代最有民主意味的，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出现过大的起义，更没有出现过藩镇割据之类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读书人或者士大夫跟朝廷离心离德的情况，怎么可以说“积贫积弱”？如果说是经济和生活，作于徽宗宣和年间的《清明上河图》，就算张择端有用图画歌功颂德的嫌疑，但如果没有在汴梁长期所见，也编造不出那样的景况。画图里表现出的市场繁荣和生活闲适的状貌，反映的正是经济富庶生活安逸，怎么能说是“积贫积弱”？如果仅就军事而论国家强弱，这当然是近代以来因为备受列强侵夺的心理阴影造成的错觉。其实一个政权的强盛与否，绝不仅在于军事，甚至可以说首先不应该是军事，而应当是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就算仅以军事而论，宋朝的军力也相当不弱，只是他面对的敌手太过野蛮、凶悍，无论是党项、契丹、女真还是蒙古，一个比一个凶蛮，一个比一个无理。因为北宋和南宋分别灭亡在女真和蒙古的铁骑和钢刀之下，也就是灭亡在异族的武装力量下，从而就说宋朝“积贫积弱”，这是非常有问题的。西周灭亡于犬戎、西晋灭亡于匈奴、后晋灭亡于契丹，怎么不说他们“积贫积弱”？如果说他们都在宋的前面，那么明朝实际上也灭亡于女真，尽管同时也灭亡于李自成、张献忠，那为什么不说明朝“积贫积弱”？同样是受辱，既不是宋朝开端，又不是宋朝结尾，其实宋朝也未必最严重，为什么非要拿宋朝说事？这些被当时的少数部族毁灭掉的王朝政权，所遭遇到的对手，有哪个强于宋朝吗？连法国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女真（他们叫“通古斯人”）的凶悍，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而蒙古从成吉思汗直到忽必烈，见国灭国，遇部落灭部落，打得全世界毫无还手之力，连当时德国都投降了，后来的希特勒没有遇见蒙古人是算是他的幸运。但蒙古的一位皇帝却被打死在攻宋的战场上。从1235年开始攻宋，一直到1279年，历时近半个世纪才最终毁掉南宋，在这些证据面前，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宋朝“积贫积弱”，也没有充足的理据称南宋为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我指出王安石当时变法的原因，是经济确实出现了问题，财富在官员手中的多，在民间豪强手上分散的也不少，但官家的府库确实出现了问题。王安石当过三司度支判官，三司相当于财政部兼税务总局再兼货物运输部之类，这个情况他肯定了解；地方上的情况，因为他也做过鄞县的知县、舒州的通判、江宁的知府等，应该是心里有些数的；军力的不足和军械军需物资比如马匹不够精良等情况，显然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不用深入调查了解。
除此之外，主要是社会安定日久，生活闲适久了，人心懈怠追求享受安闲度日，官场因循保守习常厌变缺乏作为，躺平意识充斥朝野之间，让人感觉缺少活力，所以需要振作一下。再有就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思，这一点或许更重要。
宋神宗年少登基，不愿在这种懈怠的氛围中迁延下去，虚度年华，他想发出声响，以表明自己的存在，表明自己相比于祖先，并不是一个庸常之辈，他不想让别人说他只会啃老，不能创业。
其实只要他按照过去先皇们的做法做，就不会出现后来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宋朝的灭亡，也就不会在后来者的心目中应该由他和王安石来承担主要责任。他登位时很年轻，才只有十九岁，正值血气方刚。性格也有些活跃，前面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无论是开基创业还是完善制度以守成，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广为朝臣们称赏，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都很崇高。英宗在位时间短，才四年多，未及展现，就轮到他了。他不想默默无闻，也想造出点声响，好表明自己是有作为的君主，不是无能的啃老之辈。
王安石也想要有所作为，以展现自己的才智，证明自己的创新能力。
宋神宗虽然想要改变一些过去的做法，以表明自己不是无能的啃老一族，不过开始时他很谨慎，要是跟老一代的朝臣们说这种心思，人家就会劝他坚持祖宗之法。他是聪明人，不想讨这种没趣，于是就想提拔新进之人，共同谋划。王安石因为在仁宗时，就有变革的想法，想要有所作为却没得到被重用的机会，于是自然就成了神宗皇帝的首选。神宗登基不久就把他超常规提拔到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两人一道谋划，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无愧列祖列宗，以便使自己不被列祖列宗的盛德光辉所淹没。所以实施变法的虽然是王安石，但是主要的谋划者、保障者和强力支持推动者，显然是宋神宗。两人一拍即合，这一点可从王安石给宋神宗所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的“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等类似的话语中获得了解。他们觉得本朝百年无事，大家习惯在平静中混着往前推着过，正是振衰起敝，改弦更张，大有作为的时候。
王安石本来在仁宗时代就曾上书，表达变法的意愿，宋仁宗不以为然，被搁置在一边。仁宗过世后英宗只当了四年多的皇帝，身体不好，治平五年过世了，之后是神宗即位，改第二年为熙宁元年。因为王安石“越次入对”，谈论深得神宗欢心，于是在熙宁二年被破格提拔成参知政事，就是副总理，与神宗君臣联手，开始实施变法，以便完成共同的心愿。开始时人们都欢欣鼓舞，不久很快发现不对劲，于是立即反弹，“天下恟恟”了。
有关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对王安石本人的当朝和后世负面的评价，我只大致说了一两点，没有时间举证更多，在说明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失败了和相关负面的评价之后，我把讲说的目标直接转向了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当然还包括一点我对陆九渊评价王安石的评价，留待下篇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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