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1990年的三十年里，清政府以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官僚重臣引进了一个洋务运动。

其中，这些洋务派认为:

“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因此，洋务派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开始兴办军事工业，先后创办了上海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

在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派人查访沪局的情况后说:

“制造局积弊, 在换一总办, 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 陈陈相 因, 有增无减, 故司员两项, 几至二百, 实属冗滥。”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些创办的工厂机构臃肿, 冗员充斥, 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 其中，在经营方面, 更是极为腐败, 生产效率很低, 生产成本高, 大部分的经费用于薪水和公食开支, 以至在一些局、厂中制造产品的费用大大超过了直接向外国购买的费用, 所生产 的产品, 并没有起到抵御外侮的作用。

为了培养通晓西方的人才, 七十年代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派遣四批学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艺童”和“艺徒”分赴英、法。洋务派还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

在继续进行“求强”的同时, 洋务派鉴于财政困难和他们对西方认识的深化, 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 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 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交通运输事业。

这里的“求富” 也就是赚钱, 牟取利润的一个说法, 为了追求利润的积累, 会进行扩大再生产。

而在 1875-1894 年间办起的24 家商营近代采矿企业中, 有23 家挂着官督商办的招牌。在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下, 官督商办的名义也给民族资本企业带来不少便利条件, 可以在资金筹集、原材料供应、成品运销等方面实行税厘减免。例如, 当时的一个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和发展就很能说明问题。

期间，洋务派所从事的创办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的经济活动, 虽然具有极其浓厚的买办性, 但洋务派采用了机器生产方式, 形成一批产业工人和新的技术力量，这种西学的传播, 对转移社会风气也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