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1234年宋军端平入洛 ，至1279年崖山海战宋室败亡，宋元战争长达46年。这46年里，蒙古军队对南宋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攻势。与骑兵见长的蒙古军队相比，野战乏力的南宋军队往往左支右绌，只能依靠地利优势勉强支撑。不过，虽然因为骑兵短板不善陆战，但在一开始，南宋却有着一支远胜蒙古的水军部队，面对蒙古大军的围城，宋军更是多次依靠水军的突入驰援转危为安，可以说，南宋水军力量是南宋得以维系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不过，在一些网友看来，南宋水军虽然更为成熟，但战术却不免显得有些呆板，除了配合陆军进行围城战的突围或补给支援外，这支水上军队更多的时候只限于水路要冲的防御作战，未能像后世的水军或者海军那样，依靠速度优势对敌进行登陆袭扰。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上，南宋时期的水军一直努力尝试用登陆战对蒙古人进行战术袭扰。比如理宗嘉熙三年，宋将余玠就曾经率领水军北上，逆击蒙古所占的汴京、河阴等地，蒙将杨杰只哥兵败身亡。这次攻击，直接打断了蒙古南下入寇的战略节奏，这也是余玠这位在后世因受蜀抗蒙闻名的名将第一次高光时刻；
9年后，同样是利用蒙古大军南下的时机，宋军再一次派遣水军北上，袭扰山东。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除了因为此地水路交通便利外，更是因为此次南侵的蒙军中，大量仆从军士兵的老家即在山东，袭扰这里，也就间接打击了蒙军的军心。
从以上两次战例来看，宋元战争前期，宋军也曾经尝试过依靠登陆作战袭扰敌人，并且，这两次作战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因为速度优势的存在，被反手掏了老巢的蒙古军队，只能放弃原先的南侵计划，先解决后院起火的问题。
不过，南宋水军装备的火箭、火砲（投掷火药引燃物的投石机）、霹雳火球等装备，大多是专属于水上作战的战具，在陆地作战时，其射程、灵活性并不具备优势，很难对抗有所准备的大部队。而水军所装备的种种特种冷兵器如拍杆、铁钩、长镰之类，更是难以用于陆战，因此，即使是这种打法较为频繁的宋元战争初期，南宋也仅仅只是以偏师作为袭扰部队，进行小规模的骚扰作战，这种被称之为批亢捣虚的作战方式，也仅仅只能算是南宋防御战体系的一种补充。而从之后的史料记载来看，南宋依靠水军进行登陆战的情况并不算多，尤其是到了宋元战争的后期，南宋水军更是退化成了戍卫部队，少有主动进攻敌占区的情况。
这和一直被我们忽视的小透明蒙古海军或者说蒙古水军有一定关系。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水军无论在人员、装备和技术上，都与南宋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渡河进攻时，有时甚至会直接用木筏、“浑脱（充气的羊皮）”趁夜偷渡，面对这种比原始人的独木舟强不到哪去的“水军”，宋军自然有着碾压般的实力。但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多久。冷兵器研究所之前发布的一篇文章《段子手嘲讽的“蒙古海军”，历史上竟也能远征万里，击败南宋10万水师？》曾经提到过，宋元战争期间的蒙古水军，在逐渐吸纳了宋代造船业的先进技术后，其实已经颇具规模。
相比于只剩江山半壁的南宋，元朝所能拥有的资源和人力优势无疑极为巨大。这种国力上的优势，使得双方在水师战斗力上的差距变得并不明显。以两淮流域的战事来看，蒙古水军虽然在战斗力上依旧难以匹敌宋军，但双方的水战却互有胜负，公元1242年、1245年，蒙古水军都曾经两次突破南宋在淮河地区的防御，渡淮而下。
这是因为，两淮地区水网虽然稠密，但一些河道要津却较为狭窄，如涡河口、五河口等地，在水路交通要津之处作战交战时，蒙古陆军同样能在河流两岸以弩炮进行支援：“敌又于南北两岸，夹以马步，翼以炮弩，每每我以一面而受敌三面之锋”，也就是说，蒙古水军在这些地方作战时，还会有步兵、骑兵、砲弩协助，一旦宋军不堪弩炮袭扰上岸登陆，就会遭到地方步弓骑兵的联合打击。
这种不讲武德的打法，使得南宋水军三面受敌，除了要应对实力逐渐提升的蒙古水军外，还要时刻小心敌方陆军的介入，不得已之下，宋军只好改变之前控扼要津的战略，改为在宽阔水面处寻找遭遇战的机会，这倒有点像女真、蒙古骑兵在平原地区寻找与中原步兵决战的情况。这样一来，南宋水军所能选择的战场就受到了限制，一旦敌人控制住河道要津，宋军就很难像原先那样在四通八达的水道上四处驰援了。
这还不算完，这种水军实力的差距变化，在宋元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停止。因同侪构陷而惶恐不安的南宋知沪州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于公元1261年投降元朝，他之所以叛宋史学界已有公论，但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南宋军事情报极为了解的他向元朝建议“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可以说，正是他的一力谏言，才重新坚定了元朝图谋南宋的信心，也导致襄阳城再次成为元朝攻略的目标。
公元1270年，即襄阳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年，这位降蒙宋将开始为蒙古训练水军。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刘整为蒙古赶制战舰五千余艘，又新训水军七万余人。可以说，依靠元朝国力作为背书和支持的刘整，亲手补齐了蒙古军队在战争体系上的最后一块短板。
相比于日渐成长起来的老对手，南宋水师的规模却日渐式微。与国力充沛，能够多番调动人力财物的蒙古水师不同，积弊已久的南宋却很难对水军进行及时的资源补充。
就拿南宋时期建成最早的定海军为例，这支水军力量处于杭州湾海道中心，最盛时士卒多达万人。而另一支许浦水军，曾经定额一万二千人，此地控扼长江出海口与东海交汇点。在此地建军，本就有着北上进取的战略目的。
因此，这支水师也最受统治者重视，最盛时，兵员曾达到一万四千余人，分为四军、八将、六十三队，要知道，曾经的南宋御前水军也不过设立了三将进行统摄，由此可见，许浦水军的规模在南宋历史上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到了1253年，定海军人员定额只剩下五千余人，其中更是有一千人的缺额难以补充，至于许浦水军，军队规模更是不足原先的一半。这两支水军尚且如此，南宋的其余水师力量的窘迫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人员缺失严重，南宋水军在宋元战争后期几乎没有进行过人员的大规模裁替，老弱病幼被拣选入伍后，根本不堪使用。而为了扩充兵员，一些将领只好重金招募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更有甚者，还会强征百姓进入军营。这种毫无顾忌地征兵手段，虽然扩充了人数，但对于水军战斗力的增加百害而无一利，在种种饮鸩止渴的权宜之策下，南宋水军战斗力的衰退也就可想而知了。
崖山海战中，张世杰为了稳固军心，将上千艘海船用铁索连成一体，结果被张弘范围困，反而导致军心打乱，十万宋军和民众全体覆灭。在评价崖山海战时，经常有人诟病张世杰迂腐，认为正是因为其采用的连锁船战术葬送了南宋水军的最后机会。可实际情况是，这并非南宋第一次采用铁索连船的战术，早在焦山之战中，对敌我水师战斗力增减有所察觉的张世杰，就已经下令“每十舟为一方，定江中流，非有号令，不得起”，这种以舟为城的战术，有着巨大的弊端，失去机动性的舟船很容易成为敌人火攻的靶子。然而，水军作战虽讲究机动灵活，但这种机动灵活却对船员的战术素养有着巨大的要求，而到了崖山之战前后，南宋水军军力的衰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若不是采用铁索连船，此时的水军恐怕早已因士气低落而溃败了。
其实，从襄樊之战中南宋水军的巨大伤亡就能看出宋元双方水军战斗力的变化了，在漫长的襄樊防御战中，南宋水军曾经进行了13次极为惨烈的支援作战，其中仅有3次成功将补给辎重运至城内，而即使是这3次成功案例中，也有一次是以驰援水军全员覆灭作为代价。仅从水军的损失上来看，这场宋元攻防战，无疑也是宋元双方水上力量发生对比的又一关键转折点。
纵观宋元之战，南宋水军在规模、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因综合国力的持续衰弱而逐渐丧失，正因如此，即使南宋有着从淮河或海河北上逆袭蒙古的计划，也无力依靠小规模部队突破蒙古水军的防线，这才是南宋水军少有北上登录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