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经济“期中考试”成绩单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虽然6.3%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和去年同期6.6%的经济增长率相比，还是减少了0.3个百分点。面对中国经济是否后劲不足的声音，这6.3%经济增长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速度的真正内涵？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又在哪呢？
图为刘世锦
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目前为止，九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其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处在一种回调的状态。那么对这样一个变化到底怎么看？国际、国内有相当多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也有人认为是外部冲击。但是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说，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称其为中高速增长，但是转换完成以后就是中速增长。具体来讲是， 今明两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样的话，我们明年就可以完成我们既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但是到明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是多少呢？应该是5%到6%之间，也许是5%左右。速度发生这个变化以后，可能有些同志讲，和过去相比我们的速度就低了，是不是感觉到信心不是那么足了，精神不是那么振奋了，或者中国经济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现在讲稳增长，首先你得搞清楚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到底应该是多少。
16.3%是低还是高？合理的经济增速应该是多少？
其实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它背后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这个也已经被国际经验所证明。
日本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那个时候它的增长速度大概是9%以上；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它就开始下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平均增长速度就是4%左右；然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又下了另外一个台阶，就到了2%、3%，甚至1%这么一个平台上。所以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边，日本经济实际上是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平台。我特别强调日本的经验，我想日本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可能和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希望大家特别关注。韩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基本上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无一例外它们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条：
第一，就是可利用技术的减少。大家知道，后发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因为它借鉴、吸收、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先进技术，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的数量是在逐步减少的。
第二，一些重要的产品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第三，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下降，每年下降200万人，最近几年每年下降四、五百万人。2018年我们的就业人口，就是全中国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些人口总量也出现了减少。
最后，就是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雾霾，这几年这日子过得不错了，吃饱了，穿暖了，但是晚上你想出去遛弯的时候，如果说PM2.5超过200了，你能出去吗？大家会问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这么难呢？这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容量已经触及到了底线。
所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尽管如此，我们的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想特别强调这个速度问题有时候也是个数学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基数和新增量的比较。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2019年，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增长6%，我们就看这一年这个新增量，如果放到200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多少呢？30%，而且我们是剔除了价格因素的；放到2010年是多少呢？11%。30%、11%的速度低吗？速度很高了！其实我们今年能够实现的新增量也有这么多，只是因为现在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增长速度是在逐步回落的，但是我们经济的新增量每年都是在增加的，而且都是全球最大的。我们最近这些年提供了全球每年新增量的大概30%左右，比如说，去年我们经济的新增量就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但是我们每年经济的新增量还是全球最大的。可以说，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潜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机会，在中国。所以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定要抱有信心。
图源：每日经济新闻
2中等收入群体，为何是维持经济增长的主力？
目前，我们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人，还有10亿左右的人口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目标，在我们明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
第一点，最近有一个说法，叫做“十亿人尚未坐过飞机，五亿人还没坐过马桶”。现在坐飞机对于大家来说是很经常的，甚至有些人是“空中飞人”，但是要记着，在中国有十亿人还没坐过飞机。我记得在一、二十年以前，我们能坐个马桶，已经感到很幸福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搞智能马桶了，但是中国还有五亿人没有坐上马桶。中国在这个阶段，落后就是潜能，所以这十亿人的收入增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最重要的增长潜能。
第二点，我们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分享我们发展的成果。
第三点，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占到社会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对我们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给大家举个例子，阿根廷在20世纪的初期，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德国是差不多的，有些年份比德国还要高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差距很大。阿根廷在很多年以来，它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没有什么提高的，甚至有时候是在后退，是在下降，波动很大。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不来，所以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个目标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人均收入要保持一定的增速，我们还是要发展，要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不能再扩大，要适当地缩小，缩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这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我们才能够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话，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会从目前的四亿人增加到八、九亿人，达到整个人口的60%以上 。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城市群的潜能究竟为未来经济发展能输送多大的动能？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的发展。在大都市圈这个乡村的范围之内，应该是农民要进城，城里边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应该是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另外小城镇的建设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城乡居民共建共享。
3六大新动能，为稳增长提供强劲动力！打造大都市圈，激活城乡发展能量
新动能之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的发展。最近几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现在换了一个名字，叫做粤港澳大湾区。
它们要努力成为全球性的创新和制造中心，另外我们内地一批省会城市正在快速地成为新一线城市。大都市圈是什么意思呢？形象地说，就是在现有核心城市的周边，比如五十公里到一百公里的范围之内，能够发展起一大批小镇或者中小城市。那么这一批是多少呢？可能是几十个也可能是几百个。这种城市结构形成以后，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一些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可能会转到这些小镇里边去，一些高端的服务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服务业，它们就会集中在核心城市。所以 它是一个城市结构和产业结构很大幅度的调整。这样的话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处在大都市圈范围之内的这些乡村是最有条件率先振兴它。
可以这样讲，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包括我们讲的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这些事情70%以上都会出现在这些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我们讲的中等收入群体要倍增，那么增加的四、五亿人大部分也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在大都市圈这个乡村的范围之内，应该是农民要进城，城里边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应该是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另外小城镇的建设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城乡居民共建共享。
要推动这些改革，我们需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说宅基地流转，有些同志是很担心的，他们说这个宅基地流转以后，有些农民是拿到钱以后就去喝酒了。他去喝酒，最后没地方住了，身无居所，这将来是要出大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确实有。这个仅仅是农村有吗？城市里边也有。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多少人有这样的行为？一百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两个人才有这样的行为。我曾经见过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在农村工作很多年了，他的经验是说农民非常地聪明，这算盘打得很细，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 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理顺的话，农民的行为都很理性。所以我在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农民，要相信他们的聪明智慧，相信他们的自我负责意识。
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全面提升效率
新动能之二，就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就是我们提升了效率。但是还有没有低效率的洼地？大家回头好好看一看，其实这个洼地还不少。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就是 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讯、土地、融资，我们比有些发达国家还要高。有一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他曾经到美国去办厂，他发现这五大基础性成本中国比美国要高一倍。美国主要是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高，其他的成本呢?反而是我们比它要高。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这种说法还是持有疑义，以后看了一些数据后发现基本上情况是如此。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1万美元，美国是超过了6万美元。为什么这些基础性成本我们反而比它高？这里边原因可能还比较复杂，比如说美国的土地比较宽裕，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相关的领域中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的垄断，竞争不足，这样的话成本就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要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那么推动基础产业的放开准入这种改革到底可行不可行？我认为最近几年电信行业改革的经验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在短期之内能够见到明显的成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大概前一段时间，中国联通搞了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搞了以后，它们就发行了一个腾讯的大王卡，这个卡发行了以后，同样的流量下它的价格明显要低。大王卡发行以后，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其它电信公司的用户就转到了联通。所以其他公司一看这个压力太大，它们也马上设计新的产品，降低资费水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感觉最近一、两年我们的通讯资费水平已经明显地降低。中国移动在2016年的时候，它的资费水平还那么高，2019年的时候，已经降到相当低了，和英国运营商的资费水平差不多了，这就是所谓 “鲶鱼效应”。我们混改以后，通过推出一个新的产品进去搅动一下，成本还是可以降下来的。
提升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新动能之三，就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这也是大家平常比较关心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最近几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收缩，但是差距幅度还是不小，财产的分配差距可能更大一些。我要提的问题是，人们最初的能力差距就像以后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分配差距一样大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农村的孩子和一个城市的孩子，从他们小时候的营养状况，到以后上学、医疗、文化、娱乐，再到以后找工作，条件相差很多，上学、工作机会是不均等的，所以最后才造成了一个收入分配或者财产分配上的差距。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办法呢？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税收这一类的方法进行适当调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要创造条件使他们本身的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本成长起来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小了，最后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就会缩小。所以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对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路径。
这里我想讲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我曾经去看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里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家里有五个女孩子，老大初中毕业了面临的问题，就是想上技校，需要3000块钱，她上了技校以后，就可以去沿海地区工作，那么她今后的发展之路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上不了这个技校，马上就回到他们那个村子，根据当地的习俗，很快就得结婚，结婚以后又要生孩子，跟他的父母一样，又会走上原来那条路。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能不能上技校这件事情，对她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当时我们也进行讨论说这3000块钱能不能国家补贴1000块，地方政府补贴1000块钱，以后自己拿出1000块钱。还有人提出建议说能不能国家把这3000块钱都免费，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教育投资。从长期来讲，教育投资实际上效益是最高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继续解决好就农民工进城和城市融合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个认识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讲农民进城要解决户口问题，户口问题的关键是户口背后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提供。这样的话，这城市看起来财政上就要花钱，所以有人经常算账说，一个农民工到某个城市以后需要花多少钱。按照这种观点的话，就是农民工进城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那是城市对他们的一个施舍，这个看法对吗？我们要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里边是最辛苦的那一群人。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上午，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人来装空调，非常热的天气，有两个搬运工人在那里装空调，他们在那儿给你这么艰苦地工作。所以我们农民工给城市做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创造了GDP，创造了税收，所以你给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要重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步在城市里边，包括保障性住房，应该考虑给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一方面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就是所谓的长期居住、安居乐业；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内需。你看那个房子里边要有多少东西，你只有有了房子以后，房子里边那些消费品的消费才能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建立覆盖全国的基本的社会安全网。这里边就是加快全国统筹、异地结转，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信息手段已经很发达了，能不能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增加他们的便利性，另外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要提供更多的可及的机会。
提到消费升级，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买买，但数据显示，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并非一些人想象中的突飞猛进，那消费升级究竟指的是什么？制造业与服务业，看似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却能将他们完美结合，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消费升级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新主导产业？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我国的服务型处于快速增长期，但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短板。目前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下一步我们应该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还有服务业的制造化，使二者能够融合发展。
消费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大有潜力
新动能之四，就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近几年大家注意到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其实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我们所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些人，该买的东西基本都买了，所以这个消费品的增长速度会逐步地下降，但是人们的消费还在增长，关键是消费在升级。
什么东西在增长、升级呢？服务性消费。主要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生长期。从全国来讲，现在服务性消费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在一线城市已经超过了一半。我们现在讲服务业的发展，我们一般性的服务业目前已经很多了，比如酒店、餐馆这些，应该说我们的水平也是不低的。
那我们现在哪个方面处于短板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就是直接给我们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那么一些行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在内的这么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它们增长得更快。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十个百分点的差距。
由服务性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的主导产业。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下一步怎么更快地发展，这里边我想强调的就是它们开放的力度应该超过以往。因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一种非编码的知识。什么叫非编码的知识呢？例如游泳，夏天游泳的同志比较多，比如说你去学自由泳，之后这个教练给你一本书，有几页纸 ，自由泳的几个步骤你看了一下，看懂了，你下去游泳，然而下去以后还是跟没看一样，根本就不会。学游泳，一定在学的过程中才能慢慢地体会到它的技巧，这一类的知识，通过边干边学才能够学到。其实我们的服务业很多属于这一类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更大范围、更具深度、跟过去不一样的对外开放，来推动我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要通过挑剔性的消费来倒逼这个品质的提高。过去是从无到有，那个时候不挑剔，现在消费者非常地挑剔。所以有一个概念叫做挑剔性的消费，当挑剔性的消费出现了以后，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你的生产厂家的质量标准、服务标准必须要提高。最后就是我们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我们不要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因为有时候有些同志说，要么发展制造业，要么发展服务业。其实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我刚才讲的生产性服务业，它实际上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什么地方制造业搞得不错，最后又说生产性服务业不行，这可能吗？它是不会的，它两个完全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关系。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还有服务业的制造化，使二者能够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抓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
新动能之五，是前沿性创新。在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中我们都是后来者，我们往往和先行者距离比较大，叫做望其项背，有时候你连人家的背影都看不见。但是在这一次数字技术革命中间，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由过去跟跑变成了现在相当多的领域是并跑，在少数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领跑，也就是进入所谓全球创新前沿的无人区。过去是我在后边跟着你跑，现在我已经走到前边了，进入无人区。
那么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优势；
第一，就是我们人口多、市场大，这对商业模式的形成非常重要。大家注意，以色列被称为一个创新的国度，以色列的创新很活跃，它们的中小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是排在前面的。但是全球的互联网公司排在前十位的只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很重要的原因，人口多、市场大，它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比如说某一个产品只有1%的人是你的用户，在中国就有一千多万人，就能够形成规模经济，这个业务模式就能够转得起来。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排在前面的。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美国硅谷有人搞一个创新项目，一个零部件他找不到，最后到咱们深圳的华强北找到了。所以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来讲还是很强的。那么我们创新有没有短板呢？有短板，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相对滞后。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成果成批地涌现这样一个环境土壤、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制度，我们的创新搞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后劲不足。日本这些年是所谓“失去的20年”，但是注意，日本在过去18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年份它都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所以我重复一下，中国一定要加强基础研究，如果这个短板补不上，我们的创新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感觉到后劲不足。所以下一步我们强调以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企业产生更多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在全球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强调一下，咱们现在各个地方都在讲创新，但是客观地讲，是不是所有的城市创新都很活跃？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就是创新成果更多的出自于我们称之为区域性创新中心或者叫做创新型城市。但是这些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我们政府指定的吗?不是。它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的环境，你能够吸引来各种创新要素。你需要创造很多条件，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能够推动创新要素的合理的流动和配置。你能够有一些比较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特别是对创新活动能够提供全方位的资金的支持。你把这些条件创造了，逐步就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创新中心或者创新型的城市。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深圳、杭州和中关村地区要涌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创新驱动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绿色发展，新的发展体系更有竞争力
新动能之六，绿色发展。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我称之为 绿色发展新共识的三点想法。
第一点，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我们通常讲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它有更宽的内容，它包括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绿色的流通、绿色的金融、还有绿色的创新。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一个绿色的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点，就是绿色发展并不是对已有的工业化发展方式的一个简单修补，它是一种新的、和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并存的、相互竞争并且最终能够取胜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这里我们就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要重新定义，重新比较。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传统的发展方式，比如说它污染很严重，但是它的成本是外部化的绿色发展方式，它产生了很多社会效益，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也是外部化的。我们下一步要把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都要由外部化转化为内部化，都能够算账，然后进行新的比较。最后你会发现绿色发展方式是合算的，更具有竞争力的，是更有前途的。
第三，我们过去有些同志经常把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他们经常讲，这个地方重视绿色发展，重视环境保护，但是可能就要拖累经济增长速度。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绿色发展看作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绿色发展经济体系，你就会明白绿色发展它不仅在做减法。比如说我们过去做的环境治理，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还在做乘法，像绿色的金融、绿色的创新。所以它并不是拖累经济增长，而是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 我们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我们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算账的问题，就是你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要可核算、可计量，进而解决它们可货币化和交易的问题。 这样的话才能把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总的来讲我们要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使各方面的增长新动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劲、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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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大讲堂”（ID：cctvzgjjdjt），原文首发于2019年8月23日，标题为《【深度】目标6%至6.5%，稳增长未来靠什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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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戴丽丽 李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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