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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搬家的第三个原因是家庭人口增加，经济负担的不断加重。结婚的第二年，我家添了个小女孩。1985年8月，老婆又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出生，由于是难产，加上尤集医院的妇科医生李玉霞是个既无技术，又无责任心的东西，，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淑华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这样以来，全家人口多了，老婆又生病，给她娘家干活，娘家只管饭，不给钱花，因此我的经济负担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搬家回来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早在1984年秋，我们邱圩行政村（即原邱圩大队）进行责任田调整时，村干部对我说，只要淑华娘儿俩回家，他们就负责分给她娘儿俩的土地。听说这话后，我马上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岳父母和淑华。谁知岳父母不让她娘儿俩回来，淑华也一个劲儿地听信她娘爷的话，宁死不回家。她娘家为什么不让她回家，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一走，她自己的一份土地就得被生产队收回，分给她的叔兄弟。这样以来，84年我家没有分得一寸土地。

到了1985年秋，生产小组又进行土地调整工作。调整土地工作刚开始，我就找村和生产小组干部，要求分得两口人的土地。村、组干部也答应了，可是一召集全组群众讨论如何调整时，反对意见就纷纷出现了：大多数农户不同意调整。

这些人为什么不同意调整呢?因为我们这一生产小组15户人家中，只有我和朝云、增敏3家该领地，其余10来户中有的由于死人、嫁出等原因，应该退地；也有的由于女儿多，从长远考虑，调整土地对他们不利，所以这些农户也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调整土地。如大哥的长子于83年死了，女儿出嫁了，他家理应退两口人的土地，村干部也指定他家退两份土地给我家。大哥当然同意退，可是大嫂却唆使其儿媳妇拒不交地。我们夫妇俩为了照顾可怜的侄媳和两个幼小的侄孙，只好作罢。后来由于大嫂子对其儿媳妇不讲情理，侄媳妇一气之下改嫁走了，这样大嫂子无话可说，只好于1986年秋才拿出一份土地给了我家，算作淑华的一份责任田，而女儿小杰的一份土地仍然遥遥无期。

我家总算有了一份土地，再加上母亲的¼份，即0·43亩，共2·2亩多地。领来这2亩多土地后，每到耕种时，我和淑华就回家耕种，第二年收割时再回来收割。好歹又坚持了一年。一年后，由于内弟结了婚，内弟媳妇反对她大姐在家过日子，淑华只好回家来了。

1988年春，我家又添了一个孩子，而土地仍是原来的2亩多一点。1989年10月起，我每月除了领工资89元外，另加节支奖15元、工龄和教龄津贴约17元，以及洗理费、福利费等，一共可领到120多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但由于物价的飞涨，家中人口多而土地少，所以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在农村来说，只能算作一般。平时吃饭，以麦面为主食，就饭用的菜是自家种的蔬菜。食用油一般是豆油、猪油等，芝麻油极少吃，因为六、七元钱一斤，吃不起。对于鱼、肉、蛋类，平时吃得更少，一般只有招待客人或过节时，才能吃上一些。穿的是普通的涤良、涤卡、中长纤维等，至于呢料等高档次的布料，根本连想也不敢想。家庭用的高档家电，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没有一件。我家和多数农户那时过的就是这种清贫的生活。

家中土地少，两个孩子的土地，按政策来说，也应该给，我们不能不要。向谁要呢？生产组组长和一般农民一样，说话根本无人听；而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井△△和村长郭△△等人，虽然小节较好，但他们都是软骨头，不敢碰硬，再加上他们对工作本来就不负责任，从来不能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而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糊下去。因此请这些干部解决问题，是大腰的裤子——没有门儿。后来一直到90年秋，才由一些人从中调解，让老大家拿出7分、朝俊家拿出8分半，合计1·55亩地给了我家，这一亩多地就算作小杰的一份责任田了。

调整土地真是一件“老、大、难”的工作啊！

1991年初秋，中共灵璧县委下达指示，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工作。县委的决心下得很大，话也说得十分坚决，可是由于下面的阻力大，一些乡村干部不负责任，再加上县委领导人本身就是虎头蛇尾，结果在一些地方土地调整工作仍未做好。最突出的就是邱圩行政村。这一点还得从头说起。

那年秋分期间，我村的农民群众在收割完毕以后，刚要动手耕地，村党支部书记井△△、村长郭△△、会计邱增宝等人，便挨门逐户地通知：现在不要耕，等乡长开会回来，把土地调整好再耕。大家没有办法，只好眼巴巴地等着乡长回来。谁知一下子等了半个多月，乡长谢庵名（化名）才从合肥回来。他回来以后，便和党委书记李至划（化名）、副乡长游记珉（化名）等一帮十几个大小官员，窜到我村，我村干部又是打酒买菜，又是杀鸡宰羊，花了六、七百元，把他们喂饱灌足以后，他们才召开动员大会。动员大会开过之后，我村的干部们才敢进行土地调整工作。

这次土地调整工作，根据县委指示精神，是以原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我们原邱三队（按1980年前，邱圩和苗河两个行政村没有分开以前的说法）在1981年间分为三个生产组，按这次调整土地的精神，这三个组应合在一起，统一进行调整。这三个组的群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分歧，但通过做思想工作，最后意见还是取得了统一。

意见统一以后，我队的土地调整工作就由邱增宝具体负责进行，井△△负责全面指挥。

按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研究，决定在3天内全部调整好。开头两天还比较顺利，可是到了第三天，有一个农民提出了关于原来的水沟被填平以后，算不算亩数的问题。这时井△△或邱增宝等几个村干部，其中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然而这些村干部中，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井△△和邱增宝却说这个村干部我们不干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时有人去找郭△△等人，他们也这样答复。我们生产队的群众无不大骂他们这几个家伙，都说他们是只知道喝农民的血汗而不为农民办事的官老爷。

事情被井△△等人搞糟到如此地步，怎么办？土地还要不要调整，如何调整？这时大家都一致同意各组调各组的。不长时间，其他两个组都先后调整好了，只有我们这个组，由于原来那两三户的捣乱，组长说话无人听，土地调整工作怎么也进行不下去。我家和增敏、增任两家，推选马荣华到乡政府去反映情况。

荣华到乡政府反映情况时，正好尤集区区长岳崇松同志这时也在场。岳区长对荣华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当场就批评了谢庵名和李至划等人。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区干部大会上，岳区长又点名批评了邱圩村干部井△△等人，并不指名地批评了李至划和谢庵名。这一下子可得罪了李至划、谢庵名等人，他们公开扬言：“你们组的土地自己看着办。”

乡政府领导人坏到如此地步，我们又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写信给县政府，要求县政府过问此事。后来听知道内情的人说，县政府领导人也向区领导人下了指示，责令把邱圩村中那一个组的土地调好。

岳区长接到指示后，多次跑到刘寨乡，督促乡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李至划、谢庵名等人一个劲儿地顶住，拒不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样我们3家应该得地的户，又白忙了一场。

从调整土地这一问题上，我深深地认识到，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由于原来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上台以后，他们篡夺了党、政、军大权，致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惨遭镇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彻底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完全践踏，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几乎完全被否定，因此，整个社会人妖不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在这种反动逆流中，许多党员干部蜕化变质，成为“吸血虫”，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一些群众也越来越自私，这些人为了一己之利，往往不择手段，甚至达到了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亲的地步。这真是可悲可叹啊！

最后，谈谈子女问题。我和淑华结婚以后，共生了4个儿女。长女乳名叫小杰，生于1983年4月19日晚上8点；次女生于1985年8月10号，是个怪胎，生下后即窒息而死；第三个是个男孩，乳名叫小磊，生于1988年4月1号晚上9点15分；最小的一个女孩，乳名叫秀峰，生于1991年5月20号19点24分。

如果按照计划生育的政策来讲，一对夫妇只提倡生一个孩子，在农村可生两个，但第二胎生下后，夫妇一方必须做绝育手术，并罚款和加收抚育费800元，但由于我省大多数领导人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力，有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睁一眼闭一眼，不管谁超生，只要上级不追究责任，群众中无人检举，他就可以装作不知道。所以我省农村中超生人口现象特别严重。我村的井△△等人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干部。

我村中的大多数育龄夫妇，每当生下两个孩子时，村干部有人也煞有其事地去动员他们结扎、罚款，而这些超生的夫妇也确实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但拿回来的结扎证明条却是花300到500元买来的假条，只要交上去，以后不管再生多少，村干部也装不知道。至于罚款就更少了。生二胎的户本应罚800元，可是在我村50元就搪过去了。有的甚至生了七、八个也没有被罚过款。这都是井△△等村干部为群众干的好事！我们夫妇俩本来只打算生两个就行了，谁知小磊生下后，政府没有找我们去结扎，不久老婆又怀孕了。这时我俩都一致同意去医院做流产手术，谁知流产手术刚做过没有多长时间，她又怀孕了。这时我便主动向校长请假，做了绝育手术。因此，最小的一个是漏网的。

在尤集中学前期的11年中，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太顺利，但从总的情况看，还是相当好的。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好运气，如成家立业、儿女双全、金榜题名、扬名天下等，我都享受到了。

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达到这种地步，也应该心满意足了。要取得这些个人上的巨大成就，我认为，一必须胸有大志，二必须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否则你的目标、愿望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