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新华社

1959年夏天，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个转折，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实在说来，我们那次高考，一切都准备得很不充分，完全是匆忙上阵。前一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占去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功课几乎都停了，整天参加户外劳动。我们曾几次到山上砍树挖窑烧木炭，树都需松树，大小要如胳膊，扛到土窑里，七八十根一窑，由两位稍懂技术的同学封窑烧制，因为不专业，有时烧不透，有时烧成灰，几经失败后才成功。

我们到过八十多里外的地方挑石灰石。那天凌晨3时出发，一路走山道，八九个小时后到达，吃一点干粮当午饭，而后挑着一担石灰石，十个多小时后回到学校。这是我此前此后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次劳动，时间长，强度大！

我们还到过三十里外的一个山村，在山溪里捡铁矿石；我们在学校门前砌炼铁炉，烧了一炉又一炉的废铁……

我们的功课荒废了，我们的心放飞了，无心于课堂，无心于书本，甚至心存疑问：“今年还会有高考吗？”

高三的第二学期开学时，县里下来指示，说高考照常举行，要大家积极备考。我们于是被集中到离本校八九里的僻静的山村一个停了产的陶瓷厂。久弃不用的课桌，上面都是灰土。我们在那里匆匆忙忙复课，要把落了的课都补上。

一时间，我们日夜加班，疲于奔命。老师补课跃进式，简而不详，我们听课似懂非懂，囫囵吞枣。温习课文的时间不够，老师布置的作业更是做得极少。

学期结束，但毕业班不放假，留校复习高考的功课。我们文科班，需要默记的内容更多。时间紧迫，只有匆匆浏览一过。这时正是大饥之时，县里号召勒紧裤带过日子。我们学生的定量，每人每天改为十小两（一斤十六两制）。饭吃不饱，营养严重不足。每月两元一角的菜金，我们一些穷家子弟交不起，只靠家里带咸菜。还不到吃饭时间，肚子就咕咕叫。

这年高考的考场，第一次从梅州市改在县城。考试的日子到了，我们乘船到大埔县城应考。吃住在县重点的虎山中学，我们的心情并不紧张。第一次到县城，倒有一点新鲜感。它比我们高陂镇大，多了几条街，而且又是县政府所在。在考试仅有的三天里，我们还有闲心于晚饭后逛大街。后来知道，它曾经历两度解放、两度成立县政府，也是全省唯一的苏区县，这次高考和逛街，就成了值得怀念的事情。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次高考的卷子，竟是不太难。题量都不多，如数学只有五六道题。最不犯难的是作文，题为“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参加过大炼钢铁，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这一题材，写了炼铁故事和班里曾被表扬的人物，写完了时间还有富余。不太懂散文笔法，但照实写来，思路还算清晰。虽然粗糙，但自认没有远离要求。走出考场，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失落感觉。

来县城之前，我们都做了鉴定。方式是自报公评，每人自报优缺点，大家补充，多说好话，没有火药味。给我补充的一条很够劲，我至今还记得，叫“热爱社会主义”。

那天回家等候发榜。正是农忙季节，插秧、种番薯，都是酷暑天的活。已经公社化了，干活无分老少，我等年轻人，更是不能吃闲饭。下水田，搅粪肥，送稻秧，脏活苦活都干。“这会是我在家乡干的最后一次农活吗？”我偶尔自问过，但没敢多想。也许因为太忙了，也没多少人过问我的高考事。村里二十多户人家，去年已有一人考上广州暨南大学，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虽是史无前例，但没有什么轰动，连小范围请客吃饭、送礼祝贺都没有。

8月中旬某日，学校捎来口信，要我去取通知。我步行两小时赶到学校，校长黄行老师微笑着，说：“你考上了，复旦！祝贺你！”话很简约，但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贺。接着把录取通知递给我，并说过几天去找他，他要给我15块钱路费补助。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热泪盈眶的激动，一闪而过的念头却是：我还差多少钱，才能到得上海？

我先把“我考上了”的消息告诉我的一位堂哥，他在乡里当文书，每月28元工资，平时给过我一些零用钱。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不等我开口，就说：“费用你先筹，不够我包！”我又找在镇上工作的我姐夫，他几乎倾其所有，给了我15元。父亲把家里唯一能卖的旧挂钟，拿到镇上卖了三块钱，算是他对我的唯一现金支持。堂兄真的包够了。想起他那句话，我后来不止一次流过泪，感激他的真诚帮助。

我家也一样，没有庆贺。只在我离家的那天，堂姐送来一只鸡，姐姐做了汤圆（家乡叫“惜圆”，糯米制，无馅，汤里加红糖），在镇上我姐姐家，父亲和继母都来，算是给我饯行。我带着五六十块钱，坐轮船经潮州，再乘长途汽车到广州。逗留两三天，便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到开学之日方知，班里共有广东同学3人。我这才感到，我的志愿填得有点冒险，早知名额这么少，我还敢这样填吗？

作者：郑荣来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