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这一名目，在现代教育史上一般就是指清华大学的国学院，吸引了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四大导师，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做了意义重大的奠基性工作。但值得深思的是这几位大师并不是按照传统的治学方法研究古代文献的，而且有几位还有留学和游学的背景。

对于“国学”的定义，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做的定义被广泛引用：“‘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胡适的这一定义几乎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面的定义别无二致。国学可以被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这一定义，对“国学”似有狭隘化之嫌。因为，所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多面的流动体，从派别来区分，在先秦之后的历史上，至少也有儒释道三家，其中只有儒家思想通过一系列吊诡式的曲折，成为传统意识形态，魏晋玄学、禅宗，都没有成为意识形态。而且，就在儒家内部，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之外，也还有民间思想、艺术——在今天的学术分科视野中，这些是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范围。

胡适的这一观点也一直贯彻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比如他对中国哲学史和禅文化史的研究中。到今天为止，社会上五花八门的国学班和国学研究机构层出不穷，回到胡适的定义再来看看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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