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明代吧。一天，打西边来了个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么回答呢？你多半不会说：“你好，我是中国人”，而会说：“我是大明国人”。因为那时，“中国”还不是国家的名称。清朝以前的更多时候，中国是指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中原地带，有时也指相对于夷狄的华夏集团。

那么，假如你生活在高丽王朝时期的朝鲜半岛呢？同样，你会说：“我是高丽人“，而不会说：”我是朝鲜人“或”韩国人“。如果你是个战国时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为群岛上大大小小政权、国家总称的意识，会说我是霓虹（Nihon）国人。但是葡萄牙神父可能会有些恍惚，因为他只听说过Cipan或者Jepang，要费点力气才能把接棒和霓虹联系起来。

中国这个词出现得很早，但用来称呼我们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东亚多族群国家，是晚近的事情。否则黄遵宪、梁启超等也不会感叹中国有国无名。这个要仔细说起来，怕几本书都说不完。我们只需要记得一点，那就是中国是个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员、人口和族群一样，也是不断在变化的。

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观念，来理解中国，可中国以民族国家面貌出现，也不过就是一百来年的事情。说中国历史悠久，当然没问题；但要注意，悠久的这个主体，其实在每个时期都有差异，不能拿现在我们有的（或没有的），去套用这个不断演化中的主体，否则会时空错乱。同样的道理，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今天朝鲜半岛上有两个国家实体，朝鲜和韩国。朝鲜来自于半岛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1392—1910）的名字。开辟王朝的李成桂拟了两个国名，拿给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选了朝鲜。而再往上追，则来自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半岛北部国家箕子朝鲜及卫满朝鲜。一般认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

韩国一名源自半岛南部、中国史书中统称为三韩的古代部落国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王朝脱离了与清国的宗藩关係，曾短暂改国名为大韩帝国。二战后南北分裂，两个国家都宣称是半岛唯一合法政权，互不承认。因此韩国称朝鲜为北韩，朝鲜称韩国为南朝鲜。是朝还是韩，有着强烈的政治含义，不能用错。汉语中有时会看到北朝鲜或者南韩的误用，其实无论南北都不这么说。

▲李成桂

和半岛国家一样，早期日本的历史，是记载在中国史书上的。日本列岛政权和汉朝接触时，自称为Wa，汉廷以倭字表记。这个倭，只是当时列岛诸多小国之一。他们后来觉得倭字不雅，改为和（Wa），并以大和（Yamato）为名。大约7世纪前后，大和势力北扩至本州北部，改国名为日本（Nihon），即太阳升起之地。很明显，这样起名字，和朝日鲜明一样，是说给西边的人（也就是大陆上的人）听的。

如果日本人碰到夏威夷人，当然不能说自己来自日出之国。可见，虽是自命名，视角却在中国，是在和东亚大陆的交往中产生的。早期日本人当然也有从自己视角出发书写的身份，比如成书于8世纪早期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历朝著史，都是为给政权找个神圣的权力来源，因而越溯到上古，就越是神话。据这两本书，大和政权的天皇家族一脉，源自天照大神。神话时代对日本的命名有很多种，比如丰苇原中国，或者丰苇原千五百秋瑞穗国。不过这些命名本是神话产物，也就不像日本那么被大家普遍接受。

▲ 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岸的海盗——通常被称为倭寇。

前面谈到过，东亚（East Asia）是个外来概念，本地人很晚才接受这么一个分类，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塑造身份。同样，西欧语言中的中国、朝/韩、日本（以英语的China、Korea、Japan为代表），也都不纯是中日韩的本土概念。想想，中国人啥时候自称过拆那人？那么这些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

China一词，目前较通行的说法是来自梵语中Cina一词，可能是秦的音译。日本人有段时间称中国为支那，亦源于此，起初倒无贬义。欧洲与中原远隔万里，耳闻口传，一是通过印度——波斯带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时带去的Cathay（契丹，后泛指中国，现通用于斯拉夫语系）。两个信息来源不一，以致16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欧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个国家。

Korea和Japan，传说都由马可·波罗（Marco Polo）最早记录。他到中国那会儿，半岛正是高丽（Koryo）王朝。Korea一词在演化过程中虽有不同拼写方式，发音倒近似。风云变幻，如今生活在朝、韩的人都不自称高丽。而韩国语中的高丽人（고려사람）则成了一个特定名词，指的苏联中亚地区的朝鲜移民后裔。

当然，Korea的好处是不论朝韩，政治中性。日本在马可．波罗那里记为Cipangu。为啥这样拼？用上海话读日本国三个字就明白了。估计他是听当时和日本往来颇多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转到葡萄牙语，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语，慢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Japan，是欧洲语言多次转译的中国南方方言中汉字日本的读音，跟”霓虹“当然差得远。

▲ 马可·波罗

字音、字义的转化从来不只是语言变化，背后必然带入新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当用China，特别是用其背后那套认知框架，来讨论中国的时候，中国自身的变动、杂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欧现代国家体系所强调的那种界限感和同质性取消掉了。特别是在处理帝国（empire）、国族（nation）、族裔（ethnicity）这些议题的时候，China和中国之间往往显现巨大的裂痕。

中国是个多语言、多族群的复合体，但Chinese仅指汉语汉字，很多语境中仅指汉族人。试图用语言文字、人种、宗教这些通行的现代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努力变得无效：使用汉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国（比如朝鲜、越南、日本），而中国内部不都是传统的汉字儒教区（比如疆、藏、蒙）。域外学界会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这类问题，作为学术讨论当然可以。但是20世纪以来，政治上操弄满蒙非支那，疆藏非中国，亦屡见不鲜。

无奈在主权国家体系下，China所代表的话语逻辑是唯一被接受的逻辑，有一整套科学、法律、伦理、哲学理论来为这个逻辑背书。不要说域外人士，就是国人自己，在晚清到共和国这段动荡时期，在试图糅合China话语和中国经验时，也困惑于两者间既联结又矛盾的关系。很多人试图以现代西欧标准定义中国，总不得要领。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经验多么独特。正相反，变化、多元和交融杂糅，是所有国家、族群的共性。汉人、日本人也好，朝鲜、韩国人也罢，从来都不是同质的群体。明确的国族界限是近代西欧产物，但它实际也掩盖了欧洲自身的杂糅性。

西欧逻辑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和殖民地社会相互碰撞冲击后逐渐塑造的，它当然吸纳了其他地区的经验，只不过最终还是要为霸权服务。同理，中国也吸纳、转化了许多西欧逻辑（比如民族主义），才成为现在的中国，只不过这套逻辑的局限性在21世纪日益凸显。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超越China，把中国的经验汇聚成有普遍解释力的话语，实在是个大课题。把中国（以及日、韩）放在区域和全球的框架中认识，是很多人正在尝试的一个方向。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的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