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对社会时蔽的批评
陈典松
{$topicusername} 提交于 2007-6-15 22:07:00 已有33人阅读
索引 人文与社会科学 / 历史学
摘要：
本文从钱大昕的思想渊源入手，结合他的生平实践，通过其文稿折射的信息，对作为清代考据学家的钱大昕对当时社会时弊的批评进行分析。作者认为，钱大昕作为考据家，并不仅仅只知道做学问，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了务实开放的思想，对时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上至封建君主，下至市井百姓，钱大昕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善意的批评，这些内容，在今天探讨还有积极意义。关键词：钱大昕 时弊 批评 钱大昕被认为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的代表之一，他所著《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被看作考据史学的三大代表作品。对于钱大昕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诸如考史、音韵、训诂、算学、天文、金石等方面的成就，有很多前辈学者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钱大昕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实践家，他有丰富的现实思想，对时政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对自己看到的社会时弊提出了中肯而切实的批评，这在乾嘉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为此对钱大昕这方面的思想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钱大昕（公元１７２８－１８０４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传世著作有《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潜研堂诗续集》、《廿二史考异》等。钱大昕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以开馆授徒为业，还要靠祖母当卖嫁妆补贴家计，父亲也是以教书为生，也要母亲纺织补助。钱大昕五岁的时候开始进私塾读书，十岁以后随祖父和父亲在就聘的私塾学习，十五岁考中秀才，十八岁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己也当上了教书先生。因为他素有神童之称，在文风颇重的嘉定有一定名声，被选送到苏州紫阳书院读书，人誉为“天下才”。在苏州他结识了当地宿儒李果、沈彤、惠栋等著名学者，又与后来成名的王鸣盛、王昶、褚寅亮、曹仁虎等同学，在这个期间，钱大昕和师友们“以古学相策励”，学问大进。钱大昕于乾隆十六年（公元１７５１年）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献赋”，以一篇《御试韫玉赋》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被特赐为举人，第二年进京任职而步入政途。乾隆十九年（公元１７５４年），考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省詹事、山东、湖南、河南、浙江等省乡试考官。乾隆四十年（公元１７７５年），在宦海沉浮了二十一年的钱大昕，以四十八岁的盛年，以奔父丧为名致仕。此后三十余年，“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三书院，而在紫阳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二千余人，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可胜计。”（１）一方面是家学和师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现实实践中，钱大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这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有表述。
一、批评皇帝的拒谏和自满
钱大昕步入政途的第一位知音可以说是乾隆皇帝，他在皇帝江南行在的“献赋”得到乾隆这位英武皇帝的赏识，被赐予举人，这是很特殊的荣耀，他对浩荡皇恩始终都是铭记于心的，写过不少歌功颂德的文赋，但是，在钱大昕的许多文论中也有不少婉言批评皇帝的言论，。乾隆皇帝在历史上是较有建树的封建君主，然而却是一个毛病和缺点很多的人，尤其是晚年，听信和坤，居功自傲，好大喜功，不听劝谏。曾在朝中多年任职的钱大昕是亲历这一政治环境的，他在所写《梁武帝论》一文中，有不少暗示乾隆有关过失的。这篇文章开篇就写道：“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求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求纳谏以救之。（2）”很显然他不是为写梁武帝而写梁武帝，是以梁武帝为例，写的就是封帝王治国的一般道理，在这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纳谏”在“治国”过程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说：“拒谏而自矜者，国虽安必亡。（3）”“虽安必亡”是何其精当言论。梁武帝在位四十余年，与钱大昕写这篇文章时乾隆皇帝在位的时间差不多，梁武帝晚年宠幸权臣朱异，而当时乾隆正与和坤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历史上有许多因拒谏而亡国的皇帝，钱大昕偏偏选取择梁武帝大做文章，显然不是没有用意的。“然而，梁何以遽亡？曰：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4）”今天我们翻开历史，“拒谏”和“自满”不正是当年乾隆的弱点吗？乾隆后期，和坤专权，政治腐败，那么，这种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钱大昕借《梁武帝论》说：“夫权幸之臣，必乘人主之昏怠淫侈，始得售其奸。（5）”对于影射史学，在我国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可在封建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看到眼前的现实，自己又无条件正面疾呼，当然只能借史发挥，即使不能救时弊，也能留下千古史鉴。作为朝中命官，加之当时的文网甚严，钱大昕选择了一种比较婉曲的表达形式，那就是借古喻今。象这种情况，牟润孙曾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6），分析得较为深刻而具体。
二、批评知识分子之间以文相害
康雍乾时期，文字狱为害之烈是众所周知的，钱大昕一生的主要活动历经了乾隆和嘉庆二朝，他对文字狱有很透彻的看法，尤其是对有些不良文人借文字狱欺害同行的行径深恶痛绝。他在《洛蜀党论》一文中，借宋代朱光庭困抱私怨而“摭语言文字之失（7）”陷害苏东坡一事，暗示文字狱在当代文人中造成的恶劣风气。认为朱光庭制造文祸，“其祸乃至如此之烈”，“其必特欲为师报怨，而绍述之祸，即此一言启之，卒之两败俱伤。（8）”发生在钱大昕生活前后的不少文字狱就是挟个人私怨而制造的，离钱氏生活时代不远的《南山集》案就是如此。钱大昕很是痛心地引用《诗经》中的话说：“谁生厉阶，至今为梗（9）。”表示了对文字狱的深切不满。文字狱在我国学界事实上很早就有，但自宋代以后，文人间以文字相害的事越演越烈，开始由师门之争而起，继而发展为个人私怨，到后来制造文字事端的则更是五花八门。对宋代“洛蜀党”因文字造祸一事，钱大昕认为“吾读李氏《续通鉴长编》，考两家交恶始末，未尝不三叹息也（10）”，将此与钱氏所处时代对照，我们不难发现，钱氏恐怕叹息的不止是“洛蜀党”之事。
三、批评学界不正常的投拜之风。
师道是古代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的问题，唐朝韩愈一篇《师说》成为千古名篇，钱大昕也写过一篇《与友人论师书》，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师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古以来，学界都有投拜之风，然而，每个时代投拜者的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钱大昕在讲到当时的投拜问题时，认为有些人投拜，对被投拜者的学行道德并无所知，而是借重其身份和地位，以图某一方面的利益。他说：“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修之间，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籍以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师矣。（11）”钱氏所言，读来是何其之真切。投拜之风不良，造成的危害当然也大，“士习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隳，师道由此而坏。（12）”。钱大昕自己在当时的政治、学术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当有人带着功利目的投拜他时，他说：“若欲藉仆以纳交一二巨公，俾少为援手，则仆之硁硁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仆固不欲自误，而亦何忍以误足下乎！（13）”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凭师生关系“干人以私”。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并不是所有情况都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说：“如以仆粗通经史，可备刍荛之询，他日以平交往还足矣！（14）”可以看出钱大昕对学术之间的平等交往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以此表现出对当时世俗的投拜风气的反感。
四、对市井陋俗的批判。
古代的星算命算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即使在知识分子中也很流行，钱大昕认为“子平浅术，本不足道。（15）”（子平是古时的一位命算家）。他以亲身经历提醒朋友不要为命算家所迷惑，他说：“今忽忽又四十年，三刑之不验，予既亲试之矣，愿公之勿介意也，（16）”这种反命算的思想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成份，是钱大昕经世思想在人生观方面的表现。
对于封建迷信的批判，钱大昕有多方面的论述，在生死观问题上，他对死后择地就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说：“夫鬼之为言归也，骨肉归于土，如人之归室，故礼经谓之宅兆。今乃有数十年传数代而不克葬者，纵使迟之又久，果得吉壤，而先人之体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谴于子孙，尚能予之福佑乎？（17）”显然，钱氏对当时有些人为了给先人找一块福地而等数十年甚至数代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与其在死人身上做文章，还不如在“人理”上下功夫，他说：“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终古不能易，然则理顺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18）”他对时人毛稼轩“作文劝人速葬”一事表示赞同，称其“今读稼轩是编，喜其实获我心。（19）”
五、对当时社会上的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读书求学的态度上，他强调务实的读书作风，反对求学道路上的侥幸心理。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吸引了封建时代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钱氏对此颇有见解，他认为“夫科目之设，聚数千万人之精神，而决中否于一二人之目（20）。”这是社会的悲剧，这也是造成有些才智之士落魄的原因。有这样的认识与他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实际上钱大昕一生多次参加举人考试，都落榜了，如果没有乾隆皇帝的南巡“献赋”一事，很难说他不被挡在仕宦的门槛之外。他认为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推重唐朝韩愈所说：“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21），认为“士诚读孔孟之书，修程朱之行，而学韩欧之文，能树立，不因循，神未有不福之者（22）。”钱大昕反对当时学风上的一些不良习气，尤其对有些人不真正读书，而是专门在学问方面大搞人际关系，不务实学 ，甚至剽窃他人的成果为己有等学界的不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若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徒以揣摩剿袭为功，而侥幸以祈神之我佑，则非予之所知也。（23）”“游谈无根”、“揣摩剿袭”历来为我国学界之大患，钱大昕的这一思想是对宋明以来学界形成的空谈心性的学风的反动，是对当时有些士子游走于权贵之门、徒有虚名的一种批评，是清初顾炎武等务实思想家注重实学思想的继承。以往说到乾嘉学者，有人以为是钻故纸堆，从钱大昕的言论来看，他显然更似乎是一个社会批评家。
钱大昕对科举制的弊端是看得比较清的。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限制越来越严，把读书人的主要精力都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之内，使许多有实用价值的优秀古书被束之高阁，钱大昕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他在谈到“道藏”时，十分赞同惠松厓（栋）所说的“道藏多儒书古本”，认为“皆吾儒所当读之书，而科仪、符录不预焉。（24）”在科举取士中，将保留在道藏中的古代儒书排除在外，是很不合适的，这实际上是触及了要提高广大参加科举考试者的读书范围的问题。由于受到知识视野的限制，所以许多读书人为读书而读书，读过书之后，只知道卖弄一些书本知识以博取功名利禄，根本不注重自己真正学与行的同步提高，“科举法行，士大夫习其业者”，“粗涉章句，即从事于应举之文，父师所讲授，无过庸輀骫骳之词，得其形似，便可以至功名，（25）”指出读书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26）”从而发出“蒙窃忧焉（27）”的感叹。钱大昕十分尖锐地指出科举士子“所诵者礼义，所好者名利”，这是“何其相戾之甚也！（28）”客观地说，钱大昕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找到比科举更公正的选拨人才的方法，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为学、仕宦、讲学，无不与科举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对当时考试对读书人知识视野的限制和士子相习的流风的认识是深刻的，批评也非常精辟。
钱大昕对不务实学的投机取巧行为深恶痛绝，当时有些人“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快一时，（29）”，钱大昕说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必定没有什么根基，这只能是“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夫惊而舌括，识者笑且齿冷，此固难于入作者之林矣。（30）”写出来的东西吓唬那些“小夫”，见笑于“识者”，然而，时风如是，识者几何，当然也就可以“取快一时”。虽然是“沟浍之盈，涸可立待”，但为之者却是历代都有。钱大昕在提倡“多”读的同时，还强调“善”读，指出“善读”与“多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钱大昕所说的“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反对在读书过程中凭自己的主观随意猜测和评价古人，他说：“亦有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龆（31）”的人，认为这种人有意地标新立异，是“强词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32）”在钱大昕看来，“多”读与“善”读是一种辩证关系，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读书目的。
钱大昕作为一个乾嘉时代的学者，因其考据成就而使其有关的与现实有关的思想没有彰显于世，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其经世思想作过一些探讨。笔者因十余年前做学位论文对钱大昕的经世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时候，对钱大昕对现实的批判思想有所了解，后来因工作方面的原因没有在这方面作深入探析，近来偶翻旧稿，觉得钱氏这方面的思想有不少值得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因而结合现实的思考，再翻钱氏旧书，草就此稿，以期与学界同仁交流心得而已。
（1）王昶《钱大昕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2）（3）（4）（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二《梁武帝论》
（6）牟润孙《钱大昕论著中批评清王朝封建主的微言》（见北师大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
（7）（8）（9）（10）《文集》卷二《洛蜀党论》
（11）（12）（13）（14）《文集》卷三十三《与友人论师书》
（15）（16）《文集》卷三《星命说》
（17）（18）（19）《文集》卷二十五《毛家轩地理书序》
（20）（21）（22）（23）《文集》卷二十《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
（24）《文集》卷二十九《跋道藏阙经目录》
（25）（26）（27）（28）《文集》卷四十九《布衣陈君墓碣》
（29）（30）（31）（32）《文集》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作者 陈典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