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年前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 50 多岁的女人，她是 30 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拉萨。

下了飞机，北京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

这是她 30 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能够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

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5 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 1.5 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

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 1.5 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

这个人叫郝劲松，34 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 60 多岁的男人，说起北京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鼻。

这个人 18 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 1982 年的宪法修正案。

审核这个节目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

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7 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

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接待人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

这个老人就给了他 500 元钱。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著。

这个人叫温家宝。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

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