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传记中的真实”——记第六届国际拜占庭学研讨班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布朗曾言:“圣徒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古代晚期成为宗教史的一个独特阶段。”对此延伸,圣徒传记则使得拜占庭的历史呈现出多样的精彩。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于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2月14日,成功举办了以“圣徒传记中的真实性”为主题的第六届“国际拜占庭学研讨班”线上讲座系列,来自南丹麦大学、纽约大学、克里特大学和塞浦路斯大学等欧美高校的4位拜占庭圣徒传记学者通过网络平台zoom,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研究,其间来自全球各地高校及国内院校的古典-拜占庭学方向的师生在线参与了讲座的互动与交流。

本次系列讲座以“圣徒传记中的真实性”(Realism in Hagiography)为主题,四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出发,以一系列圣徒传记文本为中心,探讨这些文本所反映的不同层面的“真实性”。讲座内容不仅展示了拜占庭圣徒传文本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揭示出拜占庭作为基督教文明内部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体现出拜占庭帝国和圣徒传文本在全球史视野下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讨班的开场,第一场讲座由南丹麦大学历史系的克里斯蒂安·哈格尔(Christian Høgel)教授主讲。克里斯蒂安·哈格尔教授是研究拜占庭圣徒传的重要学者,他非常关注拜占庭圣徒传文本的重写与传播,并以此研究拜占庭帝国与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他在以《传播中的圣徒传记故事的真实性与小说化》(Balahvar and Iodasaph or Barlaam and Josaphat: Realism and Novelization in a Travelling Hagiographical Story)为主题的讲座中,从《巴尔拉姆和约沙法特》(Barlaam and Josaphat)故事出发,引入对圣徒青年形象(portrait of teenager)的探讨。哈格尔教授将圣徒传记中的真实性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精确的历史信息,即圣徒传记中直接提到的社会历史信息,包括统治者、战争、贸易、地方行政管理以及税收状况等内容,这部分内容是圣徒传记所能提供的最直观的真实信息;第二种是宗教生活方面的真实,即圣徒传记中对宗教活动的描写,包括宗教规章、宗教运动、宗教中心、仪轨以及仪式等内容,这是圣徒传记中包含的宗教层面的真实。第三种为精神层面的真实性,即所谓的“内在生活”,包括圣徒传记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思想细节的刻画,这是圣徒传记中所包含的精神层面的真实性。而此次讲座涉及到的就是第三种——精神层面的真实性。他以圣安东尼(Saint Antony)、圣潘塔莱昂(Saint Pantaleon)和圣欧芙洛绪涅(Saint Euphrosyne)为例,从他们的圣徒传记中摘录出对三位圣徒青年时代皈依的描写,并将之与巴尔拉姆故事中青年转变的内容进行对比。他发现,相比于之前介绍的三种青年圣徒的例子,该故事中青年转变的过程是相对缓慢的、渐进的,并带有丰富的心理活动描写,展现出少年独特的内心活动细节。他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圣徒传记故事中精神层面的真实性主要是作者所表达的“永恒的真理”(eternal truth)与主人公视角呈现的个人经历(personal experience)之间的冲突(conflict)。

圣徒故事与仪式和空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圣徒传记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圣徒故事诞生于特定空间中的仪式中,而当特定空间的仪式逐渐消失,但故事却继续流传时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来自纽约大学古典系的达利亚·莱什博士(Daria Resh)在第二讲中为我们揭示了圣徒故事从仪式中成长起来,跨越了族群和文化的边界不断传播,又在新的地区与当地的传统融合起来的发展历程。在以《仪式的真实:拜占庭圣徒传记中的沐浴》(Ritual Real: The Bath in Byzantine Hagiography)为主题的讲座中,莱什博士介绍了圣徒芭芭拉(Saint Barbara)故事中的沐浴情节,引出了讨论的中心问题:芭芭拉的故事是否为贵族私人浴室转变为基督教仪式空间提供了神学上的解释?是空间和仪式服务于故事的需要,还是故事本身是为空间服务的?她循着这个线索,追寻芭芭拉故事的历史语境,考察了同时期拜占庭圣徒传记文本中的沐浴情节。她还结合考古材料,发现在古代晚期确实有许多浴场被转变为宗教场所,这些转变恰恰需要一种神学意义上的解释。之后,莱什博士考察了芭芭拉故事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并通过一系列文本和考古材料分析了该故事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当地文化背景融合的。她认为,当叙事与仪式场所的直接联系中断,真实的浴场不复存在之时,观念中的浴场依然作为支撑叙事的框架存在,继续维系着叙事的结构,推动着叙事的发展。因此,即便芭芭拉的浴场已经化为废墟,浴场与沐浴依然作为芭芭拉故事的一个典型的情节和特征存在,即便故事传播到何种文化背景之下,发生了何种程度的转写与改编,这样的特征依然存在。

拜占庭帝国疆域辽阔,圣徒传记文本也因此丰富多样。第三讲由克里特大学哲学系的斯特拉提斯·帕帕约阿努(Stratis Papaioannou)教授主讲。斯特拉提斯·帕帕约阿努教授是非常著名的拜占庭文献专家,不仅在克里特大学任教,每年也都是美国敦巴顿橡树园拜占庭研究中心拜占庭希腊语暑期项目的主讲教授之一。近年来,他致力于从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的信件和拜占庭文学的叙事手段等角度进行研究,并组织编写了《牛津拜占庭文学研究手册》(Oxford Handbook for Byzantine Literature)。在以《边缘圣徒传记中的真实性》(Realism in Hagiographies on the Fringe)为题的讲座中,他首先将拜占庭的圣徒故事区分为“官方的”(official)圣徒故事和“边缘的”(fringe)圣徒故事。所谓“官方的”圣徒故事是拜占庭政府与教会所推崇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是《教会日历圣徒辑录》(Synaxarion)、《教会日历圣徒文献辑录》(Menologion)和《教会日历礼仪全书》(Menaion)三部圣徒传记文集。而与之相对的“边缘的”圣徒故事则是通常不被官方所认可的地方圣徒传记。这些边缘叙事从未进入拜占庭教会的仪轨和崇拜体系中,但是它们依然在社会上流行,而且占据了圣徒传记文献的主流。帕帕约阿努教授随后介绍了他的著作《在世界尽头的圣徒:七篇著名拜占庭圣徒传奇》(Saints at the Limits: Seven Byzantine Popular Legends)中的七部圣徒传记和目前正在参与的“追溯联系”(Retracing Connections)项目,进一步展现了“边缘”圣徒的特点。帕帕约阿努教授之后以两部典型的边缘圣徒故事:《埃德萨的圣赛奥多尔传》(Life of Saint Theodore of Edessa)和《雅典人圣马可传》(Life of Saint Markos the Athenian)为例,从文本构建的角度分析了其叙述特征,并追溯了两种边缘的圣徒叙事流传变化的脉络。他讨论了《埃德萨的圣赛奥多尔传》与阿拉伯帝国和圣徒米哈伊尔殉道纪的联系,又系统讲解了《雅典人圣马可传》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和阿拉伯文本的情况。最后,帕帕约阿努教授对这两部圣徒传制造真实性的策略进行了讨论与总结。他认为,使用经典文本中的惯用句、转换文本中的地理名词和叙事角色的转变等方式都帮助了这两部圣徒传制造了其本身的真实性。

一部圣徒传记不仅仅受宗教信徒喜爱,在文本的流传过程与变化中也体现出其应有的历史意义。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由塞浦路斯大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系的斯塔弗鲁拉·康斯坦提努(Stavroula Constantinou)教授主讲,题目为《圣徒传记中的历史:拜占庭统治与帝国意识形态在奇迹故事中的书写与改写》(History in Hagiography: Writing and Rewriting Byzantine Rulership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Miracle Stories)。斯塔弗鲁拉教授是研究拜占庭权力形式和拜占庭女性的著名学者。在本次讲座中,她介绍了拜占庭晚期君士坦丁堡教会保存的奇迹故事文本,这些文本主要涉及马其顿王朝统治者以及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帕莱奥洛格(Andronicus II Palaiologos)。接着康斯坦提努教授从教会史家尼基弗鲁斯·克桑托普洛斯(Nicephoros Xanthopoulos)的《小欧芙洛绪涅传》(Life of Euphrosyne the Younger)和一篇演说里面的奇迹叙述入手,分析马其顿王朝和帕莱奥洛格王朝的君主形象如何融入帝国的圣徒崇拜体系,进而揭示了将帝国历史引入圣徒传记叙事的途径以及圣徒传记历史书写背后的动机。她认为,一方面,圣徒传与历史文本的混合支持拜占庭皇帝作为统治者和教士的二元身份体现了皇帝在教会史叙事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文本也暗示教会积极参与皇帝政策的制定,目的在于维护一部分教徒的利益。这也体现在皇帝某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皇帝利奥即使最终设法让他的第四次婚姻得到教会的承认,但他也不得不接受屈辱的忏悔并谴责他自己的婚姻。这正是因为他是教会命令的“模范追随者”。

学术的进步与交流永远只是“进行时”,从未有过“完成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国际拜占庭学研讨班(科隆大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中心与挪威科技大学古典学系协办)始于2016年,至今已举办六届。研讨班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推动了国内古典-拜占庭学研究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和互动。在疫情影响持续减弱的当下,我们期待国际拜占庭学研讨班能够回到现实,也期待这一系列讲座能够吸引更多青年投身于古典-拜占庭学的研究中,并推动中国的古典-拜占庭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

(特别致谢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学术交流基金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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