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白宫的草坪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意气风发。在他身旁两侧分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和“法塔赫”组织创始人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三人一起走上讲台，在全世界人们的注视下握手言和，那一刻，和解距离巴以双方是如此的近，数十年的血腥冲突造就的无尽复仇螺旋眼看着即将走向终结，和平曙光降临在那片土地上。但1993年11月4日拉宾的遇刺身亡让双方和解的愿景支离破碎，而十年后抱憾离世的阿拉法特又令这块土地的和平遥遥无期。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及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区和黎巴嫩北部报复行动让血与土的复仇螺旋继续回旋上升，并随着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冲突和大国角力而逐渐泛化、蔓延，从地区冲突变成搅动世界局势的又一重要因素。
巴以冲突是当今相当一部分地缘政治问题的开端，但巴以冲突的长期化和复杂性，不仅因为巴勒斯坦-以色列与阿拉伯-以色列之间民族、宗教与领土等矛盾，更是由于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势力，具体地说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法哈”之间的对抗和二者与以色列的对抗，使得巴以冲突变成事关两大民族和三股势力的“三国演义”。
法塔赫，这个致力于巴勒斯坦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组织，自亚西尔·阿拉法特及一批巴勒斯坦青年于1956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在科威特正式创建之后便始终处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对抗的最前线，至今仍居于巴以问题的核心。可以说，巴勒斯坦-以色列对抗与冲突是法塔赫孕育与发展的背景板，而地区的和平进程是法塔赫壮大成熟的催化剂。65年来，法塔赫几经转变，行事作风由激进到妥协，方式手段从暴力恐怖变为平和协商，自身在公众的形象也一变再变——自由斗士、抗以先锋、恐怖组织、独立功臣、“汪精卫”式的投降派……过往巴勒斯坦青年的热血在历史压迫性的浩瀚感中凝作一个个静滞的时间结点，失去了空间边际与细节轮廓，令法塔赫的身形难以捉摸，而与法塔赫联系密切的巴以问题似乎亦迷雾笼罩，难觅化解途径。
故而，对于法塔赫历史的梳理与追溯对现今处于战乱动荡状态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地区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是记忆与遗忘的角力，无论是法塔赫，还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巴以问题，只有越过视线的阻碍，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显而易见的稳定联系，才可发掘出解决巴以间冲突与矛盾的症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才能重新燃起和平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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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诞生法塔赫的，不仅是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间各方面矛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积累、演变的必然结果，亦是自近代以降国际局势和帝国势力此消彼长、相互争夺的最终产物。所以，如要理解法塔赫的产生，则需要回到那片橄榄树成群、“流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地区。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领土土范围囊括如今的约旦、加沙、以色列和约旦河的西岸地区。最早定居于此的是公元前三千至四千年左右的迦南人，他们是自阿拉伯半岛迁移而来的半游牧部落。大约公元前1300年，腓力斯人从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进入迦南地区，并将迦南称为腓力斯丁（Palestine），意为“腓力斯人之地”，而埃及第十二王朝和亚述人分别以Peleset和Palashtu/Pilistu称之，并在希腊化后以希腊语的形式继续沿用，最终在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以“帕拉伊斯提那”（Palaistine）的形式存在以用来指代腓尼基和埃及之间的地区，拉丁化后便成为如今的Palestine，即“巴勒斯坦”。罗马帝国政府后曾短暂地以“犹太”行省（Judea）命名，而在哈德良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将叙利亚省和犹太省合并，该地便改称“叙利亚-帕勒斯提娜”行省（Syria-Palaestina ）。现今巴勒斯坦普遍以Palestine形式称呼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鄂图曼改革后的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时期（the Mutasarrifate of Jerusalem），在此之后该词在阿拉伯语和早期现代英语中频繁被使用，并在英国托管时期成为正式的官方地名“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而巴勒斯坦人在20世纪初的民族觉醒运动中也选择将“巴勒斯坦”一词作为自己的国族身份认同，并最终以此为国名，由此实现了“巴勒斯坦”一词从地理名词到国家名称的转变。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苏伊士运河东侧，北邻黎巴嫩、东靠叙利亚、约旦，西南部同埃及西奈半岛接壤，南临亚喀巴湾，西濒地中海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之地，其轮廓犹如一把插在新月沃地的匕首，故而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决定这里自古便是众多民族与部落交流、融合、冲突、分化。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绵长的发展历史，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便是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历史上其他民族混居的区域，又因该地居于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等古今大国势力扩张和攻伐的范围，故而历来便是各方角逐的战略要地。如此种种也为巴勒斯坦地区复杂的民族、领土和宗教问题，尤其是现今的阿犹矛盾创造了潜在条件。
从历史溯源上，犹太人是继胡里特人和迦南人之后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从阿拉伯半岛离开后，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定居，即如今伊拉克的纳西里耶。后因环境恶化和外敌入侵，犹太人部落在公元前1950年前后在部落首领亚伯拉罕带领下迁徙至迦南地区定居，迦南人称之为“希伯来人”，意为“从河那边来的人”。大约三百多年后，因迦南地区旱灾严重饥荒横行，亚伯拉罕首领的孙子雅各率领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人，进入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定居，此时埃及正处在希克索斯王朝时期。希伯来各部在埃及居住了大约四百年左右，后在埃及第十九王朝时期，因难以忍受拉美西斯二世奴役而于公元前1450年前后在首领摩西的带领下陆续迁回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希伯来人分别在巴勒斯坦南北两方建立“犹太”和“以色列”两大部落联盟，后来为了抵御腓力斯人入侵，南北两大联盟于公元前1050年合并为以色列联合王国，扫罗王为第一位领袖。公元前1017年扫罗王在对腓力斯人的作战中身亡，大卫继承王位，统一希伯来各部落，并从迦南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并作为王国首都进行扩建和加固，耶路撒冷逐渐成为犹太崇拜的圣地，并在后来被犹太人称为“大卫城”或“锡安山”。公元前960年所罗门王建立耶路撒冷圣殿后，耶路撒冷便真正成为犹太教的核心和圣城。但公元前931年，由于南北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以色列联合王国最终分裂成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前者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后者在向亚述帝国称臣纳贡、苟延残喘200余年后于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其国王与民众被押往巴比伦囚禁，这便是“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8年古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帝国后，居鲁士大帝才允许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此之后又先后被波斯、埃及、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奴役。公元前66至73年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中，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夷平，第二圣殿亦被摧毁，而在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大起义失败后，犹太人便从此进入大流散的时代，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极少的犹太人存在，其主体民族属性已然丢失。到阿拉伯帝国时期，在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犹太人不足50人，即便到19世纪初，犹太人也只有三千多人。
而比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曲折坎坷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时间则较犹太人短得多。公元637年，阿拉伯帝国从东罗马帝国手中接管巴勒斯坦地区后，阿拉伯人便作为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逐渐同化当地土著，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6世纪奥斯曼帝国吞并巴勒斯坦，将之作为一个行省成为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民族的主体属性却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根据杨辉《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的记载，在19世纪中叶巴勒斯坦地区50万人口中八成以上是阿拉伯穆斯林，一成是阿拉伯基督徒，犹太人只占了5-7%。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巴勒斯坦因为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民族混杂、部落林立，因此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既包括阿拉伯人也涵纳犹太人，具体来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故而，即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迦南和腓力斯人时期，而其阿拉伯人的性质亦可以溯源至奈伯特国和罗马帝国时代的第三巴勒斯坦，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构成现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的，其直接的祖源便是阿拉伯帝国，甚至完全可以说，阿拉伯帝国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和改造，是该地区的一次非常彻底的历史性巨变。
虽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在数量上差距悬殊，不过总体上相处较为和平，尽管双方信仰不同，但二者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当时间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的阿以两个民族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产生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澎湃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亦称锡安主义，其内容核心便是让流散全球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并独立建国。这种用民族主义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虽然在19世纪末才正式作为有组织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而存在，但事实上，其产生的基础——弥赛亚思想和反犹主义，最早却可以追溯千年以前。
弥赛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犹太大流散事件，而在犹太人历史上的三次大流散过程中，犹太民族逐渐产生了“犹太弥赛亚思想”。弥赛亚思想充分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缺乏自我拯救能力时，只能向内寻求解脱力量的缩影。而在后来的演变中，弥赛亚思想逐渐在犹太宗教信仰建构中成为中心，承载其独立解放和重建故国的美好愿景。虽然这一思想在大流散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犹太民族近乎乌托邦式的臆想，但当时间走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的特定时间点上时，弥赛亚思想的信仰力量无疑是推动犹太复国运动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验证了厄内斯特·盖尔纳在其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的观点，即民族主义充分利用、改造甚至复活那些原先便业已存在的文化或文化遗产，来为现实需要给予精神和理论上的支持。总之，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
而除了弥赛亚思想外，另一个刺激犹太复国主义迅速发展的因素便是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既老又新，其作为一种运动和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巴勒斯坦地区被各大帝国征服的时代。但当时间来到近代，反犹便在旧有矛盾基础上上升到了思潮和理论的层面，反犹主义指导下欧洲发生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官方排犹反犹事件。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沙皇政府以此为借口掀起排犹狂潮：屠杀、财产掠夺和驱逐，而排犹狂潮又从俄国蔓延到东欧大部分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一狂潮中，上百万犹太人失去生命，将近三百万犹太人被迫逃离东欧，这使东欧犹太人的文化融合幻想彻底破灭。而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案则彻底宣告了犹太人被作为劣等民族区别对待的事实并没有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解放而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犹太精英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列奥·平克斯便是这一思想转变和形成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关键人物，其著作《自我觉放》阐述了犹太民族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犹太复国主义也正是在其理论上形成。而平克斯的观点推动了“热爱圣山运动”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掀起了第一次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狂潮。1882年，沙俄有2万多名犹太人迁往国外，开始了第一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在1892年到1914年间发生的两次移民高潮中有6.6万名犹太入迁移到巴勒斯坦。
而在德雷福斯案后匈牙利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一改早期主张的对犹太人的社会同化政策和犹太人文化融合观点，指出反犹太主义运动根深蒂固且极具危险性的事实。1896年赫茨尔发表《犹太国》一书，书中提出了明确的复国主张和理论纲领，并积极将主张付诸实施。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这次会议，赫茨尔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通过了运动纲领，宣告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真正展开。
不过，起初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规模比较小，尚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睦相处。不过随着一战的爆发和战争形势逐渐朝协约国有利，巴勒斯坦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英国为了能加速肢解奥斯曼帝国以及确立其在中东的殖民统治，尤其是能够将法国势力挤出巴勒斯坦，便试图利用犹太复国主义来建立一个亲英的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11月2日，英国在确定美国和犹太人的态度后，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书犹太银行家罗思柴尔德，这封信后来便是《贝尔福宣言》，信中表达了英国政府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宣言。英国可以借帮助和保护犹太人的名义，从而正当化英国出兵巴勒斯坦地区的理由，从而避免协约国的指责。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的第四天，英军以保护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利益、防止爆发交火为由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并于1918年9月占领巴勒斯坦全境。而随着英国行动的展开，巴勒斯坦地区掀起了犹太人移民的热潮。1918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是56000人，只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不足10%，但到了1922年，巴勒斯坦全境人口757182人，其中犹太人为83794人，占比上升到11%。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大力推行排犹政策，移民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的人数达到顶峰：1933年到1939年7月，就有二十多万的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并且，随着二战阴云的笼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规模也达到45万人之多，占全体犹太人总数的20%。
同时《贝尔福宣言》也影响了一战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划分。一战结束后的1920年，英国在国联获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并将贝尔福宣言写进了委任统治书。1921年，英国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以约旦河为界，河东成立约旦王国，受英国保护，而约旦河以西则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这似乎是个双赢的局面：英国获得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回到了应许之地的同时也得到了躲避欧洲反犹浪潮的栖身之所。只是，在帝国博弈和回归故土的热潮之外，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却被遗忘了。
事实上，《贝尔福宣言》是美国、英国以及犹太人三方协商的产物，却没与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进行任何协商。即便宣言中英方提出类似阿以两族互相尊重互不侵犯的条款，但对于已经在该地区生活近千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言，犹太人大规模迁入，不断扩大犹太定居点，甚至试图在该地区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些行为本身就已经侵害当地阿拉伯人的权益，也视其民族尊严于不顾，因此《贝尔福宣言》便成为产生和激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民族冲突的主因，令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等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阿以双方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流血冲突。比如1928年，犹太宗教人员试图取得对哭墙的完全控制权，由于哭墙不仅是犹太圣殿遗迹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阿克萨清真寺围墙的一部分，故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发动保卫西墙运动，并在自发的请愿活动中袭击犹太商店和路人。这场冲突持续一个兴起，双方各有百余人身亡。时间到了1936年4月，巴勒斯坦人举行大罢工，要求结束委任统治和停止犹太人移民。此后，巴勒斯坦人类似的抗争持续到1939年春天，这也让英国感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
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和缓和二族矛盾，1939年5月，英国颁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承诺在十年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人国家，并逐渐停止犹太人迁徙至该地区。按照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规定，自白皮书颁布后的5年内，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应超过7.4万人，5年后犹太移民活动全部停止。白皮书给出承诺基本平息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怒火，但由于此时欧战氛围渐浓，秉持着种族至上主义的第三帝国侵略意图愈发明显，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推出犹太移民限制政策无疑是阻断了一条欧洲犹太人逃生的重要通道。
故而，白皮书的发布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暴力抗议。1942年大卫·本·古里安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举行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会议上向英方代表提出允许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和在二战后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请求，英方断然拒绝，犹太人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加剧，并旋即变为一种敌对状态。犹太复国组织见和平手段无法争取利益，便转而诉诸武力，开始针对英国军人和平民采取恐怖主义手段。
1944年11月，“斯特恩帮”在开罗刺杀了英国驻中东殖民大臣莫因勋爵；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成员假扮阿拉伯商人，用500磅的烈性炸药，炸毁了英国驻巴勒斯坦托管机构总部和情报机构所在的大卫王饭店；同年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在二战末期至1947年，犹太恐怖主义活动达到高潮，手段包括破坏交通、炸毁设施、暗杀及劫持囚犯等，甚至1948年，犹太恐怖分子驾驶炸弹卡车冲进海法萨拉米大厦，造成34名阿拉伯人的死亡，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起汽车炸弹恐怖袭击案。
二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犹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由于二战中英法等国遭受重创，英法世界殖民体系瓦解，英国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难以继续下去，困窘的英国不得不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1947年11月29日，在美国直接操纵和苏联积极配合下，联合国通过著名的“18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英国在1948年8月1日结束委任统治，并实行分治计划，同时将耶路撒冷进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但这个决议是非公平的。当时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不足三分之一，且居住的面积只占巴勒斯坦面积的6%，但决议却让其占获得了57.2％的巴勒斯坦土地，大约14942平方公里。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却只获得了 42.8％的领土。可见，分治决议的深层企图便是肢解巴勒斯坦，进而合法化犹太复国主义，这无疑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与尊严。
因此，这一有失偏颇的决议通过之后便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震动。阿拉伯国家联合表示，阿拉伯国家对此已经做好了万全的战斗准备，如若联合国执行该决议，则他们不惜用战争来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充分支持这项决议，并积极筹建以色列国。这无疑使巴以武装冲突快速升级，进一步恶化巴勒斯坦地区局势。而对于即将结束委任统治的英国来说此时却对此撒手不管，甚至为了逃脱责任，1948年5月，英国政府提前结束了委任统治。同月14日，犹太人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国民会议”，以色列正式建国，随即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对以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不过，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战争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的60%，除加沙城、耶路撒冷东区和约旦河以西的部分土地外，其余皆为以色列领土。同时，70万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逃往别国，而难民问题自此便成为日后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之一。
1953年，自由军官组织在6月建立埃及共和国，随后，纳赛尔作为新生共和国的领袖宣布将英法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英法两国不甘心失败，便纠集以色列对埃及宣战，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此时，以色列趁机兵分四路入侵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大量土地再次被以色列抢占。但这场战争对巴勒斯坦人并非全无意义。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英法最终撤出埃及领土，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纳塞尔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巴勒斯坦青年也深受吸引，纷纷留学埃及，试图从中寻找到属于巴勒斯坦自己的独立和解放道路。不过，开罗方面却担心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会影响埃以关系，因此对其进行弹压，这造成埃巴之间的不快和隔阂。
综上，法塔赫的成立，离不开巴勒斯坦地区复杂的政治、历史、民族、宗教等因素。自近代以降，大流散之后的海外犹太人对回归故土的需求与现今居住在该地的阿拉伯人的主权利益的冲突难以调和，阿-犹民族矛盾受民族主义、宗教对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征伐、世界形势风云变化和国际秩序新旧交替等因素综合影响不断激化，最终复仇焰火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中彻底点燃，时至今日仍有越燃越烈之势。而在这一过程中，巴勒斯坦青年对本国和本民族的独立解放道路的探索，最终催生出了“法塔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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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
提及法塔赫的创立，阿拉法特这一灵魂人物是绕不开的。
阿拉法特于1929年出生在一个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耶路撒冷存在四大家族一说，分别为侯赛尼、阿拉米、哈利迪和达贾尼，耶路撒冷的市政官通常来自这四大家族。除此之外，侯赛尼家族也长期担任教法解说员“穆夫提”一职，其职责是咨询和告诫，在诉讼的时候提出法律意见作为判决依据。阿拉法特除丧母期间在耶路撒冷住过四年外，童年其他时间都在开罗。1944年，阿拉法特进入福阿德一世大学学习（University of King Fuad，该校名称在1940年改为法鲁克大学，1953年改名为开罗大学）。大学期间，阿拉法特接触和阅读了列奥·平克斯与西奥多·赫茨尔等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并时常与犹太裔学生进行辩论，和埃及穆兄会联系甚密。在这一过程中，阿拉法特逐渐成长为一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在1946年自己采购武器偷运至巴勒斯坦托管地供当地阿拉伯民兵和游击队使用。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法特从大学离开，和其他阿拉伯人一起进入巴勒斯坦加入战斗。不过他并没有加入巴勒斯坦敢死队（Palestinian fedayeen），而是进入穆兄会的队伍中作战。值得一提的是，阿拉法特与埃及穆兄会关系密切，且深受其思想影响，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加入这一组织。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由胜转败，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因当地物资的匮乏而返回开罗，继续土木工程的学习，并在1952年到1956年担任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GUPS）主席。在位期间，阿氏组织军事训练、积极帮助贫困的巴勒斯坦学生，并创办《巴勒斯坦之声》杂志以试图唤醒更多巴勒斯坦人以及联合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参与对以抗争中。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阿氏入伍埃军担任工兵少尉，表现出色，但在1957年埃以签署停战协议后，由于协议内容要求埃及不展开对以敌对行为并取缔埃国巴人的反以活动，且纳赛尔本人也对埃国内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表示担忧，并由于阿拉法特与穆兄会的紧密关系，因此在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政府限制和取缔巴勒斯坦人政治活动和组织的行为愈发严厉，阿拉法特也曾因此被捕入狱。
1957年，阿拉法特离开埃及，在科威特开了一家建筑公司，意图积累活动资金和为展开政治活动作掩护。此时由于战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流散到他国，而为了收复失地，中东地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巴勒斯坦秘密革命组织，这也基本沿袭了193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政治活动特点，即信仰不同、成分各异、但都在组织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受各种外部势力干涉，这一点已在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有过预演。在这些早期巴地下组织中，一部分受纳赛尔政府的资助和指挥，一部分则与穆兄会有联系，还有一些秉持着泛阿拉伯主义理念的组织，接受中东他国的援助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对于阿拉法特而言，其本人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以及战后在埃及的经历令他明白，巴勒斯坦对于别国不是“问题”，而是“筹码”，是案板鱼肉任人宰割，倚靠他国或宗教势力是永远无法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和解放的。基于此等认识，1959年10月，阿拉法特在其与他的战友组成的五人秘密小组：阿拉法特、哈利勒·瓦齐尔、阿德尔·卡里姆、尤素福·阿米拉以及谢迪德基础上创建了“法塔赫”组织。
由此可见，阿拉法特的个人经历对法塔赫的成立是存在直接联系的。事实上，在法塔赫创立的早期，其核心成员既有原GUPS的部分成员，也有其他秘密社团组织的人员受阿拉法特感召慕名加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成员是萨拉赫·哈拉夫和哈利勒、瓦齐尔二人。
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Abu Iyad），曾为“巴解”安全和反情报机构头目，在法塔赫组织中的地位仅次于阿拉法特。他于1933年出生于雅法，11岁时在一次骑车看望亲人的路上受一群犹太青年欺辱，回家时发现自己还被诬在雅法刺伤犹太人，并因此被关入监狱一年。刑满释放后，哈拉夫加入“幼狮”组织，该组织向成员灌输关于抗拒种族主义歧视和对犹太人暴力复仇的信条，哈拉夫深受其影响。1948年，受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影响，哈拉夫一家被迫离开雅法前往加沙。1950年，哈拉夫迁居开罗并于1951年加入穆兄会，并被派去监视阿拉法特，这是由于其与穆兄会关系紧密却始终未加入其中，故而引起该组织猜忌导致的。但在随后的相处中，哈拉夫与阿拉法特打破成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在之后的岁月里，哈拉夫成为阿拉法特的得力帮手并在法塔赫筹建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萨拉赫·哈拉夫在七十年代巴解恐怖活动的核心发起和倡导者，并曾被美以两国指控为“黑九月”的主要创建者，哈拉夫本人也曾被约旦政府逮捕。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哈拉夫的恐怖主义立场开始转变，并在海湾战争爆发后反对阿拉法特对伊支持的态度，要求“巴解”严守中立。哈拉夫的转变也为后面巴解组织朝政治实用主义转向提供关键力量。
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Abu Jihad）在法塔赫中主要负责军事行动的指挥，为阿拉法特的高级助手，也是“阿西法”部队/“暴风”突击队（Al-Asifah）指挥官。瓦齐尔生于1935年的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占领吕大和拉姆拉，5至7万名非犹太居民被驱离，瓦氏一家便在其中，被迫居住在加沙地带的难民营中，瓦氏本人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办的学校里学习，高中时便领导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巴勒斯坦敢死队在西纳半岛和加沙地带袭扰以军哨所。1954年，他接触和并成为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但在加沙期间加入穆兄会，并因此短暂入狱。1956年，他接受军事训练并在亚历山大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但并未毕业。1959年他在科威特谋得了一份教职工作，但在这期间联系上了阿拉法特和其他巴勒斯坦流亡者并一起参与创建法塔赫。
法塔赫成立后瓦齐尔创办了该组织的宣传杂志《文明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Filastinuna Nida' al-Hayat，Our Palestine）。1964年，瓦齐尔跟随阿尔及利亚-法塔赫访问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在中国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等我国领导人分享了法塔赫的宗旨和未来构想，从而为法塔赫和我国建立良好关系奠定基础。趁此机会，瓦齐尔也访问了如朝鲜和北越等东亚国家，开拓了革命视野。切·格瓦拉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期间，瓦齐尔也旁听其演讲，并被格瓦拉的武装斗争思想所影响。随后，他便创建了“暴风”突击队。“暴风”突击队于1968年3月参与了法塔赫抵御以军进攻的卡拉梅战役，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此之后，瓦齐尔便被负责指挥巴勒斯坦地区的游击战。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瓦齐尔因为主张巴解组织领导起义，他本人也积极为起义队伍提供必要的财政和后勤支援而被誉为“巴勒斯坦流亡者的大脑”，同时也积极游说和鼓动对巴解组织的改革，呼吁不应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视作一种政治筹码。然而，1988年4月16日，瓦氏为以特种部队“斩首”。
由于巴以问题不但是巴以两国人对领土所有权的矛盾，也是阿犹两族近代以来历史积怨的总爆发。这过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意识形态激烈交锋，而两方宗教势力也是盘根错节。在这一过程中，诸如法塔赫为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利用民族主义以消除巴勒斯坦人的宗教矛盾、坚持武装斗争、注重基层建设、重视宣传工作等等思想主张逐渐成型。这些思想和主张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受当时特定的事件、阿拉伯政治团体和思潮影响而生。
首先便是第一、二次中东战争阿拉伯方面的阴谋和背叛。阿拉法特早年亲自参与第一次中东战争，始终对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背叛耿耿于怀。事实上，虽然历史学家和战后阿拉伯将领的回忆录对于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联军由胜转败的原因存在一些争议，但在“阿拉伯国家间充斥着阴谋和背叛”这一点上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由于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对以宣战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为了消灭以色列，倒不如说是要向本国阿拉伯民众和世界看到自己的抵抗决心，以表明自己并非对大国染指中东事物持有逆来顺受的懦弱态度。这种不坚定的战争意志导致了许多匪夷所思怪异现象。当战争迫在眉睫时，除约旦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不愿卷入同以色列的战争而对备战三心二意，并寄希望于利用英国来遏制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在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军队内部便开始争抢联军的最高指挥权。当时联军的名义总指挥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勒·伊本·侯赛因，但为避免其垄断指挥权，一些阿拉伯国家又举荐考克吉为联军总指挥，导致联军的多头指挥。而随着战争的进行，联军的统帅们不但对战场局势漠不关心，反而还对如何切割巴勒斯坦兴致勃勃。约旦国王在努力实现“大约旦王国”计划，还在停火过程中着手吞并巴勒斯坦土地；而埃及国王法鲁克出兵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抢夺巴勒斯坦的部分土地，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与约旦国王唱反调，如在停火期间，埃及和叙利亚担心约旦国的扩张会打破国家间的平衡，拒绝延长停火的协议。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基于吞并和瓜分巴勒斯坦地区的目的，在限制巴勒斯坦人民自发进行抵抗以色列斗争这一方面频出重拳。二战结束后，在埃及的巴勒斯坦反抗团体便以走私的形式向巴勒斯坦的反以游击队提供武器，阿拉法特便是其中，这使得即便阿拉伯国家拒绝向其提供武器，但巴游击队仍不缺乏抗争的武器。只是，随着联军挺进巴地区，游击队的反以权利反而被剥夺了，联军到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接触游击队武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三位高级领导人哈利勒·瓦齐尔、哈拉德·哈桑和萨拉赫·哈拉夫就亲眼看到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被强制解除武装。
等到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建立武装训练营供学生联合会成员接受训练和参军抗以，但纳赛尔在战后却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武装反抗力量做大和与以色列取得和平而大肆限制和逮捕巴勒斯坦人。正是因为被阿拉伯国家数次出卖，才令阿拉法特意识到只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手才可能取得解放事业的真正胜利，因而格外强调法塔赫自身的独立性，即便这与当时主流的“泛阿拉伯主义”背道而驰。
其次便是穆兄会，即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由教师哈桑·班纳于1928年创立，是典型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主义是指受伊斯兰教传统教义、信条等启发，以鲜明政治诉求为目的而形成的理念、思潮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又称政治伊斯兰。一般来说伊斯兰主义和政治伊斯兰可以同义替换。这种思潮或意识形态认为，现今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处在全面且严酷的危机之中，因此其诉求便是解决这些危机，途径是从宗教传统中挪用大量概念和词汇，并根据现实需要和未来设想，进行相应的改造，用以解决时代危机和应对社会挑战的基石，这也意味着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思潮，而穆兄会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代表之一。
穆兄会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实现埃及社会真正的伊斯兰化。组织有两条核心原则：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团结所有伊斯兰国家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列强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而其目标和核心原则是根据埃及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他要求伊斯兰教政治地位必须得到恢复，而为达到这一目的，通过伊斯兰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是必要的手段。因此，在成立早期，穆兄会便强调要用圣战来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野望，自然其在对待以色列和阿拉伯世俗政权的问题上常时采取暴力和恐怖主义手段。只是后来迫于各方压力，穆兄会取消军事组织，并开始与恐怖主义进行切割。但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穆兄会与大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相关联，故而至今仍被埃及、沙特和美国等国视作恐怖主义组织。
对于追求独立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由盛转败令他们感到迷茫与失望，此时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既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斗争，也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而穆兄会因其有着完整的组织架构、强硬的反以态度和较为成熟的政治主张，深深吸引了巴勒斯坦人。因此，法塔赫早期的组织理念与穆兄会倡导的政治观点相互结合在当时是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事实上，阿拉法特与穆兄会关系颇为密切，甚至于其获选巴勒斯坦学联主席一事本身便是兄弟会支持的结果，更何况萨拉赫·哈拉夫和哈利勒·瓦齐尔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法塔赫核心成员则均有加入过兄弟会的经历，穆兄会宣扬的“以恐怖主义暴力去对以复仇“主张自然对法塔赫的早期理念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便阿拉法特之后出于对巴勒斯坦解放进程独立性的担忧而减少与穆兄会的瓜葛，但穆兄会确实在巴勒斯坦人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依旧坚持鼓励巴人不放弃对以作战，而且对阿拉法特的政治斗争和组建早期组织也出力不少。
再一个对法塔赫造成影响的阿拉伯政治团体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始于1830年，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人冒犯法驻阿领事为由入侵阿尔及利亚。在经过血腥且残酷的军事征服后，阿尔及利亚于1834年沦为法国军事殖民地，并在1848年作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写入宪法。二战中法国本土沦陷，自由法国退居法海外殖民地继续抵抗，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宗主国对殖民地掌控力的衰弱，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势力开始活动。二战结束后，由于秉持着和平路线的阿尔及利亚自由与宣言党失败和解散，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力量最终选择极端的方式追求解放和独立。1954年艾哈迈德·本·贝拉成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该反抗组织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坚持群众和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并对殖民者采取恐怖主义暴力。而在维护解放事业的独立性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一方面积极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独立的胜利，另一方面也积极寻求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势力援助，并在获得外援与维持民族解放事业独立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启抗争殖民的序幕时，阿拉法特如同一名学生一样从阿尔及利亚人的战斗中汲取巴勒斯坦人抗争时所需的营养，大量借鉴其抗争经验和成熟的意识形态理念，如加强组织基层建设、发动底层民众、重视宣传和在争取外部世界的援助的同时还能保持自身独立性等。自此，当时还是GUPS主席的阿拉法特，其宣传文章里开始大量使用阿尔及利亚人使用过的，如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剥削，还有“解放”一词。当阿拉法特将自己的宣传材料与巴勒斯坦解放挂钩时，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便会涌入大量的新会员，这无疑证明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解放”一词的使用是极具号召力的。
不过，在武装斗争路线和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这件事上，阿拉法特并非完全师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法国理论学家弗朗茨·法农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阿拉法特。
弗朗茨·法农是法国精神病学家、病理学家和反殖民作家，1925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法兰西堡，父亲就职于殖民地政府，母亲由于带有阿尔萨斯某个家族的白人血统，因此殖民地复杂矛盾的冲突与融合很早便体现在法农的身上。法农自幼接受“法国式”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殖民地人的宗主国认同，而这样的同化教育塑造的宗主国认同在二战时受到了动摇。二战时期，维希法国对治下的殖民地采取高压统治，法农在其老师艾梅·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的指导下就种族意识和其产生根源进行了探究。1943年，法农加入法国自由军团，随军先后驻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参与过龙骑兵行动，并在蒙贝利亚尔负伤。因表现英勇，法农获得法国十字勋章。1945年初，法农参加阿尔萨斯战役，并在大战结束后复员。服役期间，法农同时体会到为法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荣耀和与之矛盾的种族歧视遭遇，也就是白人对黑人的蔑视，这令法农滋生了反抗情绪。
复员后法农通过高中会考，并于1946年赴里昂学习精神病学。学习过程中，法农接触到精神分析学说、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理论，在1951年考取心理学家资质后在圣亚尔邦精神病院工作一年。在精神病院工作期间，法农接受社会主义精神病学家托斯克尔（Francois Tosquelle）的指导，这为法农后来将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政治结合的道路奠定基础。1953年法农通过精神科医师资格考试，并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布里达精神病院担任精神病医师。在这之后，法农《黑皮肤，白面具》、《垂死的殖民主义》、《残破的世界》以及《通向非洲的革命》等书相继出版，并积极投身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他还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加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并为罹患精神疾患的游击队员治疗精神病。这是精神病学实践和政治活动的交融之路，在此之后法农彻底走上反殖民斗争道路。
法农揭示了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在殖民体系中被宗主国异化的事实与根源，而对根源的探究与质疑，无疑是撼动了帝国主义思维的逻辑基础。法农认为暴力手段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的一种手段。暴力之所以为必要，是因为被殖民者的异化本身即经由宗主国的暴力产生的。故而，以暴力为主要形式的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块利于心理疾患摆脱压抑的土壤。通过暴力使得被殖民者意识到真实自我和自觉观念，并重获解放和独立的信心，令其主体性认知转向实践，并最终获得殖民者和宗主国的承认。故而，殖民地的暴力抗争是能动的实践，通过这一实践，使得殖民地人民获得启发和教育，最终令其团结一致。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暴力便并不是以暴制暴，而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殖民地的反殖民斗争便可以开拓初一个超越殖民主义对立关系的全新未来，即解放，且不但是政治性的解放，更是文化和个体个性的解放。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弗朗茨·法农的经验和理论让阿拉法特看到了法塔赫新的希望。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产生民族自信心，这是开启全面抗争的大前提，只有连敌人带来的死亡都毫不畏惧的人，才能够在抗争结束后继续斗争。也正因法农所言，才使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成员们决定走上与阿国同样的武装抗争道路。而在法国宣告在阿殖民历史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也旋即向法塔赫提供必要援助，并盛邀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访问阿本国，并允许法塔赫组织开设阿国办事处和开设训练营以筹备军事组织。
这些事件、组织和理念构成了法塔赫早期思想主张的来源。虽然由于成立时间比较早，且早期成员的构成复杂，法塔赫早期思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独立性与外部理论对其渗透和干涉，以及捍卫组织理想与被迫妥协现实的二元对立，但这些思想主张所构建的理论基础也确实助力了法塔赫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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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对于法塔赫而言，卡拉梅战役是一个标志着其真正崛起的重要事件。
时间回到第一次中东战争。战后约旦将涵纳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土地并入其中，约旦人口从40万猛增至130万，国民构成迅速变化，由之前的以约旦人为主变成三分之二为巴勒斯坦人，约旦人仅占三分之一，这使得约旦深陷巴勒斯坦问题的泥潭之中。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法殖民力量从中东撤离，中东的地缘权力真空让美苏不断渗透和相互竞争。美国和苏联均在中东扶持代理人，美国重点扶持以色列，而苏联则是支援阿拉伯世界，中东从此出现两大阵营的竞争和冲突，令原本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从此纳入全球冷战版图之中，巴以问题亦逐渐复杂化。而时间到了六十年代，美苏关系急剧恶化，尤其是1960年的U-2事件使得美苏的戴维营精神作废，美苏间爆发新一轮对抗，苏联于次年开始修筑柏林墙，双方更是于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自此美苏走向全球争霸道路。
而这个时候的阿拉伯世界也在纳赛尔的号召下不断将“泛阿拉伯主义”付诸实践，并于1958年2月埃及与叙利亚合并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泛阿拉伯主义又称阿拉伯主义或阿拉伯主义，诞生自19世纪中后期的叙利亚和埃及地区，其本质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要求阿拉伯民族独立并建立独立国家。由于中东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因此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色彩极为浓厚，主张将伊斯兰教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并将民族作为国家认同和组织动员手段，但这种主张其实是和阿拉伯政治传统和伊斯兰世界观背道而驰。不过即便如此，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依然主导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走向，但随后的失败也说明这种泛民族主义在阿拉伯民族国家普遍出现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可操作性。阿联酋可能是个成功的例子，但海湾的小国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当泛阿拉伯主义崩溃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党虽然继承了泛阿拉伯主义的雄心壮志，但由当时其他阿拉伯国家对萨达姆的疑惧态度可见这个理念已经毫无市场可言。
不过在泛阿拉伯主义发展高峰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泛阿拉伯主义确实在短期内团结了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是阿拉伯各国团结联合初见成效的成果之一。不过，巴解组织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更改约旦河水道的计划。
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主要为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而冬季微冷湿润多雨，而在远离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内陆地区则以热带、亚热带干草原和沙漠气候。这种气候分布差异也导致该地降雨南北分布严重不均，其最北部因为是温带湿润气候，平均降水量可达到900毫米，而南部平均仅50毫米左右。巴勒斯坦地区降水量最多的地方分别是中部的撒玛利亚山地和北部的加利利山地，盛行西风爬升带来了充足的地形雨，使得前者是耶路撒冷、伯利恒、希伯伦等以色列重要城市的分布区域，后者形成了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常年河约旦河和最大的淡水湖加利利海。然而，这两块宜居的湿润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被以色列从事实上控制甚至完全垄断，尤其是加利利海和约旦河上游的水源，故而几十年来关于巴勒斯坦水资源的争端基本围绕着这两个地区展开。
约旦河对于流经国家的生产生活和农田水利灌溉作用巨大。但1959年以色列单方面宣布更改约旦河水道，计划包括修建水渠和拦河坝以掠夺约旦河大部分水资源。同年10月，阿联召开一系列会议商量对策，但都因忌惮以色列的实力使得阿拉伯诸国分歧巨大。纳赛尔为弥合分歧，于1964年1月召开开罗会议以组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战线，并在会后决定组建巴解组织。1964年5月28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就此开始官方化，然而这一组织从一开始便注定要遭受阿拉伯国家的干涉和控制。事实上，埃及和阿拉伯联盟对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兴趣索然，扶持、创建巴解组织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利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达成本国目的，这也使得巴解变成大国和阿拉伯国家间关系互相妥协的产物。
因此巴解组织的泛阿拉伯主义与对以缓和主张，以及其本身的傀儡属性，是与法塔赫强调的的对以强硬、武装斗争以及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独立性主张高度背离的。因此，对于法塔赫而言，采取暴力抗争不仅是复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经验、践行法农暴力抗争理念，同时也是捍卫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独立性的表现。不过，除此之外，对于法塔赫来说，对以采取武装斗争还有另一层意义。
早在巴解成立以前，法塔赫便派人说服第一任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采取对以强硬的主张，但因舒凯里担忧此举会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作罢。与此同时，因为巴解在名义上为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影响颇大，这导致大量法塔赫成员脱离而加入巴解。而因为人员的流失，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的援助也逐渐减少，法塔赫陷入困境。故而，为了摆脱当前困境和扩大影响力，利用军事行动以确立法塔赫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地位就变得尤为迫切。
不过，即便是法塔赫内部，成员们也对采取军事行动一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和分裂。哈拉德·哈桑一派认为，法塔赫的对以攻击应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只会造成灭顶之灾。另一批“理中客”则认为法塔赫应该冷静等待武器、弹药和人力援助的到来，但对援助何时以及如何到来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而阿拉法特则认为法塔赫的成员必须明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急切性，革命需要以行动而非筹备开始。虽然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表决上以5:4的投票数通过了阿拉法特的军事斗争方案，但由于之前的分歧和矛盾，法塔赫出现了队伍的分裂，反对军事抗争的人开始脱离队伍，使得最初法塔赫的军事人员只有26人，装备也是极其落后，而且还饱受阿拉伯国家的干涉。为此，法塔赫最初以“暴风”（Al-Asifah）突击队为名进行武装斗争，目的是避免使用法塔赫之名后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干预。
在1964年的最后一天，6名“暴风”突击队员进入以色列境内。一开始计划为10名队员，但因为行动计划被因早期法塔赫严守不袭击以色列平民的准则，故而突击队员将袭击目标选定为贝特内托法（Beit Netopha）运河的一民用蓄水池，但此次袭击因爆炸装置失效而失败，以方甚至起初并未察觉袭击的存在。然而，魔幻的是，由于阿拉法特在此次袭击开始前便已经拟好所谓“法塔赫第一号军事公报”，故而阿氏在未确认战果的情况下便将该公报邮往黎巴嫩的各大报刊媒体，而黎巴嫩的各报社也并未核对袭击的结果是否属实便在自家版面刊登法塔赫军事公报的具体内容，这使得法塔赫的名望以这种“乌龙”的方式在巴勒斯坦群众中迅速传播。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次袭击对法塔赫影响深远。法塔赫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阿拉伯各大媒体对法塔赫的军事行动均表现出高度的赞许，尤其是该行动还是在其与巴解援助竞争处于下风、内部分歧和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实施，这使得法塔赫的组织目标和巴勒斯坦民众朴素的抗争热情产生共鸣，法塔赫收到了大量的外部经济和武器援助，许多巴勒斯坦人和同情支持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人也加入法塔赫的“暴风”突击队中。1965年，突击队人数仅为200人，而到了1966年便已上升至600人，且志愿加入其中的人数还在进一步增加。在第一次反以行动之后，法塔赫对以色列的武装攻击愈发频繁。1965年的3月，法塔赫向以色列境内安置定时炸弹，造成7名犹太人丧生，这也成为以色列承认的第一起因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事件。
然而，随着法塔赫的力量逐渐发展，法塔赫也面临着来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压力。阿拉伯国家方面否定法塔赫的军事行动是出于担心以色列报复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敌视。1965年1月4日，当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员返回约旦时遭到了约边防部队的伏击，突击队员艾哈迈德·穆萨（Ahmed Musa）枪击身亡，成为法塔赫第一位牺牲者。而时间到了1966年，由于难以承受来自以色列的报复压力，埃及和叙利亚也开始大规模逮捕法塔赫成员，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甚至在2月被叙利亚政府以其参与谋杀案为由逮捕。但比起来自阿拉伯“兄弟”们的暗算，以色列的打击报复似乎更为残酷——以军的报复不仅针对法塔赫，也对其藏身的阿拉伯国家一并进行打击报复。1966年11月13日，以军以遭遇地雷袭击为由进攻希伯伦（Hebron）的萨穆村。萨穆村被以军夷为平地，游击队方面18人阵亡、54人受伤，前来支援的约旦军队也一并受到以军的攻击，损失巨大。同年年底，以军以法塔赫的袭击大多来自叙利亚境内为由在叙边境修筑工事，但其真实目的是欲夺取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到1967年，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境摩擦愈发频繁且激烈，甚至双方空军也参与交战，这甚至为后来的“六五”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做了预演。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实施大规模突袭，随后地面部队也在不断推进。短短六日，阿拉伯国家便遭遇了耻辱性大败，而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这场战争中自己故乡所有土地也彻底为以色列所占领，包括耶路撒冷地区。不过，比起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这场耻辱性大败令整个阿拉伯世界弥漫着悲观和迷茫的氛围。战前，阿拉伯国家普遍相信自身的优势足以让以色列的灭亡变成时间问题，但在六日战争后，随着埃及和叙利亚等国遭受以军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只能重新对形势进行评估并发现以色列在中东似乎将不可撼动地永久存在，这种巨大的失败几乎压垮了所有阿拉伯人。
对于法塔赫来说，未来似乎同样希望渺茫。法塔赫在六日战争中也曾努力在叙利亚地区对以军后方进行打击，但对战争局势的影响杯水车薪，所以在战后组织内的所有人也同样陷入到悲伤的情绪。故而，此时的法塔赫，在如何调整发展战略、团结阿拉伯世界和重建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信心等问题上需要迫切提出新的破局方案。也正因如此，1967年6月12日，法塔赫在大马士革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部分组织成员复盘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认为法塔赫应停止对以袭击行动以令法塔赫获得一个恢复的喘息机会，但阿拉法特坚持继续进攻以色列以减少失败心理对阿拉伯民族的影响。
1967年6月23日，阿拉法特力排众议让法塔赫继续对以发动武装袭击，而法塔赫也派出多位高层到各大阿拉伯国家寻找援助和在以色列占领区、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基地。1967年8月29日阿拉伯联盟峰会在喀土穆召开，阿拉伯各国在经历了六日战争的惨败，各国开始弥合矛盾，对以态度再次强硬，并承认对以色列的游击战争是有效的。这为法塔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2日后法塔赫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恢复对以武装袭击。
从1967年的9月到11月，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迅速增加，即便以国军警逮捕了上千名不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袭击者，但袭击的次数依然有增无减。摩萨德发现袭击人员大多都来自于卡拉梅。卡拉梅位于约旦河谷地，区域内地形复杂，山地丘陵密布。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前往该地定居，到六日战争爆发后卡拉梅的难民营已经极具规模。1967年11月，为报复阿人空袭，以军朝卡拉梅难民营进行炮击，这令卡拉梅的难民愤慨异常，并公开情愿希望法塔赫进驻难民营以领导反以斗争。不久，卡拉梅难民营便成为法塔赫的分支基地。
得知情报后，以色列国防军于3月初向卡拉梅附近的约旦边境增兵。为表示对以色列方面异动的回应，约旦也向卡拉梅方向派遣第一步兵师以加强边境防御。3月18日，一辆载满师生的校车在以色列最南端的犹太人定居点处遭遇地雷，一名随车医生和男童被炸死，29 名儿童受伤。以色列方面迅速出兵卡拉梅以消灭法塔赫武装力量。战斗于3月21日凌晨五时许开始，以军先头部队经过三小时的作战后突入卡拉梅，却发现卡拉梅比事先预想的规模要大得多，装甲部队没有足够的力量封锁和占领城镇，而法塔赫成员却可以利用对城镇的熟悉与以军周旋，并与约旦的装甲部队里应外合，最终经过15个小时的战斗逼退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先头部队，并造成以方32人阵亡、70人受伤，27辆坦克、2辆半履带车、6辆装甲车被摧毁，一架“幻影”III也在卡拉梅的战斗中坠毁。而法塔赫方面有93人阵亡，约旦方面也有84 名士兵阵亡，250 余人受伤，4 人被俘，30 辆坦克被击毁。虽然损失同样不小，但相比于第三次中东战争双方那极为悬殊的伤亡比而言，已是一次大胜。
卡拉梅战役影响深远。战前西方世界将以色列视作对抗阿拉伯这头巨人的大卫。造成一现象的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有关媒体倾向性宣传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是和阿拉伯国家和巴解主席舒凯里错误宣传有很大关系。不过，此战以后，西方越来越多人开始对巴勒斯坦报以同情的目光，逐渐开始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
但对于法塔赫来说，卡拉梅战役几乎是组织发展的分水岭。卡拉梅战役在战术上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国防军横行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振了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信心，法塔赫也因为这一胜利在中东政治舞台的地位迅速提高，阿拉法特的威望也达到了一个顶峰。1968年7月，巴勒斯坦第四届国民大会在开罗召开，法塔赫携卡拉梅大捷之威，在选举中拿到100席的38席，一举成为最大派别。而阿拉法特也于1969年2月在第五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中被推举为巴解执行委员会主席，15名委员也有4名是法塔赫成员，巴解自此成为受法塔赫控制的组织，并开始贯彻法塔赫的方针政策。基本上，1969年往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折射出法塔赫的理念色彩、奋斗目标和组织纲领等，而法塔赫也开始实践自己的理念，即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演绎民族斗争，以摆脱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实现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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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
然而，法塔赫的崛起和壮大后却逐渐在约旦开始为所欲为，并最终导致“黑九月”事件爆发。
“黑九月”事件是1970年9月在约旦与巴解之间爆发的暴力流血冲突，冲突持续到1971年7月结束，此事件造成巴解组织的毁灭性打击，而作为其中最大的派别，法塔赫更是首当其冲，人员、武器装备和资产大量损失，大批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基地亦被约旦军队捣毁，巴解只能迁往黎巴嫩建立新的基地。但迁往黎巴嫩后，巴解恶习不改，继续之前傲慢行为，令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的隔阂与冲突不断激化，亦为1975年黎巴嫩内战和1982年黎巴嫩战争埋下导火索。
从现在的角度回望“黑九月”的产生，可以发现该事件的爆发是约旦与巴勒斯坦复杂关系的历史遗留，以及卡拉梅战役后约境内巴解极度膨胀、不断失控的现实矛盾双重因素导致的。
历史上，约旦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部分，但在1921年委任统治时期被英国人划分出去，约旦河以东之地为外约旦，由阿卜杜拉·本·侯赛因担任统治者，即阿卜杜拉一世，以西则仍由英国继续委任统治。1946年外约旦独立后，阿卜杜拉一世一直觊觎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土地，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过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区。即便约旦所占巴勒斯坦地区在以色列的强势反击下复又失去，但约旦的统治者始终就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土地不断施加影响。1951年阿卜杜拉一世在阿克萨清真寺遇刺身亡，继任者侯赛因·本·塔拉勒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开始声称自己为巴人利益唯一合法代表，这自然令巴勒斯坦人高度不满。但随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也介入该问题，这也让巴约问题愈发复杂。
而现实矛盾，便是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后的极度膨胀严重侵害约旦主权。事实上，卡拉梅战役的胜利，虽然和法塔赫的全力抵抗有关，但主要还是归功于战役后期约旦军队的参战转移了以军的攻击目标，令约旦军队损失惨重的同时也让法塔赫逃过一劫。但在战后法塔赫的宣传中，约旦军队的努力却被完全忽视，仅保留了法塔赫所谓顽强不屈的伟岸形象，这严重损害了约旦的民族感情。一次击败以色列的胜利让巴勒斯坦人自信迅速增强，但这种信心却最终演变为在约旦街头煽动武力、建立“国中之国”的狂妄。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法塔赫所谓的对斗争独立性追求的另一面却是拒绝约旦法律制度的约束、挑衅约旦政府权威，甚至有形成割据势力的倾向。萨拉赫·哈拉夫事后也对这此作过检讨，认为在当时法塔赫倾向于巴勒斯坦太多，但丝毫没有在乎过约旦人的感受。
除此之外，约巴矛盾升级的另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崛起。卡拉梅战役后，巴勒斯坦的各大抵抗组织开始提供恐袭的方式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与法塔赫争权夺利。这和巴解内各派系与法塔赫的激烈竞争有极大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面对惨败事实的各阿拉伯国家均对以色列国家采取强硬的敌对态度，并表示支持任何抗以的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巴勒斯坦人本就对六日战争中的以军暴行高度愤恨，因此在阿拉伯方面表态后，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这些组织大多以对以发动恐袭为荣，目的是复仇和与法塔赫争抢更多组织影响力。
于是，一场奇怪的恐怖主义军备竞赛便迅速拉开序幕。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人阵”，即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的创始人为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此公在黎巴嫩美国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军驱逐哈巴什家乡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哈氏的妹妹也因此殒命，这令哈巴什迅速坚定了反以立场。1953年，哈巴什建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的组织，这也是“人阵”的前身。1967年哈氏创建“人阵”，主张彻底否定以色列的存在、拒绝对以的任何谈判，且不断用激烈的攻击向以色列施压。1968年7月23日，3名“人阵”武装分子在意大利劫持从罗马飞往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现本·古里安机场）的客机，首创劫持以色列民航客机的先河。此后，“人阵”屡屡对民航下手，1970年9月甚至在一天之内劫持四架不同航司的民航客机。这种举动当然招致国际社会谴责，但“人阵”在巴解组织中的威望反而日盛。其他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也争相效仿，试图盖过对方组织，尤其是法塔赫的风头，希望自己取而代之，或至少在恐袭方面胜过法塔赫。
“黑九月”爆发的兆头始于1968年的下半年。巴解组织试图扩张自身在约旦的势力范围，因此不断挑衅和袭击约旦军警力量，这令侯赛因国王十分不满。为展示对抗王权的下场，1968年11月4日约旦进攻位于安曼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聚集区，双方均互有损失，这是约旦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第一次冲突。此次冲突之后，约旦和巴解达成七点协议，包括禁止在城市中携带武器和穿着制服上街、禁止拦截和搜查民用车辆、禁止与约旦军队竞争兵源、必须携带约旦身份证件、车辆必须挂有约旦车牌、犯下的罪行由政府组织调查、巴解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争端由双方组成的代表委员会解决。然而，巴解组织激进派拒绝接受这种限制，并在约旦发起更大规模的恐袭以作为回应。1969年12月9日，美国国务卿提出“罗杰斯计划”，表示用埃及和约旦对以和平承诺以换取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撤出，这个计划一经推出便立刻遭到法塔赫等巴抵抗组织反对。因为侯赛因国王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因此约旦进一步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约旦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这更加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到了1970年，“人阵”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军站出来公开挑战侯赛因国王权威，并不断挑衅约旦军警和袭击侯赛因车队。1970年9月1日，侯赛因车队再一次受到巴解组织袭击，双方矛盾达到顶峰，这标志着黑九月的开始。
1970年9月16日清晨，侯赛因国王发表全国讲话，并解散温和的文官内阁，新总理由强硬派军人穆罕默德·达伍德担任。17日，约旦第60装甲旅进驻首都安曼，武力清剿巴解组织游击队盘踞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但由于巴解组织早有防备，约军的清剿变成血腥的拉锯战。约第60装甲旅花了近十天才在重武器的支援下将巴解组织驱逐出安曼地区。约旦在约旦其他城市，如伊尔比德、杰拉什、萨尔特和扎尔卡等城市也发动清剿行动，但无一不是重蹈在安曼行动的覆辙。冲突一直到1971年7月17日结束。冲突结束时，约旦境内的巴解组织几乎被全部逐出，绝大多数被遣送至叙利亚，还有200人选择向以色列投降。
“黑九月”事件之后，法塔赫重新面临对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事实上，该事件的爆发，与“人阵”等派别频繁发动恐怖袭击有着极大的关系。此时摆在阿拉法特赫和法塔赫面前的，时巴解内部激烈的夺权竞赛、“黑九月”后支离破碎的组织体系以及巴勒斯坦人强烈的复仇烈焰。此时法塔赫内部宣扬恐怖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此等困境，阿拉法特赫最终默许了恐怖主义，这最终促成了“黑九月”组织的诞生。
“黑九月”组织以1970年9月16日侯赛因国王针对巴解组织清剿行动为名，意在为约旦制造的“黑九月”事件复仇。组织成立后，约旦便首当其冲成为“黑九月”的袭击目标。1971年11月28日，约旦首相瓦斯非·塔勒在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时被“黑九月”成员于下榻的喜来登酒店遇刺身亡，成为“黑九月”组织恐怖主义行径的第一个牺牲品，当然也是第一个战果。事件发生后，法塔赫立即宣布对刺杀事件负责，这无疑表现了“黑九月”事件后法塔赫基于复仇和提振民族信心的愿望。1971年12月，“黑九月”刺杀约旦驻英大使扎伊德·里法伊未遂，但也造成欧洲社会的轩然大波。
对于“黑九月”组织的行为，起初法塔赫是秉持着默许态度的，但在看到恐袭造成的影响力如此巨大后，也逐渐允许“黑九月”组织加大恐袭力度，手法逐渐残忍和血腥。在刺杀约旦驻英大使未果后，“黑九月”将目标扩大到以色列和同情以色列的国家，手段也日渐多样化，比如涉及劫机行动，此前该行为仅被视作“人阵”的恐袭特点，不过考虑到“黑九月”本身除了法塔赫成员外也有“人阵”成员参与，故而并不奇怪。
1972年5月8日，“黑九月”劫持比利时民航客机，并要求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1972年9月开始，“黑九月”将邮件炸弹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汇给多个以色列外交使馆，最终造成以驻英农业参赞阿米·夏切里；同年9月5日，8名“黑九月”成员制造了轰动全球的慕尼黑惨案，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被杀。慕尼黑惨案之后，以色列迅速掀起报复活动以色列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政府将报复行动的名称定为“上帝之怒”行动，针对“黑九月”和法塔赫高层组织进行暗杀。“黑九月”遭受重创，多名高层被“斩首”。但这一惨案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却是一场伟大胜利，这也导致以色列随后的清剿活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严重伤亡，巴以间的矛盾再次升级。
如果仔细梳理法塔赫早期的历史可以发现，恐怖主义并非该组织与生俱来的特点。但在六日战争后，恐怖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对以复仇狂潮中迅速膨胀，以“人阵”为代表的巴解极端派迅猛发展，不断挑战法塔赫的权威。而随着外部生存环境的恶化，身处窘境的法塔赫最终不得不选择恐袭这一看似行事方式简单、袭击手段多样、破坏力巨大、影响力极其恶劣的手法。这一手段无疑快速恢复了法塔赫的实力和影响力，也提振了巴勒斯坦人的信心，但畅饮复仇鲜血的法塔赫却必须承受这一“性价比”之选带来的沉重代价——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封锁和谴责、以色列的疯狂报复，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正义性的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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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吞苦果
“黑九月”事件后，法塔赫被迫从约旦迁往黎巴嫩境内继续斗争事业。
黎巴嫩作为国家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的埃米尔封邑。17世纪初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二世建立起事实上独立的大黎巴嫩，但很快被奥斯曼帝国镇压。1788年在巴勒斯坦总督查萨尔的支持下贝希尔·谢哈布二世担任黎巴嫩的埃米尔。此君上台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最终于1831年通过与埃及默罕默德·阿里结盟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驱逐出黎巴嫩。但1842年埃及撤军后，奥斯曼帝国卷土重来。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为争夺黎巴嫩的控制权，不断挑唆马龙派和德鲁兹派的矛盾。为便于管理，最终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一分为二，北部归亲法的马龙派管辖，南部则归亲英的德鲁兹派统治。现代黎巴共和国的维形则是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黎巴嫩行政区，最初只是黎巴嫩北部马龙派聚集的山区。1920年9月，逊尼派穆斯林聚集的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和贝卡谷地并入黎巴嫩行政区，即大黎巴嫩，此黎巴嫩共和国的雏形。因此，纵观黎巴嫩历史，伴随着的，除了长期以来被各大帝国统治的遭遇外，便是宗教矛盾。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毗邻，亦靠近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而其境内多山地形使得即便被如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为减少管理成本也会给予自治权，这造就了黎巴嫩教派、社群杂居以及各势力割据的传统。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殖民当局选择扶持马龙派社群以抗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社群。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信仰一致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看中基督信徒社群相对于穆斯林的人口优势。随着统治的继续，法国开始根重塑黎巴嫩的政治框架。法国根据教派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民族共同体来设计黎巴嫩的政治架构，于是教派主义政治制度便就此建立起来。这意味着黎巴嫩地区的职务是根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社群的，这无疑为分裂埋下祸根。
与宗教矛盾伴随而来的是党派纷争。黎巴嫩的政党，受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以及外国势力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马龙派长枪党（Kataeb Party），与以色列和欧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德鲁兹派社会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和黎巴嫩共产主义行动组织（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Action Lebanon）代表穆斯林利益，前者领袖为卡麦勒·朱布拉特（Kamal Joumblatt），与苏联和法塔赫联系紧密，而后者领袖为穆赫辛·易卜拉欣（Mohsen Ibrahim），和巴解组织关系密切；最后是以黎巴嫩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主的亲叙利亚党派。这些党派数量众多，成分复杂，且多数都拥有武装组织，这为日后的内战创造了条件。
二战后，黎巴嫩独立，法国殖民时期按境内教派社群人口数量分配国家权力的做法依然被延续，甚至受1943年《民族宪章》的影响，殖民时期的“社群主义”被神圣化，分配权力和政府职位在各宗教社群间变得极其僵化，国家难以实现政治融合，如1958年黎巴嫩危机。该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不同教派出生率存在差异，黎巴嫩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比越来越高，但由于其经济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低，也没有有效的政治动员能力，导致穆斯林社群在分权体系中未获得相匹配的权力。当时间到了1958年，此时的穆斯林社群相信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派，遂要求重塑权力划分格局，但黎巴嫩自1932年后便未有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让穆斯林的疑虑进一步加深，相信这一切是由于马龙派拒绝承认人口新格局，不愿分享权力。危机就此爆发，这凸显了黎巴嫩在殖民遗毒影响下走向分裂内战边缘的事实。危机最终在美国的帮助下弹压住了穆斯林的冲击，但黎巴嫩境内穆斯林的抗争仍没有平息。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涌入黎巴嫩，而当时黎巴嫩总人口只有583万。巴勒斯坦难民的迁入和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涌入打破了黎巴嫩脆弱的政治生态平衡，这一趋势在“黑九月”事件爆发和结束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让其聚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成为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对以攻击的基地与跳板，但他们同在约旦那样不尊重黎巴嫩主权，也拒绝听从当地政府管理，几乎获得了黎巴嫩南部的完整控制权，甚至介入最敏感的黎巴嫩教派问题，这令黎巴嫩马龙派政府当局十分警惕，并试图对巴解组织进行限制，但巴解部分极端成员为抗议黎巴嫩政府对巴勒斯坦组织组织的管理和限制，甚至展开对于黎巴嫩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正是法塔赫主导的巴解与黎巴嫩当局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最终引发了内战。
另外，巴勒斯坦人以黎巴嫩为跳板继续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让黎巴嫩遭到以色列报复，国际社会也不断谴责黎巴嫩，尤其是以“人阵”为首的巴解极端派别并不服从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并建立“拒绝阵线”开始频繁发动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导致即便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法塔赫一转往日对以强硬、拒不妥协的态度，寻求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渠道，但巴解组织整体上依然继续往日的恐袭行动，中东和平进程多次被打断。1971年至 1982年，共有 250 名以色列人死于巴解恐袭，1628人受伤。这招致以色列的疯狂报复，而以色列的报复往往并不会分别究竟是哪个巴解派别进行的恐袭，而是将整个巴解组织连同其扎根的黎巴嫩一并送上天。如1968年12月28日以色列便对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进行袭击，导致12架客机被炸毁，而以色列袭击原因是因为两天前“人阵”对以色列客机实施了劫机。这类事件频繁发生令黎巴嫩政府当局和巴解组织的矛盾日益加深。1969年11月3日，在埃及的调解和斡旋下，黎巴嫩当局与巴解签署了《开罗协定》，协定一定程度上规范和限制巴解组织在黎的政治军事行为，但由于此时埃及也有利用巴解组织反以的私心，这使得协议在事实上承认了巴勒斯坦人以“鸠占鹊巢”式的难民营聚集区自治形式取得黎巴嫩南部的自治权。面对此等境况，马龙教派政府对于法塔赫及其巴解组织以及穆斯林的愤恨与日俱增.
1975年4月13日，长枪党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遭遇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暗杀未遂。为打击报复，长枪党于同日攻击载满巴人的长途客车，30人丧生，且多为妇孺，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等惨剧称之为“巴士屠杀”。“巴士屠杀”也是黎巴嫩内战导火索之一，以此事为分水岭。在此之后基-穆双方积极备战，摩擦冲突逐渐升级，最终在1975年12月内战正式爆发。长枪党进攻巴勒斯坦难民营并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如1976年1月18日的卡兰迪那难民营（Karantina Camp）大屠杀，并导致15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随后巴解伙同黎巴嫩穆斯林武装力量展开反击，混战持续了18个月。
为支援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势力，1976年，叙利亚以阿拉伯维和部队的名义，采取军事手段介入黎巴嫩内战。叙利亚加入内战支援巴解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反以目的，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是所谓“大叙利亚”版图中不可分割的南部疆域。总之，叙利亚的介入令内战变得更加复杂。
1976年10月15日，在沙特的调停下，内战各方在利雅得签署协议。协议中承认《开罗协议》继续生效，各方武装力量应该退回1975年4月的战线，并允许叙利亚军队作为阿拉伯维和部队的形式驻扎在黎巴嫩。这无疑从事实上承认了叙利亚入侵黎巴嫩的现状，导致叙军成功占领贝卡谷地，而叙利亚的驻军直到2005年才完全撤出。很明显，利雅得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终结内战。此后内战继续升级，以色列也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出兵黎巴嫩，黎巴嫩就此彻底从繁荣开放的“东方巴黎”变为人间炼狱。内战直到1989年《塔伊夫协议》签署才正式结束，但十几年的内战彻底撕裂了整个黎巴嫩，15万人身亡，超过一百万人变成永久难民，黎巴嫩损失了相当于战前五分之一还多的人口。
对于法塔赫来说，黎巴嫩内战时继“黑九月”事件后的又一次与阿拉伯国家爆发的武装冲突。尽管内战本身便是黎巴嫩内外复杂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巴解组织的恐怖活动以及对黎巴嫩内政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黎巴嫩内战的产生。而内战本身对法塔赫的影响十分深远。
首先便是漫长的内战让黎境内巴难民饱受战火摧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外逃和死伤使得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群众基础和征兵人力根源被大幅削弱。在战前，有近40万巴难民在黎巴嫩南部盘踞，这一庞大的难民规模和大量难民营建立使得黎巴嫩成为法塔赫的发展基地之一。但在内战爆发后，难民营被大量摧毁，难民也四散奔逃，法塔赫开始面临人员、财力短缺的困境，组织发展大为受限。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法塔赫对于难民而言，还承担基础设施维护、维持福利和保障难民营安全的责任和义务，但因为内战的爆发，法塔赫无法继续承担这些义务和职责，因此其开始失去巴勒斯坦难民对其的支持，民心尽失。
而随着法塔赫实力的大幅削弱，阿拉法特开始难以控制巴解组织的极端派别的行动，针对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袭击迅速升级，而这又引发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法塔赫在赎罪日战争后开始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寻求对以和解之道，但法塔赫的转向始终不能在巴解中获得共识。正相反，包括“人阵”在内的极端组织依旧认为战争是斗争的必要途径，因此从内战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其中.如1975年12月，“人阵”成员“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发动攻击；1976年“人阵”的下属组织“人阵-外部阵线”与“红军派”一同劫持法航139号航班，而在以色列的“恩德培行动”解救行动中，7名恐怖分子被击毙，4名人质身亡，而1名以军指挥官不幸丧命，而这名指挥官便是约纳坦·内塔尼亚胡，即现总理（截至2024年12月24日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此公亦在日后为巴以问题的协商与解决制造了大量不确定因素。很明显，烈度迅速升级的恐怖袭击令以色列蒙受巨量财产和人员损失，而这也成为1982年黎巴嫩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武装介入黎巴嫩早在1978年便开始。3月11日，因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一辆开往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造成以方38人死亡，76人受伤，以方称为“海岸公路大屠杀”。14日，以色列以此为理由出动近2.5万军事人员对黎南部地区发动进攻，以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力量和在黎巴嫩的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建立所谓安全区。最终，1978年黎巴嫩南部的冲突事件让以色列控制除提尔以外的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黎巴嫩南部冲突事件后，阿以之间曾有一定的缓和。1978年9月17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协调下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使得巴以的和平进程往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但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由对抗向对话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协议未提及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和归还前面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等问题，这直接引起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和反对，使阿拉伯联盟发生严重分裂。1979年阿盟会议上埃及被逐出联盟，阿盟总部也从埃及迁往沙特。
对于巴解而言，此时也需要与埃及做出直接的切割。为消除埃及和解的冲击以及增强在巴勒斯坦人群中的影响度，法塔赫及其领导的巴解再次开始对以色列实施频繁的暴力活动。如1980年下半年黎境内巴武装对以发动高达69次军事袭击，而1981年的5月到7月也有近1230枚火箭弹轰击了北以色列的六个城镇甚至同年七月至次年6月，巴勒斯坦武装对以攻击激增至290次。频繁的武装袭击令以色列损失惨重，但更加坚定了包括国防部长沙龙及总理贝京在内的以色列高层打击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的决心，并在通过战争形式消灭巴解组织、驱逐叙利亚驻黎军队的同时与长枪党形成政治联盟，力图在黎巴嫩建立亲以的政府。
1982年6月3日，“阿布·尼达尔”成员，一个从法塔赫分裂出去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驻英大使沙勒莫·阿尔格夫并造成其重伤。虽然“阿布·尼达尔”分裂出法塔赫后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势如水火，而对驻英大使的袭击很可能是伊拉克为报复以色列空军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巴比伦”行动而指示该组织进行的暗杀活动，与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关系微乎其微，但对于以色列统帅部来说，比起事实，获得战争宣称更加重要。因此三日后以军进攻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战争爆发。
战争开始后，以军兵分三路。西路为主攻方向，沿沿海公路向北直指提尔、西顿、达穆尔等地的巴解组织基地，最后攻入巴解总部所在的贝鲁特。中路进攻巴解组织南部战区指挥部所在地纳巴提亚，后兵分两路与东、西路军汇合。东路攻取阿尔库卜地区，并北上到杰津、贝特丁，试图切断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之间联系。以色列国防军一路势如破竹，将巴解在南黎巴嫩的基地尽数拔起。6月14日，在战争爆发的第8日，以军完成了对贝鲁特西区的合围。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的友盟在战争中仅有的战果也仅仅只是成功挫败以色列全然占领贝鲁特的意图，并在以色列对其的骇人轰炸中坚守至当年8月中旬，阿拉法特最终不得不选择有条件撤离贝鲁特西区，以换取黎巴嫩和美国方面对巴勒斯坦人民安全的保障，并要求以色列军队不可以占领贝鲁特西区。最终巴解组织从黎巴嫩离开后其总部迁往突尼斯，1.25万武装人员从8月21日到9月1日分批迁往约旦、南也门、叙利亚、突尼斯等八个国家，最终以一种支离破碎的衰弱状态收场。
黎巴嫩战争是上世纪80年代中东地区的关键历史事件，对于参战各方影响深远。而对于法塔赫而言，则影响最为直接且严重。经历这一战后，法塔赫多年的军事、组织和人员装备积累尽数毁灭，而战后巴解组织总部的迁移和组织成员的分散安置直接宣告了其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完全被摧毁，组织规模在战后多年也难以恢复至战前水平，失去了组织军事和政治活动的资本，更难以充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柱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法塔赫的衰落迅速点爆了巴解内部长久以来的尖锐矛盾。被以军打碎的组织架构令法塔赫对巴解组织的控制力直线下降。大量成员散落多国，使得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离心力陡增，分裂势力迅速崛起，甚至直接发生武装内讧。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1983年阿布·穆萨下属武装与阿拉法特的部队因理念分歧爆发武装冲突，并在1984年4月与“人阵—总指挥部”、“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组成“巴勒斯坦民族联盟”以对抗法塔赫领导的巴解组织；同年5月，原巴解组织成员“人阵”、“民阵”、“巴解阵”以及巴勒斯坦共产党成立“巴勒斯坦民主联盟”，与巴解组织分庭抗礼。这种分裂内讧的局面让巴勒斯坦人极度失望，巴解组织民心尽失，法塔赫亦陷入极度衰微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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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就在法塔赫与巴解组织陷入低谷时，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挽救了法塔赫和其领导的巴解组织。
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最直接的便是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因素。六五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被以色列工党政府、利库德政府及两党联合政府的统治。以劳工复国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党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通过经济一体化等同化政策试图柔性消化占领区，减弱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势头，但利库德集团则因其思想继承自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建国和以暴制暴。值得一提的是，雅氏是“大以色列”的鼓吹者，他认为大以色列国不仅包含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土地，甚至外约旦地区也应是以色列的一部分。此公的思想对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影响很大，“伊尔贡”组织便是该思想的直接产物，以色列总理贝京和沙米尔更是雅博廷斯基思想的积极践行者，在其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为执政党后，雅博廷斯基思想得以实践，这也让巴勒斯坦变成高压军管大监狱。
另外，经济一体化令以色列经济危机传导至巴勒斯坦地区，让占领区经济恶化，引发巴勒斯坦人不满。工党的经济一体化政策效果非常显著，巴勒斯坦占领区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联系除通过“桥梁开放”维持着同约旦河东岸的工农业产品贸易外，以色列便成为巴勒斯坦人的头号贸易国。以色列凭借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倾斜性政策及对巴方产品的“许可证”限制而稳居出超地位。不过对于巴勒斯坦平民而言，这种经济控制却让他们被以色列的高工资所吸引，纷纷进入以色列务工，至80年代中期甚至每年有近二十万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谋生，这几乎占了巴勒斯坦占领区劳动力总数的四成。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以色列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到1984年9月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400%，经济濒临崩溃，这一冲击也传导至巴勒斯坦地区，对以工农业产品出口击而锐减，对以劳务输出遭受重创，失业人数与失业率上升。很显然，个人经济利益受损成为巴勒斯坦人参加起义的动因之一。
对于巴勒斯坦民众而言，以色列的高压军管令其生活极为艰难，人身权益已经受到严重侵害，而糟糕的经济状况更令对占领当局日渐不满的巴勒斯坦民众选择不再一味地逆来顺受，尤其是那些在“六·五”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由于他们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家人、亲友及同胞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种种悲惨遭遇，加之深受流亡者革命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们不愿像自己的父辈那样选择坐以待毙，开始放弃数十年的非暴力“坚定行动”路线。对于巴勒斯坦民众而言，他们此时已经一无所有，如要获得一线生机便唯有奋起反抗这也让大多数人接受“起义”思想，奠定了起义的社会基础。
1987年12月9日，一辆军卡车在加沙地带与一辆民用车辆相撞，造成巴方四人身亡。由于传言这一事件是以军故意为之，这激起大量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抗议和示威此起彼伏。法塔赫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果断选择介入和领导巴勒斯坦大起义，最终成为法塔赫、巴解甚至中东和平进程的转折点。
法塔赫通过介入和领导巴勒斯坦大起义，拯救了自黎巴嫩战争后的处于衰颓境地的法塔赫。起初法塔赫和以色列一样，对于巴勒斯坦大起义的认识并不清楚，认为只是一场巴勒斯坦人民自发组织和参与的普通骚乱，民众的抗争其结局如同一阵风吹灭火苗一样的可怜。但很快，随着起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法塔赫最终打消了这样的疑虑，并且迅速意识到可以从中争取到所需的政治利益。阿拉法特敏锐地发现，起义的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机构或者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遂决定由巴解组织牵头，由多个巴勒斯坦政治派别联合组建民族统一指挥部以更好地组织和领导起义。这无疑提升了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影响力，让法塔赫及其领导的巴解组织重新焕发生机。
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塔赫重塑了国际社会对其的负面刻板印象。自1967年以来，由于巴解组织的极端派别不断组织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恐袭，这些袭击在以色列的妖魔化宣传下变成巴勒斯坦人爱慕暴力和崇尚恐怖主义邪恶刻板印象的铁证。近二十年来，以色列方面一直美化自身对巴勒斯坦占领区的残酷统治，并自诩为“开明的占领”，但这一假象却在对起义事态的处置上被彻底撕破。起义爆发后，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与国防部长拉宾试图强化之前的铁血统治政策，即“铁拳政策”，这也是以色列之前对待被统治的巴勒斯坦人的高压政策。自大起义以来，以色列方面不断使用殴打、橡皮镇暴子弹、催泪瓦斯和实弹惩罚和震慑起义者。法塔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应用不断发展的新闻采访手段，将巴勒斯坦人被以军镇压的悲惨画面利用机械的眼睛记录下来传播到全世界，事后证明这无疑是遏止以色列残酷镇压的有效手段。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重新吸引了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的血泪赚取了相当多的国际同情，这无疑令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自此从恐怖分子变成受害者的形象。
与此同时，随着民族统一指挥部的建立，起义的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这让国际社会意识到，巴以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是中东和平进程难以绕开的必由之路。也正因如此，1988年6月，阿拉伯国家集体在阿尔及利亚讨论如何支援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问题，而巴解组织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提出方案，即呼吁巴以和解。虽然方案并没有被阿拉伯国家接受，但允许巴解组织出席会议这件事本身便意味着阿拉伯国家重新认可了巴解组织的合法性。在这一背景下，同年7月31日，约旦侯赛因国王发布声明，宣布正式停止与巴勒斯坦关于被占领土主权归属的分歧，从而为巴勒斯坦建国创造条件。而巴解组织也积极相应这一声明，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颁布《独立宣言》，巴勒斯坦宣布建国。这不但是巴勒斯坦不屈斗争终于取得了跨越性成就，中东和平进程也迎来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还更意味着，巴解组织已经调整了对以政策和建国路线，将之前的武装斗争战略转向利用外交手段和政治谈判解决巴以问题的和平路线。同时，伴随着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和积极与恐怖主义进行切割的态度，也使巴解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加。在宣言发布后不久，许多国家便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而这，毫无疑问代表了巴以和平进程已经开启新篇章。
其实早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法特便已经着手探索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道路。当时由于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便着手开始与以色列单独和解，使得巴勒斯坦利益随时都有被阿拉伯国家再次出卖的可能。阿拉法特开始借鉴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处理办法，提出了一种过渡式、渐进式的建国路线，即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一个领土规模较小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然后在此基础上积蓄力量，最终建立巴勒斯坦国家。这一方案非常重要，它为法塔赫打开外交新局面。1974年，苏联政府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并允许其设立驻莫斯科巴解组织办事处。1976年8月巴解组织获得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的资格，并在9月成为阿拉伯联盟第21个正式成员。
然而法塔赫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尝试在“渐进式建国”方案提出后不久便因为巴解组织内部极端派别独走和卷入黎巴嫩内战与黎巴嫩战争而被搁置，直到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这一路线才再一次被法塔赫提起并付诸实践。
《独立宣言》的发表对于法塔赫而言标志着其自身职能和角色的转变。虽然法塔赫和巴解内部对与以色列开启和谈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分歧也颇为巨大，但为了巴国合法性和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以政治手段解决巴以问题已经是巴勒斯坦建国后法塔赫的主要政治路线。即便巴解内部分裂、海湾战争选择支持萨达姆等事件造成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权遭遇的巨大挑战，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于中东问题的政策却出现了转变。1991年3月6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谈判解决巴以冲突争端的前提是基于联合国第 242 号决议、第 338 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这让阿拉法特看到了希望。阿氏决定重回巴以问题的和平谈判桌上，并希望借此摆脱海湾战争后个人和法塔赫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1991年10月30日，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会上巴以双方展开了11轮外交会谈，这令中东和会耗时近两年之久，从1991年11月3日第一次会议召开，到1993年9月最后一次会议才结束。虽然由于政治分歧明显、历史积怨颇深、互不信任感仍然严重，马德里和会上双方并未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但是马德里和会依然是历经近半个世纪战火蹂躏的交战双方第一次面对面讨论中东和平问题，会谈本身也为之后《奥斯陆协定》奠定政治基础。
另一个有利的变化来自于以色列方面。巴勒斯坦的起义让部分犹太进步人士意识到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民族权利，而且巴解组织作为独立的角色参与和平谈判是极为必要的。犹太进步人士先后多次在以色列境内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呼吁政府停止镇压巴方起义、撤出西岸和加沙，并表示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土地，否则巴以双方必将永无宁日。于是他们为迫使以色列政府践行“土地换和平”精神率先采取行动。受此影响，以色列学术界兴起“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对历史的解读。1992年6月，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击败对巴以和谈持强硬立场的利库德集团，而温和的工党政府当选为巴以和谈创造了较为有利条件。
1992年12月以色列和谈代表艾尔·希斯菲尔德（Yair Hirschfeld）和巴解组织代表艾哈迈德·库赖（Ahmed Qurei）在英国伦敦进行第一次秘密会见。此后，巴以双方也组织多次秘密会谈，双方就恐怖主义问题、被占领土问题、自治政府建立及步骤等问题进行商讨，并互相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并达成以渐进形式解决巴以争端更成为双方的共识，也为最终《奥斯陆协议》的签署铺平了道路。
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巴解组织的代表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在 3000 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人物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奥斯陆协议》。协议签署完毕后，阿拉法特主动与以色列总理拉宾握手，这标志着经历了半个世纪血仇的巴以双方开始走向和解，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带来了希望。整个《奥斯陆协议》包括原则宣言以及四个附属协议，分别是：
1. 原则宣言：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致认为，结束数十年的冲突和对抗，相互承认对方合法的政治权利，不遗余力地实现和平共处、尊严和共同安全，在和平进程的框架内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谅解和历史性和解的时机已然成熟。
2. 附属协议：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实现自治，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临时性自治机构，过渡期不超过五年；以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实现永久和平；关于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犹太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等问题的谈判在过渡期第三年即1996年初开始。
至此，巴以关系真正意义上地迈入了新的阶段，即便《奥斯陆协议》的最终履行面临无数阻挠和困难，会经历多次的反复曲折，即便它只是巴以双方数十年武装冲突的一次短暂的停歇，即便它仍不能掩盖巴以双方及其内部的严重分歧，但《奥斯陆协议》确实是巴以和平进程中最亮眼的梦幻时刻。它让巴以双方甚至是国际社会将政治解决巴以问题作为基本准则而存在，中东地区持续几十年的恐怖主义自此不再意味着任何正面意义。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一瞬间。
只是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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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阿拉法特时代的来临
《奥斯陆协议》签署后，法塔赫成为了公认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执政党”。1996年1月20日，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选举产生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这其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被称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在巴以《奥斯陆协议》签署后成立的巴勒斯坦管理被占领土的官方机构，也是建国后巴勒斯坦政治派别进行政治博弈的全新舞台。在选举中，法塔赫赢得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占据了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多数席位，曾参与巴以和平谈判的法塔赫代表艾哈迈德·库赖成为立法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也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第一任主席，并于5月9日完成自治政府组阁，法塔赫由此正式掌握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执政权，标志着法塔赫的执政地位也获得了巴勒斯坦人的认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塔赫及其领导的巴解组织今后的发展就从此走上正轨。
虽然取得如此历史性成就，但阿拉法特等人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弥合法塔赫内部的分歧。在法塔赫掌权后，组织内部爆发了对阿拉法特领导方式的激烈争论。在制度设计上，法塔赫实行集体领导，理论上组织的最高权力应该属于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但由于阿拉法特不但是法塔赫的领导人，也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精神领袖，地位崇高，这也造就了他独断专行的领导风格。这就导致，在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正常运转经常被阿拉法特克里斯马式的指挥而被干扰和忽视。这种内部权力争端的矛盾在法塔赫的历史上长期存在，但由于严峻的生存形势和阿拉法特更加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种矛盾被掩盖。但建国后的法塔赫已由一个以军队架构为主的武装派别转变为各派利益复杂的执政党，然而此时的阿拉法特却仍坚持其独断的领导风格，这无疑激化了矛盾，严重影响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这也让哈马斯取得了可乘之机。
哈马斯，全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其前身可以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1987年12月，巴勒斯坦人民在加沙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扩散到约旦河西岸，大大冲击了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而哈马斯便是在起义的呐喊中于12月14日诞生。究其本质，哈马斯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哈马斯宪章》便是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宪章条款拢共为36条，基本阐述了该组织的所有主张，包括：①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唯一的指导原则便是其宗教信仰，并指出哈马斯是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组织，也是世界性伊斯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认同民族主义是本组织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斗争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反对巴解组织建立世俗国家的计划，要求巴解组织完全接受伊斯兰教，放弃其世俗的意识形态；③哈马斯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
哈马斯较法塔赫虽然成立时间晚，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一方面植根于伊斯兰教信仰，但另一方面在信仰的实践途径上又倾向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导致其斗争策略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具体表现在注重宗教宣传和社会福利活动，重视在中下层群众中发展成员，并积极在清真寺、医院、学校等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正因如此，哈马斯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较深厚的群众基础，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80％以上的清真寺。正是因为这套发展策略，哈马斯逐渐从少数持极端宗教立场的信众集团演变为成千上万由伊斯兰主义武装起来的巴勒斯坦人构成的抵抗运动。
哈马斯成立后不久，便发动针对以色列和他们认定的巴勒斯坦“叛教者”的大规模恐袭行动，这不但让中东和平进程更加举步维艰和前途渺茫，更让巴勒斯坦人内部的团结大受损害，严重削弱其内部力量，损害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而在以色列方面，总理拉宾于1995年11月为犹太右翼分子刺杀，和平进程被恐怖主义再次笼罩。而在哈马斯的疯狂袭击中，1996年5月以色列大选中，持对巴和谈态度的工党落选，利库德集团再次上台，总理为内塔尼亚胡，其对巴强硬的态度在在对待《奥斯陆协议》的问题上便有所体现。在面对协议的执行时，内氏以消极抵抗的态度应对之，并发布所谓“三不原则”，即不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不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军，不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试图彻底否定《奥斯陆协议》以及巴以和平进程。
不过，面对此等困境，阿拉法特及其治下的法塔赫依然坚持继续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为此，法塔赫执政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始打击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巴以和平谈判，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如在内塔尼亚胡上台后不久，巴以就在美国的协调下就希伯伦问题组织谈判。希伯伦是约旦河西岸朱迪亚山区南部谷地的巴勒斯坦城市，1967年被以军占领后便一直为以色列所控制。1994年2月25日，一名犹太极端组织成员闯入易卜拉辛清真寺，开枪射杀了29名正在礼拜的巴勒斯坦人，制造了著名的希伯伦惨案。为此巴方发动报复性袭击以回应此事，而以军则派驻3个营的病历以保护犹太定居者的安全。在法塔赫和拉宾政府谈判的协议中，以军本应在规定期限内撤出，但因为随后巴以双方的暴力活动和以色列方面的政党更替，协议执行被搁置。1997年1月，以军在希伯伦射杀平民，这令巴以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一事件影响下，美国政府派出中东事务顾问出访中东，并对以施压，巴以就此签署《关于在希伯伦重新部署的议定书》，即《希伯伦协定》，协定要求希伯伦划为H-1和H-2两区，分别由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控制，并制定分割计划。协议执行之初，内塔尼亚胡仍以消极态度拒绝执行协议，为此，美、巴、以三方再次进行拉锯式谈判，最后于1998年10月23日签署《怀伊备忘录》，规定以色列须放弃约旦河西岸13%的土地，10%交给巴勒斯坦，其余部分变成自然保护区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根据《怀伊备忘录》履行了协议，而内塔尼亚胡的消极抗拒最终引起以色列国内外的强烈不满，葬送了他的统治。
由此可见，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断争取国际支持，积极为来之不易的巴以和平进程付出努力令巴勒斯坦这个新生的国家受益匪浅。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法塔赫内政上的危机。法塔赫成为执政党后，法塔赫便操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疯狂镇压以哈马斯为主的反对派，同时为了巩固阿拉法特自身统治，对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高压统治，令其民心尽失。更为糟糕的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身深陷腐败泥潭，大量海外资金被贪污挥霍，而对于民众最为关心的经济和民生却兴致寥寥。严重腐败和低效统治使巴勒斯坦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普通巴勒斯坦民众间逐渐分离。民众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组织，比如哈马斯，其建立的以色列社会福利网覆盖了巴勒斯坦民众大部，而由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逐渐衰微，法塔赫的统治危机正在逐步加深。
就在这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了。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沙龙强登圣殿山事件。圣殿山位于耶路撒冷老城，是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圣地，犹太圣殿便曾坐落在圣殿山上，而第一圣殿的唯一遗迹、犹太民族心灵归属的“哭墙”，也位于圣殿山附近，因而圣殿山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地方，也是犹太人在祈祷时转向的地方。但同样是圣殿山，在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中是仅次于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而位于圣殿山上、建造于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圆顶清真寺以及伊斯兰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qsa），也是穆斯林心中不可亵渎的圣地。因此，圣殿山地区的归属问题是巴以和平进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的阿里埃勒·沙龙和由利库德集团代表团在数百名以色列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强行进入路撒冷的谢里夫圣地，即圣殿山，此举直接点爆了巴以武装冲突，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就此爆发。
但和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不同的是，这次反倒是法塔赫为摆脱统治危机、重获巴勒斯坦民众支持，利用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去实现政治目的。这就不得不提到2000年7月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了。此次会议各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被占领土地、耶路撒冷和圣殿山、难民以及以色列安全这四个问题上。但一反常态的是，即便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做出一定让步，但阿拉法特却始终拒绝做出任何让步。法塔赫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基于试图挽回自身统治的目的。
事实上，每一次巴勒斯坦方面一定程度的让步，其内部必然会有激烈的分歧和争论，甚至是分裂的导火索。因此，如果这次在巴以和谈中做出让步，面临统治危机的法塔赫将导致巴勒斯坦内部又一次发生分裂。自巴以和平谈判开始以来，巴勒斯坦内部的反对之声就从未有过停歇，尤其是经过数年拉锯般的谈判后，巴以和平进程仍旧裹足不前，令组织内部和民众的反对声音甚嚣尘上。基于此，当阿拉法特面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统治危机加深以及日趋严重的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时，在巴以和谈中摆弄强硬身段，重获民众支持就成为其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事实证明，这种不顾大局的小把戏确实有效。
在戴维营和谈无果而终后，当阿拉法特返回加沙时，数十万巴勒斯坦民众热情迎接阿拉法特的归来，人群高喊“祖国首都耶路撒冷万岁！”，有的则称阿拉法特是萨拉丁再世，只因在戴维营和谈中，阿拉法特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没有让步。不过，很显然这样的支持只是短暂和稍纵即逝，并不足以挽回法塔赫失去的民心支持和面临的执政危机。因此，制造一次更大的危机便是法塔赫和阿拉法特所需要的。而组织人民再进行反抗以色列统治的大起义就成为最好的方法。
然而，这一次，阿拉法特严重低估了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伴随着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愈演愈烈以及以色列右翼政府的粗暴回应，巴以双方间再度陷入暴力恐怖活动的怪圈。仅在起义爆发后一个月就有14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98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12人身亡，65人受伤。而在巴以冲突爆发后的20个月里，双方就发生了70多起人肉炸弹事件，2002年以色列死于恐袭的人数为400人，2003年为184人，而巴勒斯坦则是有2000人身亡。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结束，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志性事件，因此是存在争议的。这里笔者更倾向于以2005年2月8日的沙姆沙伊赫峰会（Sharm El Sheikh Summit）作为结束的标志。会议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终止一切暴力行为，重申中东和平进程的路线，哈马斯也宣布停火，以色列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军。同年九月以军撤军完毕后，自杀式恐怖袭击几乎完全停止。
但阿拉法特已经看不见这一切了。
2004年10月29日，阿拉法特离开被以军围困近三年的巴勒斯坦，至法国贝尔西军医院接受治疗，并于11月11日凌晨3时许逝世。对于法塔赫、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那些与巴以冲突相关的所有国家而言，一个特殊的时代结束了。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法塔赫日渐衰微。阿拉法特的崇高地位和特殊影响可以调和、减弱乃至转移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派别间的矛盾，维护巴勒斯坦的基本稳定。故而，阿拉法特的逝世让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力量派别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法塔赫内部早已存在的矛盾分歧也随着阿氏的离世而浮出水面，各大派系展开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虽然阿巴斯继承阿氏领导权是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所认同的，但阿巴斯的政治能力与地位声望，并不能压制住后阿拉法特时代暗流涌动的巴勒斯坦政坛，甚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大选都是以色列动用军队限制了巴勒斯坦其他候选人参选才令阿巴斯选举获胜。因此法塔赫内部有着许多反对声音，如曾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法鲁克·卡杜米就公开与阿巴斯叫板；法塔赫下属“阿克萨烈士旅”的领导人巴尔古提就成立新的政党，公开与法塔赫分庭抗礼；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强硬派对阿巴斯不屑一顾，拒不执行巴勒斯坦新政府的命令，并最终演化成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即巴勒斯坦内战。可以说，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和各派别争抢最高权力和各大国干预操纵巴以冲突的政治博弈，是后阿拉法特时代的法塔赫所面临的困境的缩影。
而当平庸的继任领袖、组织的分裂与内讧，加上法塔赫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严重贪腐问题时，法塔赫民心尽失便是情理之中了。很显然，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威望日趋衰微在巴勒斯坦政治舞台逐渐被边缘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实上，2006年的大选中，阿巴斯领导下的法塔赫惨败于哈马斯，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成了巴勒斯坦内战的导火索。
2006年哈马斯赢得大选后，由于其拒不承认以色列、拒不执行巴以之前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拒不放弃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袭击以色列，因而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法塔赫也加以阻挠破坏。2006年12月，难以调和的政府人事任命、军队管理权以及财政事务等权力之争最终促使双方在加沙地带爆发激烈爆发。2007年6月，双方武装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最终爆发加沙战役。13日，哈马斯击败法塔赫控制了加沙地带。15日，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政府，任命萨拉姆·法耶兹担任新总理，但此时处于军事优势的哈马斯对此完全置之不理。同日，哈马斯彻底取得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此战过后，双方冲突继续。同年11月12日，法塔赫在加沙地带举行纪念阿拉法特的民众集会活动，但哈马斯强行阻止并向人群发射实弹，导致7人丧生，80人受伤；2009年1月，加沙地带又爆发了“哈马斯政治暴力事件”，哈马斯以酷刑杀害涉嫌与以军和法塔赫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最终造成6名法塔赫成员死亡，35 人受伤；同年5月31日，双方又在约旦河西岸盖勒吉利耶地区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比起与哈马斯的血海深仇，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也让法塔赫愈发萎靡。自《奥斯陆协定》以来，“两国方案”是近三十年来中东巴以问题谈判协商的政治基石，但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便大幅调整美国的中东政策，“两国方案”逐渐被抛弃，美国开始直接站队以色列，如2017年12月6日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而次年5月更是将美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示支持。
特朗普政府的动作，其根本目的是抛弃“两国方案”而改用完全倾向于以色列的“中东和平新计划”，即所谓“世纪协议”，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国未来将在东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建立首都、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等。为迫使巴勒斯坦人让步，美国方面取消对巴勒斯坦两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叫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金援助以及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虽然该协议因为国际社会舆论压力被一再延后，但不可否认的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和法塔赫组织实力的不断衰弱令法塔赫处于巴以问题的弱势地位，自然在外交领域更难如阿拉法特时代那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姿态站在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谈判桌前了。
2023年10月，“阿克萨洪水”席卷以色列，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武装人员涌入以色列境内发起多地点的武装袭击，重新点燃新一轮巴以冲突。该事件爆发后美国纵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对于内部龃龉不断、外交处境极度弱势的法塔赫而言，此时的角色已经极为边缘化，时刻处在美、以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尤其是哈马斯的压缩和逼迫中。目前为止法塔赫取得的较为有建设性的成果也仅是2024年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法塔赫与哈马斯一同签署《北京宣言》，为弥合早已高度撕裂的法-哈关系迈出了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不过，即便衰弱至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法塔赫的发展变化仍直接关系着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直接影响着中东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走向，因此法塔赫今后可能仍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只是，如今的法塔赫，还记得阿拉法特所一直坚持的那份独立的心吗？毕竟，“只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手才可能取得解放事业的真正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