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作者：陈荩民，来源：《北京师大》1979年5月8日

五四运动中激昂陈词呼喊口号的学生。

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王朝及军阀的统治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一九一五年，北京出版《新青年》，激发起青年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理应收回山东主权，并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然而，和会却作出决议：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概让给日本。这样，中国就以“战胜国”的资格受到“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北大、北高师（北师大前身）等校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当时的口号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铲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等等。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群众奋起响应，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到六月九日，北洋政府在全国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长）的官职。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也就义正辞严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运动政治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致情况。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高师学生，二十五岁，曾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来，北京的各大学原订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但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同时，又得知反动政府要在五月七日进行镇压；因此，五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在晚间集会，讨论对策。我们高师学生也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有些同学赶制“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标语；另有些同学赶印传单，以声讨反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各界支持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并派出代表到各校联系。五月四日上午，各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将原订于五月七日的游行示威提前在五月四日下午举行。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大、北高师、法专、工专、农专、医专、俄文专修馆、朝阳、汇文、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共约五六千人，高举着校旗，齐集天安门前，整队后开始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高举着“还我青岛”，“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等标语，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挺进。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反动军警拦阻，到东交民巷口，又被使馆巡捕阻挡，无法通行。队伍就改道走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直捣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巢穴。当时，曹家门紧闭，已有许多军警在周围防守。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木棍、石块、砖头撞击。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被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我们到处搜寻曹汝霖，但他和陆宗舆早已逃匿。只有章宗祥躲藏在厢房的大衣柜里，被我们抓了出来。他已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大家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半死。同时，曹家被捣毁，后院已起火。随即一群反动军警涌进门来，对我们进行镇压。见人就打，见人就抓，一共抓了三十二人（据我所知，被捕的三十二人中，目前在北京的，还有许德珩同志）。把我们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经过审问、登记后，关进牢房。

我在曹贼院内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臂被打得鲜血直流。我们被关进牢房后，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当晚半夜，又把我们押解到警察厅。第二天（五月五日），又经过分别传讯，追查指使人，强迫我们承认打人放火是犯罪行为。我们异口同声、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你们能说我们爱国有罪吗？！”我们慷慨陈辞，驳得审讯者哑口无言。当时，被捕的人分几间房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当时，各学校纷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校校长和其他爱国人士多方奔走营救。最后，反动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在五月七日同意由被捕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保释。

我们北京高师被捕的学生共有八人，五月七日由警察厅派两辆车子送我们回校。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群众的爱国热情倾注在我们被捕获释者的身上。我们能获释返校，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到今虽已整整六十年，但仍历历在目。

五月七日返校的当天晚上，我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就召集评议员开会。参加开会的评议员除我外，回忆出来的还有董鲁安（后改名于力，解放后，曾任监察院院长，后病故）、熊梦飞和匡互生三人。在这次会上，建议组织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我被选派为高师代表去参加这个会。后来，我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委员会内还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师代表朱光玉。委员会向全国各界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并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全国各界都支持这个运动，纷纷向反动政府提出，不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撤销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由于反动政府无视群众的要求，并为曹、章、陆三人辩护，五月十九日，各校学生发出罢课宣言，宣告罢课，同时组织了演说团，派代表到上海、天津各地宣传。六月三日，反动军警逮捕了在北京街头作宣传的三百多学生。这消息迅速传到各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工人、学生、商人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也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这就是全国的“三罢运动”。最后，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迫不得已，才于六月九日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才能义正辞严地拒绝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的原名叫陈宏勋，当我于五月七日获释返校后，受到了高师校长、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关怀。校长陈宝泉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对我说，为了避免我再次被传讯或逮捕，要把我的名字改为“荩民”，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我感谢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并改成这个名字直到今天。

五四运动后，因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学习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我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去法国学习数学。回国后，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为我国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后写出了一些数学教材及参考书出版。想到了我国自明朝徐光启首先介绍《几何原本》后，几百年来，几何学已起了重大变化，而具有革命性的“非欧几何”一书，尚无人介绍。于是，我写了《非欧派几何学》一书，以期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做一些工作。可是，在旧社会，个人虽希望看到我国强盛，科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贪污腐化，摧残科学，残酷剥削，民不聊生，我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国解放后，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工农业及科教事业蓬勃发展。我一直从事高等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编写高等数学教科书。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也是建国三十周年，同时又是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年。我国科学技术虽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与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宣布，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年我虽然已经八十五岁，但我还要在新的长征路上，同青年一道前进。我打算在完成重新编写《高等数学基础》一书之后，再编写一部《工程数学》，以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