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克鲁格曼开创国际贸易新理论，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内外部看空中国、唱衰中国的杂音不少。这种论调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现在和未来也注定不会实现。”此番表态也是官方对于“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再一次反击。有趣的是，崩溃论的鼓吹者中不乏“老朋友”，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是其中典型。在笔者看来，唱空中国经济，不仅源于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亦有此类经济学家的“小心思”。

克鲁格曼于1977年在麻省理工取得博士学位。众所周知，麻省理工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大本营，但克鲁格曼的政治立场更偏向左派，实属异类。他在《纽约时报》常年开设专栏，内容却多以时政为主，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多次撰文抨击政府，赢得拥趸无数，俨然成为“网红学者”。

克鲁格曼另一怪异之处在于，其因开创国际贸易新理论，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让他出尽风头的领域，却是“东亚经济评论”。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直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增长，依赖于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而不是由效率提高所驱动，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克鲁格曼几乎一夜成名。但多数人忽略克鲁格曼给出的看空逻辑并不成立。

未了解实情 多次预测落空

自2009年开始，克鲁格曼又将唱空目标瞄准了中国。就在获得诺奖的次年，克鲁格曼首次访华并指出“中国想要通过出口来恢复经济增长是不太可能的”。当然，这一预测很快落空了。2011年，他又在《纽约时报》发文《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称，中国经济一定会“硬着陆”。2013年，克鲁格曼又撰文，“中国经济就要撞墙了”。他在文中援引“亚瑟·刘易斯模型”称，因为中国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快速不平衡增长，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极限。

2015年1月，克鲁格曼二度访华期间，在上海交大发表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的演讲，再次预言“因为投资占比过高和土地财政问题，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到了今年7月底，他在最新“力作”─《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中，明言中国经济的结局会比日本大衰退更差。

为何克鲁格曼屡战屡败，却又如此“执迷”唱空中国?

首先，克鲁格曼在2015年访华期间就曾自我“剖析”，“我们这一代(学者)主要接受的是文化决定经济的观念，认为儒家文化或者印度的文化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他同时坦言，对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很多信息都是“听别人说的。”

低估经济韧性与改革刚性

事实上，克鲁格曼一直坚持的“投资—消费”再平衡理论也不适用于亚洲。“东亚经济奇迹”更应该概括为“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投资主导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提出的“经济起飞模型”，用来解释中国经济腾飞其实更为贴切。也因此，克鲁格曼在分析中国发展时，低估了经济的韧性与改革的刚性。

其次，“豪赌式预测”助长了克鲁格曼的投机心理。特别是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关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学术研究，不少经济学家又打起了“中国经济衰退”的主意，妄图借机冲向诺奖。今年6月，久未露面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再度活跃，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套用在中国经济身上。但此类观点，往往都是“把脉”不准、更开错“药方”。

编辑：李孟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