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待业在家的胡安焉开始写东西，并陆续发表在网上，其中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获得了很高的关注。这篇随笔收录在2023年4月由浦睿文化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中。事实上，这并不是胡安焉写作的起点，他从2009年起开始写作，而在过去的大约十年时间里，他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当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当快递员。
对于胡安焉来说，写作和打工是生活中反复交替的两个部分，当他写作时，他就辞去工作，而当他忙于生计时，写作便总是被搁置起来。他将这种生活状态形容成“折衷的自由”，而“在没有写的那些日子里，而且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和写作有关的意识仍然在我脑子里滋长、发酵”。
胡安焉坦言，最初的写作以及阅读都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困境。2009年，他在南宁的一个商场里和别人合伙开女装店，生意上的竞争让他感到喘不过气。那段时间，他读了卡佛、塞林格、耶茨，那些小说主人公身上和现实的格格不入以及幻灭感让他感同身受，他也开始在网上写书评、写小说。比如，他写卡佛的写作是基于“他对现实的不甘和敌意——并非攻击性的敌意，他并没抹黑和诅咒美国生活，而是以旁人不具备的诚实、洞察力和创造力呈现隐藏在普通生活中的残暴和绝望。这是最值得我学习的。”他说自己的写作起初是模仿了塞林格，在豆瓣上，能找到他为自己多年来创作的小说所做的目录索引。
“我的具体经历，其实只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们只是现象而非本质。而小说却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情况发表见解，它更关心普遍性和本质性。”胡安焉说道，《我在北京送快递》里，他竭力讲述自己的现实经历，但与此同时他意识到，“现实只是真实的一次偶然成像”，而虚构的小说也许能表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胡安焉表示，他正在计划写一个长篇，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他无法去预估出版或者稿酬的情况，但他也并不打算成为全职作家，“出于一种保护自己写作纯粹性的本能——我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要去满足更多期待、要求或规限。”
胡安焉
从逃避到“成为”自己
澎湃新闻：《我在北京送快递》里，在物流公司干夜班和当快递员的两篇文章在出版之前就有很多人读过，在这之后，你在书里又追溯了更早的工作经历，其中罗列出来的十九份工作让人印象深刻，你自己在写下这些经过的时候，对于自己过去的这些经历有哪些新的感受吗？
胡安焉：有很多新的感受，对于后期的经历，尤其是在物流行业的几段工作经历，在我把它们写下来时，我其实已经离开了那个行业，我的感知已经沉淀下来，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看得更清楚了。而当我还在上班时，那些经验我是很难捕捉的，因为它们还在不断地翻滚和发酵，而我也受着情绪的左右。至于早年的工作经历，我原本都忘得七七八八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回忆，通过一些线索推断事情的先后顺序，也翻看了早年的照片——我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大约是2001年买的，我拍过的照片都有备份——帮助重拾记忆。因此你可以想象，这次写作对我来说，好比以今天的眼光去重新认识和发现过往的自己，去理解当年自己做出的很多选择，其背后的动机和对我造成的影响等。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到系统性阅读和写作的经历是出于对现实和负面工作体验的一种逃避，现在有变化了吗？
胡安焉：有一些变化。最近这三年多，我开始记述自己过往的生平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回忆起很多往事，并且一一作出了反思，这使我对那些经历以及对自己，都有了不少更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我对一些事物的轻重价值有了更清醒的判断。假如不是借助写作，我大概很难有机会对自己作出那么全面和深入的检视。尽管在我写作之初，逃避现实困境肯定是一个潜在的动机，哪怕它不是唯一和决定性的。但或许恰好因为我具有这种消极的心态，我的写作反而更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相对纯粹的状态，即我只写自己真正关心的内容——我不是指题材方面，而是指角度方面——无论我写作任何题材，我总是从自己认为重要的那些方面深入。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写作对我具有了这种意义，它就已经不再是被动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成为”——起码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澎湃新闻：你现在认为“打工”意味着什么？
胡安焉：我认为“打工”意味着付出时间和精力换取生活资料。
从“模仿”塞林格开始
澎湃新闻：之前你在豆瓣上写到对于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的那种幻灭感，你觉得这种幻灭感和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相通的吗？是否可以说你的写作也是在描述一种幻灭感？
胡安焉：幻灭是一种精神形式，“迷惘的一代”的各个作家，他们身上幻灭的内容并不相同。在区分了形式和内容的前提下，如果仅仅就幻灭这种精神形式而言，我认为在人类文明的任何时代都相通。因为它首先是人性的产物，其次才受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在早年写作的小说里，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幻灭感，因为我当年的精神状态就是比较失落和迷茫。但我现在出版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内容主要讲述我的工作经历，里面并不太涉及我这方面的精神内容，起码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澎湃新闻：你写到你的写作是从模仿塞林格开始的，之后又受到卡佛描写的“日常生活的崩塌”的触动，这些作家具体是如何影响你的写作和写作风格的？
胡安焉：简单来说，他们是我刚开始写作时喜欢和模仿过的作家，在他们身上我读到了自己的某些方面，并且他们指引我更加地深入到自己的那些方面。
对于塞林格来说，他幻灭的内容是一种理想的童真。这种纯真洁净通透，不带任何先入之见。而成人的意识里则充满了利益的计算和数不尽的偏见。塞林格显然觉得生命的可能性藏在孩子的那种纯真里，而不是在成人的那种复杂中。偏偏成人的那些特质粗鲁但坚固，蛮不讲理且侵略性强，而孩童的那些特质却敏感又易碎，根本无法存活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里。卡佛的写作题材，主要集中在世俗生活里的挫败，他笔下的人物通常不是知识阶层出身的作家喜欢描写的那类感知敏锐的文化人，这点对我来说有强烈的亲近感——我父母都不是文化人，我更能够理解卡佛笔下的人物。此外他在我写作的起步之初，为我示范了一种比较容易掌握的小说样式，我在入门阶段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澎湃新闻：你在尾声里写到伍尔夫评价皮尔金顿夫人的“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耳朵昆虫”，这是否也是你个人的经历也有重合？
胡安焉：我被皮尔金顿夫人感动了，她在对人生绝望的时候，仍然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她是我的偶像。我不敢拿自己和她相比，我不如她勇敢，也不如她诚实。她给过我温暖、勇气和力量，我以此自勉。
澎湃新闻：除此之外，有哪些中国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胡安焉：陈卫、司屠、彭剑斌。
想要保护写作的纯粹性
澎湃新闻：在这本书所写到的2020年之后至今，你的写作以及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如今你是全职写作者了吗？
胡安焉：这三年来我没有上过班，主要靠存款和一点稿费收入生活。写作方面，除了在浦睿文化出版的这本《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外，我还在一个文学公号上写了二十几万字的专栏和连载，但这是没有报酬的。尽管我现在没有主业，但我仍然像一个业余写作者，接下来我的写作要回到小说方向，收入方面会更加渺茫，大概很难成为全职写作者。不过我其实也不想成为全职写作者。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说不想成为一个全职写作者？
胡安焉：想不想和能不能是两回事，我可能并不具有这个能力，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先假设自己具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不想成为一个全职写作者，是出于一种保护自己写作纯粹性的本能——我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要去满足更多期待、要求或规限。我觉得越是复杂的创作，就越难和职业性相容。我愿意在部分时候作出部分妥协，但不愿在所有时候作出部分妥协，也不愿在部分时候作出所有妥协。我理想中的写作状态，是除写作本身以外，不考虑其他一切因素，但我现在还做不到。
澎湃新闻：你说之后会回到小说的创作，也说过小说是在尝试比现实更进一步地接近真实，和这种自传式的非虚构写作比起来，你认为小说和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安焉：自传要求发生过什么就写什么，照我的理解，这也是非虚构的写作伦理。但是我的具体经历，其实只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们只是现象而非本质。而小说却不是针对一时一地的情况发表见解，它更关心普遍性和本质性。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小说的目的就是反映本质。或许哲学会尝试讨论本质，而小说采取另一条途径：通过意象或意境去揭示而不是概括本质。站在读者的角度，小说更像是一种催化剂或推动力，但并不是答案，甚至不是问题。当然，小说的可能性还不止此。
澎湃新闻：现在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比如范雨素、王计兵、杨本芬等等，如果从你自己的经历出发的话，你是怎么看待素人作家在文学里的位置的？在今天，从网络到出版渠道，对于素人作家来说被看见更容易了吗？
胡安焉：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写了二十几年，发表过很多作品，甚至拿过一个诗歌奖，这怎么能叫做“素人写作者”呢？我也写了十几年，发表过不少作品，早已不是素人，但也不是作家——我认为作家是在写作上获得公认和较高成就的写作者——我对真正的素人写作者没有什么看法，主要是我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缺少个人或精辟的见解。但是现在我粗略地想了一下，网络的普及确实让像我这样的写作者，以及真正的素人写作者，有了更多被发现和看见的机会。或许以后随着更多的思考，我对此会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