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界的“金字招牌”

百年历程，一个个考古工地揭秘历史真相

《北大考古百年》

圆溜溜、突出的眼睛，勾着的利嘴，壮实的大腿，双翅向后。整体看起来，像极了一个可爱的胖老头儿背着手儿走路。这件器物是不是看着很眼熟。它就是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仰韶文化时期的鹰形陶鼎。原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入选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这件陶鹰鼎就是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名学生在1957陕西华县地区发现的。

2022年是北京大学考古100周年，5月4日，北京大学也迎来了124周年校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北大考古100年，考古专业70年的特展。

王鲁湘：一百年筚路蓝缕初心不改，七十载田野育人薪火相传。一眨眼，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去年在河南记录了这一百年。今年又是北大考古学专业的设置一百年。刚才这一副对联就是对这一百年的历史的一个概括。其中的七十载田野育人薪火相传，指的是195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正式地在田野进行了考古发掘，建立了自己的考古学的北大模式。

王鲁湘：去年我们迎接了现代考古学来到中国整整是一百年。从仰韶遗址的发掘开始，而且开了很隆重的纪念大会。我们北大的这个考古研究室的建立，正好比这个现代考古学来到中国晚一年。

沈睿文：对，我们是1922年的1月设立的。

王鲁湘：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在北京大学里头，要建立这么一个考古专业研究室呢？

沈睿文：国家比较危亡，这帮我们的前辈，这些知识分子，有这种民族跟文化救亡的责任心。对。

王鲁湘：王鲁湘：也就是说是要通过现代考古学，然后来证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久远。源远流长，其来有自是吧？可是当时候我们自己国内，应该说和它相关的就是一些金石学家。那么我们很多过去的人把这种考古，其实理解成就是一种玩金石，玩古董就理解成这个。那个时候的最早的一批考古学的人才，包括这种学科的建设，怎么建立的？是平地起，空白完全是。

沈睿文：你看1921年我们研究室的主任是马衡。他首先是一个著名金石学家。但是他也是我们这个现代考古学教育的一个奠基者，奠基者之一。就是他在这个历史的关头，进行了很及时的，做自己的一个知识结构跟学科的一个知识的转化。他也到下田野去调查，后来也去发掘。因为本身做金石学就需要田野的这种调查。所以很自然而然跟这个发掘联系在一块了。由田野的调查然后延伸到发掘。

马衡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他突破了旧金石学者的书斋式研究，开始重视实地调查发掘。1923年8月，河南新郑出土大量青铜器。9月，马衡即代表北大前往调查，于新郑考察了古器物百余件，并购回出土青铜器90余种。这是北大考古学会开展的第一次调查活动。

王鲁湘：我看到这次的展览里头有一封，当年马衡先生应该是写给吴佩孚的一封信，是吧？就是他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了解到当地的有个类似于地痞村霸的这样的人。把五十几件文物化为己有了。然后他就给当时候的巡阅使吴佩孚写一封信，让吴佩孚出来干预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一批文物转到国家的手里头，也就是转到当时北大来是吧。

沈睿文：对，所以我们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奠定了这个调查，考古调查，考古的发掘，然后保护，展陈，利用，以及跟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就是这种交叉的一种学科的这些基调。其实现在我们做的这些都是沿着我们这些前辈先行者，他奠立的这个学科的这个传统跟基调，不断地发展壮大的。

最初，考古学会就是北大国学门下设的分支机构。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当时的北大考古学会决定用考古学方法，先自调查入手，经费稍有宽裕再行组织发掘团。1930年，马衡就率领考古团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北大考古学会自成立以来开展的最大一次考古活动，共出土历代古物201袋又26箱，包括陶器、大量的石器、铁器、瓷器、为学者研究燕国乃至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王鲁湘：北京大学国学门下面的这个考古研究室，当时并没有招收学生，只是一个研究部门是吧。我也看这个担任过这个研究部门的，这个学术领导，那都是这个现代学术史上的都是一批硕儒。

沈睿文：我们都叫国学大师。

王鲁湘：都是由搞历史的，或者搞金石学的转过来的。

沈睿文：当时这个平台的那个起点是很高的。平台起点很高。所以我们这次在梳理这个百年的学科史，我们想就是很感慨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学科，北大这个考古学科之所以能我们叫说一枝独秀。在国内一枝独秀就是因为这些开创者，我们学科的这个开创者都是硕儒。

除了致力于金石考古的研究，马衡在书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长。还做过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1934年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战时期，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保护了故宫的国宝。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先生又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除了马衡先生外，北大考古最被人熟知的就是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先生。

1926年冬，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支持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北京，准备经内蒙古到新疆进行探险。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斯文·赫定收到了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意他去新疆探险的批文。然而，到1927年春，突然有传言说斯文·赫定将去西北考察，不让中国人参加，且所得物品运至国外。此消息一出，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7年3月5日，北京各学术团体与斯文·赫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考察所得物品全部留在中国。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员，北京大学的黄文弼是中方唯一的考古学家。

沈睿文：本身这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它的构成就是一个多学科的构成。所以也反应了当时这些前辈学者他们对这个科研一个团队的构成，应该怎么构成的一个认识。

西北考察时期，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现了新疆当时年代最早的一批汉文简牍，从汉简的内容中解读出汉朝在西域的职官和仓储制度。他还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成为第一个进入此地考察的中国学者。三年后，当刚过30岁的黄文弼带着满满八大箱珍贵文物回到北京时，一口牙齿几乎全部掉光。此后黄文弼又多次进入新疆，根据实地考察所得，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及许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变。成为丝绸之路考古的先驱者。

如果要问当今最火的考古项目是哪个，那肯定非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莫属。2021年再次开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生动奇特的青铜器、玉器、象牙等器物，一下子让三星堆成为关注的焦点。甚至在遗址工地上忙碌的考古工作者也都成为了“网红”。而在这其中，三星堆八号坑是北大考古人的主要阵地，而在其他几个坑里也有很多是北大校友。三星堆研究专家孙华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是1980级北大考古校友，执行领队冉宏林则是2006级毕业的北大考古人。不断涌现的考古人才，与当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设立密不可分。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苏秉琦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郑振铎、裴文中、夏鼐、等人为兼任教授。同年，北京大学与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之后三年间共举办了四期，先后参加培训学员达346名，而这四期学员，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中坚力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王鲁湘：虽然说中国的考古学是一百年，其实从前面的几十年因为战乱也好，革命也好，动乱也好，其实这个真正的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无法开展的是吧？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也不够。所以我看到这个考古学界津津乐道的就是，几届考古训练班好像培养了。

沈睿文：四届，我们叫“黄埔四期“。

王鲁湘：就是新中国一批中坚的这种考古力量。

沈睿文：培训了346名。这些人学完以后，到了全国各地去，就把学到这些考古学的这种基本的一些训练，就一下遍地开花，散枝开叶，遍地开花。

王鲁湘：那里头有几个我都很熟悉，我也都采访，做过节目。郑振香，郑先生，良渚文化发掘牟永抗先生。都是在这个学习班的。实际上它是个非常实用的东西，这种培训很见效。

沈睿文：是。它就是一个田野发掘技术的一种方法，一个训练。

苏秉琦先生作为培训班的主要筹划者和考古专业的创始者、负责人，在建立教学体系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苏秉琦曾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和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苏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他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模式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至今仍是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王鲁湘：我当年就是特别关注红山考古的时候，就是读苏公的这些关于红山文化的文章，就特别地开阔视野。就觉得他的学术视野怎么那么宽阔是吧？他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然后这一个从纹饰各个地方的演变，他能够把半个华夏文明全都给你串起来。

沈睿文：就是他的那个区系类型学。

王鲁湘：区系类型学。

沈睿文：主要苏公他是原来是教秦汉考古的。所以他实际上是用这个，从新石器去找这个秦汉帝国的形成。就是新石器时期的这些文化，它最后怎么变成秦汉时期的那些文化。实际上他是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当然他本身是个天才。就是一个有天才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能促使他这个天才的火花能迸发出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是秦汉考古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的问题回过头来，他就要看梳理这个历史的这个结果是怎么形成的。

王鲁湘：因为在苏公研究红山文化的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包括历史文化界都是认为是中原唯一中心论是吧？然后是中原这个中心，它的文明成果向外溢出然后扩散，形成了边缘的一些东西，一直是一个主流观点。但是苏公他后来他提出一个满天星斗（理论）。

沈睿文：对，满天星斗（理论）。满天星斗（理论）也影响很深远。

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迅速在学界内引发热议。在苏秉琦的启发下，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的严文明又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

2021年，我们曾拜访过严文明先生，在他不大的书房里，严老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考古故事。严文明，中国考古学界泰斗，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建立人之一。他把仰韶文化作为研究新石器时期文化的一把钥匙。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他提出了“重瓣花朵”的理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严老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处于“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向周边文化区进行文化辐射，而外围的文化区则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沈睿文：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考古发现，也丰富着我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所以可能也许以后会有别的一些有影响的这个理论出来，我们也不能否认。

王鲁湘：对，其实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是一半证据，然后一半要猜测。要猜测，要推理。

沈睿文：你怎么把它构建成一个理论。

王鲁湘：就像好像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是国外的一个女的考古学家，建立在对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上头。其实考古学能发现的东西都是点。这个点和那个点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空白的东西其实是需要想象力去填补的。

沈睿文：需要你对那个时期的一个总体的认识，然后那个认识，你在那个认识里面再去看看，把一些零碎的这些证据给它建构起来，看看那个构缀起来。所以我们那个，现在比较那个认同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说，你得脑子里面有什么才能挖到什么。

沈睿文：要不你要没那个认识，你可能就看着你发掘的时候，也就把它弄处理掉了。

对未知的好奇心，对优秀考古学家的崇拜，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在2022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大考古学科名列12位，居于亚洲第一。在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北大主持与参与项目达15项，为中国高校第一。一代代年轻的考古人正不断从燕园出发，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历史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