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大力，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

汉文史籍中一些音译专名的读音问题

姚大力

摘 要

汉文史籍中保存有不少以汉字音写方式记录下来的外来语词专名，包括地名、人名、山川名、官号等。本文遵照循名责实的原则，主要从汉字语音变迁的角度，讨论了其中几个长期被普遍误读的汉字音译专名的读音问题。

关键词

大宛；月氏；般若；冒顿

在戈壁以北的蒙古高原有一条大河，今名鄂尔浑河（蒙古语读作Orqon Ghool）。它曾以两种不同的汉字音译形式，被两汉时人当作象征漠北草原的重要地理标识。扬雄和班固分别有“脑沙幕、余吾”，“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名句。

水名“安侯”，即对源词中or-qo［n］两音节的汉字记音。安字的收声辅音为-n，用来音译以-r或-l为尾辅音的源词第一音节，完全符合传统译音义例。如阿尔泰（altai）古译“按台”、蒙古语人名“额勒只吉歹”（Elgijidei）又译“燕只吉歹”等。过去以为余吾水即今土拉河，但此说缺乏证据支持。现在看来，余吾之“余”，其上古音为la，与吾字组合，读作la-nga，其实是在记录［o］r-qo［n］的读音。凡源词以元音开头者，在汉字记音时往往将其起首元音略去，例如“阿罗汉”（Arahant）又译为“罗汉”、西突厥可汗Ishtemi音译为“室点密”、突厥官号Ishbara译为“始波罗”等。至于两个译名都没有反映源词第二音节的鼻音结尾n，或因尾鼻音在转写中失落，也可能是该河名在匈奴时本无尾鼻音，仅作orqo。

这个专名采用上古声母属舌尖边音（l-）的“余”字，来记录源词中的闪音r-。那么我们今日是否有必要将此处的“余”字改读为“拉”呢？读汉译的外来语专用名时保留汉字古音，如读番禺为潘禺，虽亦有例可征，但除少数已约定俗成者之外，这样做一般说来是不必要的。语音既已随岁月长流而变化，今人说今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古代流传下来的有些指代名物的外来语音译词汇，因为汉语语音的变化而使今人莫知所以，需要由专家予以考订和解释，但大可不必要求一般民众都采用古音去读它。正如唐人读杜甫为“杜浦”，我们今日无须也读甫为浦。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四字，若不按今音、而以其古音读若“古马拉执婆”，或更接近源词的发音。但若依此例行事，怕会把今人的脑袋完全搞乱。对这一点，大家现在的认识是一致的。

可是还有一些其他情况就很需要提出来讨论了。对有些音译专名里的汉字，古人曾特意以“某字应读若某”的方式加以注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应当按照他们的提示去处理那些字的读音呢？我以为需要将这些特殊音读分为三类，区别对待，千万不可以一概而论。

第一类如匈奴单于当读为“蝉于”（唐颜师古注）、高句丽当读为“高钩离”（宋史炤注）、匈奴王号“谷蠡”当读为“鹿离”（颜师古注）等。古人在这类例子中的音注，实际上大多是在某字原有不止一个读音的情形下从中选择其一。虽然注音者的时代已较晚，但他们自应有更早的古训为依据。兹举数例以明之。

两汉西域有车师国（其地约当今吐鲁番及博格达山北麓），又有名姑师者。唐人张守节曰：“姑师即车师也。”他承袭的是晋宋间徐广的说法。据此亦可知，这个专名中的“车”字，应按车字至今仍保存着的两种读音之一“居”音来释读。汉代匈奴有王号曰“谷蠡”。颜师古据裴胭引服虔之说，谓此处“谷”字当读若“鹿”。谷、鹿两字的上古音分别读为g·roog、b·roog（谷的另一上古读音为kloog，是为其今音之所自）；其中的g-、b-属于已逸失的前古冠音。足见它们在两汉的汉语音系里确实可视为同音。在两字声母早已大异其趣的唐代，还不可能具有此项语音流变知识的颜师古，如果不是继承了源于汉代的师说，又如何可能知晓谷、鹿两字其声可通？

关于上古汉语音系中是否存在复声母的问题，目前在汉语史研究领域里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从解读上古汉语文献中音写外来词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若采用当日存在复声母的假设，能使很多本来无法说得通的对音问题顿时变得顺理成章；而因为采用了上古复辅音致使对音无法成立的，尚未见例证。因此凡涉及上古不同语文间专名对勘问题的研究者，往往乐意于接受上古汉语音系中存在复辅音的假说。如西迁后的大月氏都城，《史记》只说它立国于阿姆河之北；据《汉书》，其国都后来搬迁至阿姆河南的“监氏”，《后汉书》则记为“蓝氏”。蓝、监两字在上古分别读为kraam，krams（监的拟音据潘悟云），是可谓音近；而其中古音的声母就变得不相近了。该城今名Khulm，在阿富汗境内距阿姆河南不远处。无论用“蓝”字或“监”字去音译它，都与源词的语音十分相符。汉代文献称犀牛为角端，源于伊朗语kerge-dān；角字上古音为kroog，用于写源词中的kerge-正合。家马、家牛连带对它们的称呼，都是从西方传入东亚的。马在上古汉语中读作mraa ,应当源于印欧语系上游的一个古老词根marko-（>英语mare）；牛的上古音为η w，应当源于印欧语共同词g ōus（>英语cow）。按复辅音释读上古汉语词汇，可以更清楚地辨认出马字的来源。

关于西域国名大宛的读音，唐人大概也有古训为据。司马贞说，宛“音苑；又於袁反”。后半句话的意思是说，该字在其他场合还可读作於袁反。宛字上古音的两种读法在后代分别演化为qon的平声（此即於袁反），以及它的上声（於阮反）。苑字上古音的两种读法则演化为qon的上声（於阮反）与去声（纡愿反）。司马贞既云宛在该词中不读为平声，即当读作上声，因此它当然与同样可以读为“於阮反”的苑字同音。所谓宛“音苑”，就是这个意思。

该专名最可能源于Yavana，是即希腊最东方部落伊奥尼亚之名进入东伊朗语后的形式（Ionia>Yavana，伊朗语作Yauna, 印度语作 Yona）。它曾被中亚的东伊朗语人群移用来泛称从亚历山大东征后迁徙到东方的希腊或希腊化人群。当源词尾元音a在音译时按例被省略后，yavan的读音显然与后来演化为“宛”字上声的那个古音更接近。但是其中缘由绝不是司马贞那个时代的人可以了解的。他的注音只能是从前代传承下来的。

所以，在尚无反证表明这一类说法有未当之处时，古人注音一般都可以采信。另外，如果以上分析不误，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把大宛之宛读成苑字的第三声（yuǎn）、而不是第一声才对。

第二类音注，如谓龟兹当读“丘慈”（汉服虔）、月氏当读“肉支”（北宋乐史）。这类音注用字所反映的读音，在当时虽与原译名用字声音相近，但音注所用字的读音在后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以至今人若再按它们去读原名，反倒落入舍近求远、欲益反损的陷阱。

在服虔时代，丘字之音近“库”（kh w / kh ,声母kh-为k-的送气），而龟字之音则为k w；二者的声音固可以相通。但自从“见/精”、“溪/清”、“晓/心”等声母中有一部分在清代发生颚化，因而分化出j-、q-、x-等新声母之后，龟字与声母已然颚化之丘字的今音就有了明显差异。今人再要按古人在颚化音出现之前龟、丘两字之音相近情形下的注音，把龟兹读成丘慈，那就未免弄巧成拙了。所以还不如按该专名选用的原字，读为龟兹（后一字亦以读“兹”胜于读“慈”，此处不论），才更切近事理。

乐史的注音也与此类似。在他的时代，月（ngjot）、肉（njuk）之读音勉强相似，故两字尚可在用汉字记音的译写时视为通假。佛教用语为避免“肉”字，往往把肉身殿写成月身殿，也是这个道理。但在两宋之际，汉语中的“日”声母已“儿”化（卷舌），即变nj为r。此后月字与卷舌的“日”字之间的读音差距就拉大了。因此按原译字音来读大月氏之月，要比读之为“肉”可取多了。对于其中的“氏”字，则仍以保留“支”的读音为妥。

第三类专名的音读，全出于对前人有关论述的误会，殊不可取。这里也举三个例子。

颜师古注《汉书》中“捐毒”之名曰：“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因此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主张，以为捐毒当音读为身毒。捐、身、天的上古音分别可拟作g en、qhjin和hen,因此捐毒、身毒和天竺都是古伊朗语对印度的称呼hindu-/ hendu-的汉字音写。说它们“本皆一名”是完全正确的。古汉语文献里还有一组译名源于古印度语的sindhu-，如辛头、信度、新都等。hindu-与sindhu-本是出于印度-伊朗语的同源词，有边界、界限，以及大河、海洋之义。sindhu-作为专名出现在早期印度语文献里，作saptá síndhava，译言七河［之地］，指今旁遮普。后来它被用于专指印度河及其中下游流域。但古伊朗语中的hindu-，其所指述的地域范围则不断扩大，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西北印度次大陆，乃至整个印巴次大陆。惟身毒之身，其读音在中古汉语里演变为sjen，乃至于颇易与源自古印度语的译音相混淆。故捐毒之捐大可按今音读之，而不必读为身。

吐蕃之名不能读作吐播，亦只须读其本音，我在七八年前曾写文章讨论过，可惜既不见反驳，更无赞同，回应似为“勿睬侬顶凶”。直到清末，我们从未见到过该名应当读作吐播的任何证据。胡三省以其“音注”部分自许为注释《资治通鉴》的艰巨工作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但他对史文中所出现的不计其数的吐蕃之蕃，未加一条音注。这正表明，在他看来蕃字应读如原音。

元人王恽记录他的一名朋友的话，罗列出一连串古今对照的等义专名。其中就有“［古］吐蕃，［今］土波”。颇有人以为，此语即可用以证明吐蕃之蕃应读为播或波。这是把二者同指一事误判为二者同源同音。土波是对于被蒙古人带入汉地的对藏地之称呼t b d的汉语译音，后者不可能是吐蕃的源词。因为即使把蕃字读成播，它也是一个以元音收声的阴声字（bo），在唐代绝不可能被用来记录它所对应的源词第二音节-bod。

值得注意的是，郑张尚芳曾撰文指出，该专名中的“蕃”字应读fán。而1996年出版的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其实亦已经一反传统见解，把吐蕃的读音标注为tú-fān。过去的一流学者，其感觉确非寻常人可比。

第三个例子与“般若”的读音有关。这个译音语汇，一向被认为源于梵文prajā，译言慧、智慧、明。所以它被公认应当读作波惹（pa-nja），以求与梵文原音相谐。

然而上述勘同存在一个重大疑点。般若一名最早见于汉文佛经，在从贵霜王朝来华的僧人支娄迦谶于公元2世纪下半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里。这时正值犍陀罗语大乘佛经的流行时期。比他晚将近一百年的竺法护所译佛经，仍大多出于犍陀罗文原典。大约要到鸠摩罗什活动的4世纪下半叶，其所见方多为梵文与俗语相混合的佛经。这就是说，从梵文中去寻找般若的来源，或有时间倒错之嫌。

与梵文prajnā相当的佛教犍陀罗语汇作pramna。后者正是般若两字所音译的源词。般若之般，其上古音读为pran，用来记录源词的第一音节pram（m的发音与n几无区别），正若合符节。至于后一个“若”字，在上古有好几个读音。当日适合于音译源词中音节-ā的似有两个。一个读作nja，从理论上说，它在中古汉语中会演变为平声；另一个则与后来演化为nja之上声的“惹”字同音。但“若”字的这两种读法本身，在中古汉语里俱已消失。大概这就是后世只能假借“惹”字来表征“若”之上古音的原因。因此在这里读若为惹，应该是有道理的。

正因为般若一词在梵文佛典入华前早已进入汉语佛教语汇之中，所以当鸠摩罗什等人翻译混合梵文经典时，便沿用它来对译梵文的prajnā。由此可见，对般若一词，实不必把圈子绕到梵文，将它读成“波惹”。

最后谈谈匈奴人名冒顿的读音。据司马贞云，冒字在此处音墨。冒的上古音为m g，本与墨的上古声母不同。但就唐音而言，由于复声母业已消失，墨音变作mk，而冒字亦可读入声为m k。故以唐音墨来解读汉代的冒字，没有什么问题。为冒顿之顿加上音注，更要晚至北宋前叶的宋祁。他说顿音毒（dok），还强调此外“无别训”。但是顿、毒之间的音转如何才能发生，似乎很难讲得通。故明代韵书如《洪武正韵》、《正字通》、《古音丛目》（杨慎著）等都不取此说，而把这里的顿字注音为咄（tiet）。顿、咄音转，至少可用阳入对转来解释。

无论把冒顿之顿读若咄，或者读为本字，冒顿之名（m g-tiet，或m g-tun）都可看作是baghdur的译音。因为汉语没有以-r收声的韵母，源词中以-r收声的音节，在用汉字记音时多改用-t收声的入声字，或-n收声的阴声字。这都是符合古代译音义例的。当代辞书多把冒顿音注为墨毒。在我看来，恰是顿字读音的三个选项中的最不能被接受的。

故冒顿的源词当为baghdur，蒙古语译言勇士。此词今日音译为巴图尔。冒顿之父曰头曼（< tuman，译言“万”）。父子俩一名万人之长，一名英雄，都与当日语境很匹配。

那么冒顿两字究竟应该如何读音呢？在我看来，按今音墨顿或者墨咄读之皆无不可，但最好不要读成墨毒。

综上所述，在如今已流行的“异读”专名中，龟兹、捐毒、吐蕃，均按汉字今音读之即可，这样做反而更接近历史实相。大宛之宛当读为“元”字第三声。月氏之月应读如本字，唯氏字仍可读“支”音；般若之般亦应读若本字，唯若字当读作惹。冒顿则可读为墨顿或墨咄。

这些汉字音译专名，有些已进入中学历史教育的内容范围。对这些名称究竟应该如何读音，似不能以无关要旨待之。历史研究从业者多喜对宏大的理论性主题抒发己见，而对必须深入各类繁琐细节之中的讨论不甚在意。时间一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小学”基本功渐流于废弛，甚至连不少行内人也对过去视为普通的那些文本处理技巧油然产生一种隔雾观山的神秘感。不同语文资料之间的对音技术，因此反被抬升到培育或滋养出被陈寅恪盛赞并且也被他本人终身实践的王国维之道德精神的高度。即便以最善良的意愿测度之，此论犹难免失于陈义过高。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