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最近有两则关于养老的政策建言被骂上热搜。一个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阮加建议鼓励城中心区退休老人卖房去城乡结合部、小城市、乡村养老，以此增加城市中心住房供给，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

平心而论，第一条建言确实不接地气、怪不得被骂，但第二条还是理性务实的，挨骂是撞上了社会情绪的枪口。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难免个中艰辛，无论即将退休的人，还是中青年一代，一看延迟退休，情绪都会炸裂。前不久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建议延迟退休，也引发吐槽。

可以讨论的是，为什么专家提出的养老建言总容易被民众认为是“何不食肉糜”，给人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观感？

实事求是地说，有两个情有可原的因素。一是养老政策是民众关切所在，风吹草动都能掀起舆论波澜。二是在这个问题上，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大家都想有一个美满富足的老年生活，但从社会整体而言，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实施，难免让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所谓“里外不讨好，横竖都是骂”。在中国，到现在为止很难看到哪个领域的改革没有利益受损者。

但如何提出建言，进而如何制定政策才有助于形成最大公约数，依然有改善的空间。任何公共政策，只有被民众理解和认可，才能被更好地实施；一个社会凝聚的共识越多，运转也会更和谐顺滑。

所谓形成最大公约数，就是让不同利益群体即便在眼前利益或部分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理解并认同政策是符合长远、整体利益的。这需要让人们看到政策的合理性，也需要让人们看到，建言者或主政者，确实在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只有如此，人们才会觉得自己被公平相待，公平感是理解和包容政策的基础。

首先，这需要推进形成鼓励对公共政策讨论的氛围。就拿延迟退休这个话题来说，谁都想早点拿上退休金，但理性地看，钱从哪里来？中国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简单地说，养老金池子里的钱，都是从正在工作的中青年人手上以基本养老保险的形式收上来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缴费者规模将越来越小，而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不延迟退休又要保证当前老人的退休金待遇，那就只能提高当下中青年人的养老金缴纳费率，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这些中青年人，并不是于己无关的“陌生人”，而是“他”的儿女或“她”的孙辈。有人说，养老保险缴纳不是单位承担大头吗？但不要忘了，这也是用工成本，已然举步维艰的企业，如果用工成本增加，裁员降薪等应对手段反而会恶化就业环境，最终也是把艰难传递给了个体。

这样的道理需要不断被解释。尤其需要指出，解释不是用高高在上、精英视角的方式，而是要通过老百姓能接触的渠道，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语表达；也不能仅仅是学者和政府官员在官方媒体上单方面的陈述，还要有公共讨论，由在职人群、退休人群、企业家等核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讨论。这种公共讨论自带公开透明、凝聚共识的特征。当沟通、讨论都做到位了，理解的基石也就建立了。公共讨论是公共政策制定中重要的一环，但在我们的历史惯性中，往往被轻视。在这种环境中，很难形成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方案。

另外，公共讨论还要以一些基本共识为前提，那就是秉承以关键利益人群为本的初心，不损害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还是拿养老的话题来举例，讨论的出发点应该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而不是为了其他功利目的。比如，阮加教授“卖房下乡论”中，想借“腾笼换鸟”繁荣房地产，这就怪不得挨骂。此前还有专家建议过，按生育子女的多少确定未来领取养老金的多少，丁克族只能领取基本养老金。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罔顾人基本权利的思路。出发点不正的建言或政策，必然遭到民众的吐槽和抵触，长远来看，不仅解决不了现实痛点，还有损专家、官员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