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我们总会很轻易地爱上一个人，也许在别人眼里，他平平无奇，毫无亮点可言，但在你眼里，他就是那个最特别的存在。

经历过爱情的悲欢后，渐渐懂得，喜欢一个人，很容易，爱一个人却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是对恋爱双方智慧的一场考验。

“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一生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让她体会到什么叫爱之深，恨之切。第二段予她半生温暖，让她懂得何为细水长流。

她以两段截然不同的婚姻体验告诉我们，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我很热烈地爱你

王映霞，出生于浙江杭州，她本姓金，小名金锁。

小金锁自幼承欢在外公王二南膝下，改名王旭，号映霞。

王二南先生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春雨润物，王映霞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

长大后的王映霞出落成了一个标致的美人，坊间流传“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

日本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称赞她“就跟电影明星一样好看，见了一次难以忘怀”。

1927年的一天，在世伯孙百刚家，19岁的王映霞偶然邂逅了才子郁达夫。

在此之前，王映霞听说过郁达夫的大名并读过他的作品。

眼前这个男人，身材并不高大，小眼睛，高颧骨，脸颊格外清瘦。他貌不出众，但才华横溢，乍看很有些名士风度。

郁达夫眼中的王映霞美得令人惊艳，她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女性的妩媚动人。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她······”。

少女的美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短短两个月，郁达夫就写了100多封缠绵悱恻的情书。

正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

情到深处，他挥笔为心上人题诗：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女人都是感性的，面对炙热的情话，王映霞心动了。可是，郁达夫是有妻子的，这让王映霞既矛盾又痛苦。

对于这段不伦之恋，友人们都不赞成，为了阻止他们恋爱，孙百刚甚至为王映霞介绍认识了家境优渥，一表人才的章克标。

但是，他严重低估了郁达夫对爱情的疯狂，他直接请章克标去喝酒，并且开门见山地坦白：“我对映霞已入了迷，着了魔，勾了魂，摄了魄。”

章克标原本就对王映霞无意，目睹郁达夫如此痴情，当即表示退出。

郁达夫一鼓作气，穷追不舍，终于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

不久后，俩人在上海订婚，彼时，郁达夫的发妻孙荃正在北平一间简陋的产房里经历分娩之痛，生产与郁达夫的第三个孩子。

1928年2月的一天，在杭州西子湖畔，郁达夫和王映霞喜结连理。这场盛大的婚礼轰动了全城，著名诗人柳亚子以“富春江上神仙侣”来形容俩人的般配。

那一年，她20岁，他32岁，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幸福一生。

那时的王映霞并不明白，太热烈的爱情大多盲目，迅速迸发的激情，也一定会因为现实的无情而迅速冷却。

激情退却，裂痕初现

婚后，王映霞如仙子坠入凡间，曾经的她不食人间烟火。如今，她买菜，做饭，把两个人的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郁达夫的工资和稿费收入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十分宽裕。

王映霞曾在自传中透露：

“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那是一段甜蜜时光，在爱情的滋润下，两人三年之内，连得两子。

然而，婚姻和恋爱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绝不能只靠短暂的激情维系，而是两个成年人愿意为对方做出让步，甘愿承担平凡日子中的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

婚后没几年，两人的性格差异初现端倪。

郁达夫生性喜静，王映霞热衷交际，二人的爱巢“风雨茅庐”建成后，客人络绎不绝，王映霞俨然成为杭州社交界闪闪发光的明星。

对于王映霞丰富的社交生活，郁达夫心生不满。

他曾说：“王映霞奉行名媛做派，布衣暖菜根香，并非是她的理想人生”。

王映霞对郁达夫的不满也在不断滋长，郁达夫嗜酒如命，因为喝醉被关进过看守所。

他骨子里那股文人的多愁善感，使得他情绪多变，稍有不如意就离家出走。

一次，因为王映霞的一句话郁达夫不开心了，他便离家而去，在王映霞担忧不已时，他发来电文：钱和手表被窃，速送一百元去宁波。

王映霞赶紧当掉首饰，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独自坐船到宁波。

她心急如焚，但到达旅馆后，看到的却是丈夫正在和几个朋友喝酒谈笑，顿时，她觉得很委屈。

凡此种种，生活的琐碎日日累积，最终化为王映霞心中的一根根刺，时不时地就会冒出来扎她一下。

这种疼虽说不至于刺骨锥心，但时间久了，却也成了伤。

最让王映霞难以释怀的，是郁达夫和原配夫人的藕断丝连。

婚前，他曾信誓旦旦地承诺会和孙荃离婚，可婚后他不但没有兑现诺言，反而担负着对方的生活开销。

外人看来小两口的生活波澜不惊，但这其中的暗潮涌动只有他们彼此心知肚明。

感情生变，夫妻反目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王映霞带着孩子到丽水避难，郁达夫被调往福州工作，异地分居将两颗心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

在丽水逃难期间，王映霞和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是邻居。

许绍棣的妻子病逝不久，他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俩家走动得比较频繁。

一个是丧妻的官员，一个是独居的美女，流言蜚语顿时像长了脚般地四处流窜。

很快，这些闲话传进了郁达夫的耳朵里。

紧接着，郁达夫在家中发现了几封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 “情书”，他认定妻子出轨了。

盛怒之下，他把这几封信刊印出来，分散给好友。

王映霞觉得被冤枉了，气得离家出走，搬到朋友家去住。郁达夫却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在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

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这场闹剧最终以郁达夫的公开道歉，王映霞的大度原谅宣告结束。

但信任就像是一张纸，一旦皱了，即使抚平也无法恢复原样。

1938年12月，郁达夫携妻子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原以为此次远行能将之前的不快冲淡。

不曾想，俩人却在异国他乡反目成仇。

出国后，郁达夫对往事依然耿耿于怀，他在报纸上发表《毁家诗纪》，直白地暴露说：

“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

王映霞彻底被激怒了，她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回击，在文中她声称要揭穿郁达夫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

曾经的恩爱夫妻斩断情丝，互泼脏水，上演了一出你死我活的口水大战。

事已至此，覆水难收，1940年，二人以离婚遗憾收场。

时隔多年，92岁的王映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百分的爱人，只有在生活中不断磨合的两颗心。

当缘分已尽，好聚好散，体面地告别，是对彼此最好的尊重。

即使不能相守一生，但在这漫漫人生之路上，他/她曾陪你走过一程，你们曾真诚得爱过对方，温暖过彼此，就已足够。

像个小孩一样任性肆意地伤害对方只会把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破坏得一干二净。

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王映霞带着一身伤痛回了国。

痛苦让人成长，她变得更加成熟，再也不会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

她依然相信爱情，只是择偶观变了：

“既不要名士，也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我的男子。”

老天待她不薄，没过多久，她就遇见了那个对的人。他就是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

1942年4月，王映霞再次披上嫁衣，风光嫁人。那一天，重庆百龄餐厅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胡蝶、金山等当时的大明星都前去赴宴。

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相信我”。寥寥数语，质朴无华。

没有感天动地的山盟海誓，他用一生的宠爱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他们的女儿钟嘉利回忆，父亲一生对母亲倍加呵护，事事都让着母亲，给她写信时称她为“小心肝”，称母亲为“老心肝”。

他恨不得把一切能给的都给王映霞，他在王映霞身上用钱慷慨，自己却十分节俭，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

七十年代，家里好不容易弄来了维生素E，他对女儿说：

“这些都让你妈妈吃吧，我反正吃中药，中药对身体好。”

文革期间，郁达夫被打成“黄色作家”，王映霞也被拉出来批斗审问。钟贤道心疼不已，不断央求人家说：“你们不要打她”。

一段感情，互相迁就才最长远，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他的心疼换来的是妻子的体贴，婚后，王映霞甘愿辞去工作，“洗手作羹汤”。

她很会持家，烧得一手好菜，女儿回忆说在困难时期，能吃到一碗母亲烧的青菜面疙瘩，让她幸福无比。

钟贤道陪伴了王映霞三十八年，他给了王映霞许多温暖和幸福，王映霞称赞他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王映霞晚年回忆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

曾经她爱得轰轰烈烈，得到的却是满身伤痕。后来她明白了，好的爱情并不是惊涛骇浪，而是深情陪伴，用心相守。

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一段婚姻光靠短暂的激情注定无法长久，只有两个人相互欣赏，相互成全，才能携手余生。

时间总是把最好的人留到最后，余生，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温温柔柔地细水长流便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