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的遗民家世、交游及其文化认同
任雪山
作者： 任雪山，安徽泗县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合肥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著有《归雅：方苞与清代文坛》《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等。研究方向：清代文学与文献，桐城派。现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方苞与清代学术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方苞年谱长编及数据库建设；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方苞与清代文坛 。
摘要：作为有清一代文宗，方苞生于江南文化世家，他的祖父处明清易代之际，常与明遗民诗酒唱和。他的父亲一生不仕清廷，素与明遗民朝夕往还。方苞受家庭环境熏染，不仅至交好友多为明遗民或其后裔，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大量书写遗民志节与史事。因此，从文化认同而言，方苞虽为清人，但对明朝亦怀有一份眷眷之情。
在清代学术史上，提起方苞，都知道他是一代文宗，与刘大櫆、姚鼐并称“桐城派三祖”，古文影响深远。但汉学家对方苞颇有微词，从钱大昕、王昶到江藩、阮元再到梁启超，一以贯之[i]。梁氏甚至把方苞与熊赐履、张玉书、李光地等庙堂理学家并称为“依草附木”之人，是一群没有风骨的“乡愿”[1]。汉学家批评方苞，有多重原因，但与其清廷“御用文人”的身份不无关系。其实，只要深入了解方苞的遗民家世、交游及其文学书写，就不难发现，方苞虽为清人，但对明朝亦怀有一份眷眷之情。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司徒琳所说，即使在康熙年间成长起来的汉族士人，仍然对大明王朝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2]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更深广的历史背景上，重新审视方苞的形象。
[i]相关研究参见任雪山：《钱大昕与方苞的一桩学术公案》，《兰台世界》2017年第8期第103-106页；《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31-39页；《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学术界》2015年第1期第208-218页。
一、不忘故国：方苞祖父与江南遗民
康熙七年（1668），方苞生于江宁。对于清初而言，江南是一个特殊区域，它不仅是“各种反清运动的频发地，亦是悖逆言辞生产的策源地”，[3]还是清军入关后抵抗最顽强的地区，曾出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江南地区的抗清运动，给满人造成极大的困扰，“其声势之猛烈、地域之辽阔，完全出乎清廷意料，几乎有难以招架之势”。[4]在这些抵抗运动中，明遗民都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虽为一介文士，但心系国家存亡，时常穿梭于武将、乡民与各种社会团体之间，鼓舞气势，群集力量。方苞的先辈方以智、方文、方其义、方授等都活跃其中。
方苞祖父方帜（1615-1687），字汉树，号马溪，年十一入安庆府学，与里中诸名士结环中社。后随父迁居金陵，“垂五十年，牛首、雨花之间题咏无虚日”，[5]被师友推为“江上十子”之首。方苞多年后，为其作墓志铭称：“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6]490顺治十四年，方帜以年资贡于礼部，当朝廷对第一，铨选授官，坚决推辞不就，归与江南诸遗民耆旧林古度（那子）、白梦鼎（孟新）、杜濬（于皇）、顾梦游（舆治）等相唱和。林古度（1580-1666）在金陵遗民诗人中，“年辈最长并声名甚盛”，[7]65常与遗民诸老聚会酬唱，方帜厕身其间，心有所许，其诗《立冬前五日林那子招饮南郊看菊同顾舆治、白孟新》曰：“小春天气恰如春，胜地徜徉赖主人。十月寻秋宁惮远，一卮对菊竟忘贫。艳当日午全无恨，高立霜初独有神。今岁看花总两度，同游犹集旧时宾。”更多时候，他们是彼此相随，以酒为令，吟诗填词，《茶村孟新先后见过留饮限娇字黄字》记录了当时宴饮的情形：“宴坐爱秋阳，晴光就草堂。正当诗客过，共对菊花黄。远述开元旧，闲征煮蟹方。香山期不至，新酿敢先尝。”后来林古度去世，方帜题诗《吊林那子》三首，深情追忆老友，其一曰：“江南不见老诗人，百岁难留十四春。袖底一钱存万历，舌端千首忆双亲。竟陵在日诗名并，宗伯遗风墨迹新。乱后欲详天宝事，白头宫女委青燐。”[5]
康熙十三年，廷议复明经得授，方帜不得已出任芜湖训导，其实心有苦衷：“我是烟霞客，应试多苦衷。廷对冠六经，名在铨选中。贱比报关吏，岂有麟阁功。一命视河清，出处两从容。”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清初不少汉族官员的心态，方帜亦如此。经常感觉人在樊笼，不得自由，惟以道家思想自我开解：“少年颇好道，中为尘俗牵。家国阅沧桑，此心已了然。犹记拘囿日，萧萧岁暮天。身在樊笼外，胜陟方壶巅。”尤其是清廷发布剃发、易服令后，激起汉人的极大愤慨，其《剃发》诗揭示了江南士人在剃发、易服令笼罩下的惊恐人生：“一剃一回老，惊看白渐繁。易同春草长，难共葛巾存。废镜逃清照，衔杯学醉髡。岂惟栉沐简，更掩雪霜痕。”艰难岁月，幸好老友尚在，心多宽慰，白梦鼎曾专程看望他，其诗《白大孟新来芜相晤限秋莺字》云：“江上怀人正蚤秋，人来江上雨初收。海棠倚砌红如滴，家酝倾杯绿可浮。茂叔同官多意气，参军作客尚淹留。故交新好成星聚，未许忙回白下舟。”[5]
在家族成员中，方帜与著名遗民诗人方文往来密切。方文（1612-1669），字尔止，明亡后别号明农，入清不仕，与复社、几社中人交游，以气节自励，钱谦益称其“遗民宿老”。[8]508方文自号嵞山，诗集亦命名为《嵞山集》，嵞山在怀远县城外，为朱元璋起兵之地，以嵞山为号，饱含不忘故国之意。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如甲申年农历三月十九，崇祯帝煤山自尽，统一的大明不复存在，从此这个日期“成为民族情绪的标志”，[7]160黄宗羲有《三月十九日闻杜鹃》、顾炎武有《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攒宫时闻缅国之报》、冷士嵋有《三月十九日圣忌日偶成》等，方文几乎每年是日皆作诗，缅怀大明，方帜亦颇为感慨，有诗《三月十九日偶作》曰：“吾家高尚嵞山老，此日年年一作诗。歌断首阳愁夕雾，节同寒食感春时。嵩呼昨夜随来众，弓坠煤山记得谁。独焚瓣香更野服，不堪啼血过青枝。”方帜与方文一样，对大明怀有眷眷之情。当然平常日月里，叔侄感情甚笃，即便一餐美食，方帜都会念起这位本家：“四月鲥鱼价渐平，一双那得易为情。雨中好就阶前洗，兴至须拼瓮底倾。举室欢声因此出，无端感慨忽然生。醉馀频诵春江句，叹息诗坛失步兵。”
不仅如此，方苞之父方仲舒与母亲吴孺人的结合，也是方文为媒，并作诗《枞川夜集送从孙懂次就婚六合》，祝贺新婚：“今夜张筵对雨窗，来朝挂席下秋江。不知新妇于归后，可许人言有阿双。”[9]617方苞在《先母行略》记载此事：“（外祖）罢官，流寓江、淮间。于吾宗老嵞山所，见先君子诗，因女焉。”在《同知绍兴府事吴公墓表》一文亦云：“（外祖)往来金陵，与吾宗故老嵞山及黄冈二杜公游。见先君子诗，许以吾母继室。”[6]338、449
二、不仕清廷：方苞父亲与江南遗民
方苞父亲方仲舒（1638-1707），字南董，又字董次（懂次），号逸巢。早年就读于国子监，但旋归故里，终生不仕清廷，与明遗民杜濬、杜岕、钱澄之、方文、方授、张怡、胡其毅等相友善。方苞提及父亲时也常说：“昔先君子不治生产，而好交游……然先君子所交，皆楚、越遗老。”[6]502
提起金陵遗民，基本都知道“余杜白”，即白梦鼎、余怀和杜濬。杜濬（1611-1687），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江南通志》称其“侨居白下，以诗名”，[10]有《变雅堂诗集》《变雅堂文集》；杜濬之弟，名杜岕(1617—1693），号些山，字苍略，有《些山集》。二人皆为明诸生，明亡后流寓金陵。因为方帜与二杜相友善，方仲舒遂从游。又加之二杜所居之地，距离方仲舒较近，彼此“以诗相得，旦晚过从，非甚雨疾风无间”，方仲舒还在家里专辟一室，“纵横不及寻丈，置床衽几砚。先生至，则啸咏其中”，方苞兄弟每逢于此“奉壶觞”随侍左右。抑或良辰美景，结伴出门，“寻花莳，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视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系牵也。”[6]250礼尚往来，杜濬也会准备酒食，招呼方仲舒携二子前往，“其接如家人”。杜濬不在金陵时，仲舒时常怀念老友，《江舟食蟹有怀茶村先生》诗曰：“年年秋老共持螯，大梦堂前饮兴豪。今我几番夸砍雪，知公何处快挥毫。”[11]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杜濬感觉自己去日无多，携襆被登门，交代身后之事：“吾老矣！将一视前民，归而窟室蒋山之阳，死即葬焉。”[6]400不料外出数月，客死扬州。举行葬礼时，方仲舒为之执绋送葬，检查墓穴，并嘱咐方苞为其作墓志：“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亲炙，可吾志乎？”[6]401方苞为杜氏兄弟作《杜茶村先生墓碣》《杜苍略先生墓志铭》。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江南桐城人。崇祯时秀才，南明桂王时，担任翰林院庶吉士，与陈子龙、夏允彝、方文、方以智等结社。尤负诗名，与同期的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著有《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等。康熙二十五年，方仲舒携方苞回安庆应试，路过枞阳时，钱澄之凌晨主动前来探望，曰：“闻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6]336-337能够被遗民老辈、文学宗师引为“吾辈人”，不管是同好诗文、抑或心系故国，都让人欣慰，这是身份的认可，也是精神的鼓舞。自此以后，钱澄之“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同时在学术祈向上，钱澄之与杜濬等明遗民，劝勉方苞兄弟能够不为科举所束，摒弃八股时文，致力于经学古文。作为桐城遗老耆旧，热心关怀后辈的成长，亲身垂教，对后辈人生与学术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云：“望溪少时承其（钱澄之）绪论，后遂蔚为儒宗。”[12]
张怡（1608-1695），上元人，初名鹿徵，字瑶星，甲申后更名“遗”，以诸生荫锦衣卫千户。其父张可大，为明季登莱总兵，死于孔有德登莱之乱。明亡后归里，隐居摄山白云庵，号白云道者，有《濯足庵文集钞》《玉光剑气集》《白云道者自述稿》等。朱彝尊《明诗综》称其“甲申陷贼不屈，受刑洁身。”[13]卓尔堪《明遗民诗》称其“麻衣葛巾终其身，五十余年不入城市”。[14]1其常往来者，多为明遗民，如杜濬、方以智、钱澄之、方文、白梦鼎，方仲舒等。方苞作《白云先生传》，称其与海内三遗民之沈寿民、徐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方仲舒与余公佩拜访张怡，见其架上有书百卷，皆儒家经典或史著，请求抄录副本,并刊印其著述，张怡不许。乾隆三年，方苞主持诏修三礼，征求张怡遗书，未果。
胡其毅，字静夫, 又字致果,上元人，明清著名刻书家胡正言之子，有《静拙斋诗选》、《微吟集》等。卓尔堪在《明遗民诗》称其“平生谦谨自持，至老不变，为诗亦尚冲淡。”[14]514与钱谦益、杜濬兄弟、孔尚任、彭士望、王大江等皆有往来，方仲舒或由杜濬兄弟介绍相识。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收方仲舒致胡其毅诗一首，可见二人日常关系之好：“南轩欣得句，北郭觅知音。学积穷愁长，交凭淡漠深。枯鱼供小酌，野雀听高吟。翻覆看流俗，迂疏存古心。” [15]不难发现，方仲舒视胡其毅为知音好友，二人在曹寅的江宁织造府时有交集，这里是江南遗民雅集的一个中心，有诗为证：“造物如春愁烂漫，酒杯山客谩操劳。北山拄杖西城屐，何处登临吟最高。”“风卷江云堕鹤毛，竹炉新火熨重袍。半青半白覆檐柳，乍笑乍啼当户桃。”[16]
由交游来看，方仲舒与真正的遗民无异，他的遗民本家方文也是非常认同，其诗《喜从孙懂次见访草堂》曰：“尔去灵岩结好因，村居虽僻远嚣尘。身闲努力为诗伯，年少甘心学逸民。交有萦河真莫逆，才如明圃更无伦。过江每念嵞山老，把酒看花日几巡。”[9]792“逸民”与“遗民”虽有不同，但方文常不加区别使用这两个词。方文称方仲舒是与自己一样的遗民，且把他的才华与本家另一位遗民诗人“明圃”相提并论。“明圃”，即方授（1627-1653），字子留，崇祯末年诸生，明亡后出家为僧，秘密从事抗清运动，可惜英年早逝，卓尔堪的《明遗民诗》称其“悲困忧郁以死”。[14]51他是方大美四子方应乾的第三子，方仲舒是方大美三子方象乾之孙，对其推崇有加，存诗一首，礼敬族叔：“嗣宗真矍铄，坐立似苍松。白发登临兴，青鞋笑傲踪。寻花时有约，踏月每相逢。一杖徒虚置，天教付仲容。”[11]
方仲舒因为不事科举，没有功名，与大多数明遗民一样，生活困苦，常常在诗酒唱和中寄托理想，其诗《赠方贻子》表明了自己的出处态度与人生祈向：“两代遭逢成汉魏，半生踪迹各西东；今朝共醉非容易，故国风云在眼中。”[11]
三、志趣相投：方苞与江南遗民
余英时曾说，治遗民志节者必不可忽视其家庭背景。[17]93方苞的遗民家世，使得其自小与遗民常相往来，方苞常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6]174其实何止少时，纵观方苞一生，其志趣术业相近者多为明遗民或其后裔。
方苞结识的前辈遗民主要有五位：钱澄之、杜濬、杜岕、黄周星、万斯同。前三位上文已述，黄周星和万斯同与方苞的交往，学界较少提及。
黄周星(1611-1680)，字九烟，又字景明，湖南湘潭人，生于上元，崇祯十三年庚辰进士，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黄周星与杜濬相交甚笃，杜濬有《跋黄九烟户部绝命诗》。现存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以戴钧衡《望溪先生全集》为基础，其中并无黄周星的任何信息。但笔者发现的乾隆十一年方苞手定的《望溪集》初刊本，保存有黄周星的批点。该本作为现存方苞文集最初的汇评本，汇集了当时147位评点者的批语。在百余位当时评论者中，有五人被方苞尊为先生，三人为明遗民，即：钱澄之、杜苍略、黄周星。在公开出版物上，明确称呼反清的遗民为先生，不仅凸显方苞的遗民心态，也反映了其社会交往与价值认同。黄周星也非常喜欢这个后辈，曾化用枚乘《七发》之言高度评价方苞的《书孟子荀卿传后》一文：“深识卓论，文体峻削，如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18]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师事黄宗羲。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以遗民自居，而即任故国之史事以报故国”。[19]后人熟悉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主修《明史》，而经常遗忘其明遗民的身份，他是方苞成年后真正往来的遗民。康熙三十年，方苞随师高裔进京，结识王源，并通过王源结识万氏。此后十余年间，方苞奔走于江淮和京畿，忙于生计和举业。在京期间，方苞常与万斯同交流，并参与其讲经之会，万氏常“质余以所疑”，方苞亦质疑于万氏。 [6]520离京期间，两人则通过信札传递训息，《望溪集》不少篇章记其事，如《与万季野先生书》《明史无任丘李少师传》《梅征君墓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汤潜庵先生逸事》等。康熙三十五年，方苞与万斯同曾有一次长谈，万氏不仅传史法、文法于方苞，而且有意传藏书于方苞。康熙四十一年万斯同卒，方苞葬兄长百川于故里，未能参加万氏葬礼。康熙五十七年（1718），万斯同卒后十六年，方苞作《万季野墓表》。万斯同对方苞影响深远，方苞自云：“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6]332
方苞日常往来最多的，还是与他一样的遗民后裔，比如王源、左未生、方正玢、乔介夫、查慎行、梁质人等，尤以王源、左未生、方正玢为代表。王源（1648-1710），字昆绳，被方苞称为“敦崇堂四友”，其子王兆符为方苞弟子。王源虽籍贯为大兴，但长期生长于江南[i]。其父王世德，为明代世袭锦衣卫，甲申之变后归隐于江淮间，与明遗民魏禧、梁以樟、方文等过从甚密，后魏、梁二氏都是王源老师，“对王源一生影响尤甚”。[20]作为方苞最重要的好友，王源是典型的遗民二代，其父所著《崇祯遗录》，被献于万斯同的《明史》馆。其父在世时，考虑到生计，支持他参加科举。父亲去世后，便放弃举业。虽然遗民身份不世袭，但其子弟参加科举，还是会有所顾虑。在王源中举之日，方苞就曾致书：“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6]667方苞对王源的规劝，也是对自己的警策。
左未生（1653-1720），即左云凤，号集虚，字未生，左光斗长子左国柱之子。左国柱，崇祯十二年(1639)副榜贡生，官武康知县，甲申之变后挂冠归隐，是名副其实的明遗民。《望溪集》收录左未生家族文章六篇：《送左未生南归序》《左未生墓志铭》《祭左未生文》《左华露遗文序》《左仁传》《左忠毅公逸事》，其中直接相关三篇。方苞在故里“兄事者”三人，即戴名世、刘北固和左未生，而“惟与未生游处为久长”，并称与其“臭味之同”。[6]189、471《南山集》案发时，其恨不能相送；方苞扈从塞上，他千里探望。未生卒，方苞撰写墓志铭，并题字墓碑：皇清故友文伯集虚左先生之墓。该碑至今屹立故里山间，其深情日月可鉴。
方正玢，字弢采，为方以智长子方中德之子，清雍正七年(1729)举人，著有《梁研斋诗文集》。方中德（1632-1716）兄弟三人，与其父一样皆为明遗民，余英时称：“若密之三子，则皆可能世袭遗民者矣。”[17]93方苞之父方仲舒与方中德兄弟相友善，而方正玢与方苞之兄方舟关系较好，后又与方苞常相往来，方苞称其为“十五弟”，并曾为其子方根颖作墓志铭《族子根颖圹铭》，感叹其命运之艰及现世之苦。此外，方苞曾于康熙壬午（1702）为方以智《无可和尚截断红尘圆轴》画外题跋：“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也，笔墨高古绝伦，藏之名山，得垂不朽，亦幸矣哉。”[21]其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方苞的另外两位好友戴名世（1653-1713）和朱书(1654-1707),也都有深沉的遗民情结,他们皆为方苞心中的“四君子”。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修纂工作。康熙五十年，因《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抗清史事，并多用南明年号，而被赵申乔参劾，罹难。《南山集》案发生的背景，固然并不单纯，但也确与《南山集》中的大量遗民书写有关。纵观该集，或歌颂抗清义士，或表彰入清不仕的志士仁人，或揭露清军江南屠城的罪恶，或刻画清廷剃发易服令后画网巾先生这样的悲壮形象。在《与余生书》中戴名世甚至直接使用南明的年号，其对明朝的眷眷之情依稀可辨，关爱和称戴名世：“史学家的良知与遗民情绪是混合并存的。”[22]24郭豫衡说:“名世虽生长于大清王朝，没有经历过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而他关注前朝之史，表彰守义之士，无所顾忌，如此行文，颇与清初的遗民相似。”[23]
朱书的父亲明亡前是一位秀才，明亡后拒绝科举，乡间授徒，可谓典型的明遗民。作为遗民后裔，朱书深受父亲影响。朱书的遗民意识，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文章多次使用明朝年号纪年，与戴名世相仿，甚至更无所顾忌。其二，广泛搜罗明代文献，表达黍离之悲。其三，为遗民方文作传，表彰他的抗清志节。其四，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书与张垣、卓尔堪、王槩、范莱诸友拜谒明孝陵，寄托旧国之思。其五，朱书与遗民及其后裔交往，比如李颙、万斯同、梁份、王源、方苞等人。虽然后来朱书参加科举中进士，主要是迫于生计，而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前明的一片丹心。
赵园说：“交接即在平世，也被认为节操所关。当明清易代之际，其严重性不能不百倍地放大了——尤其遗民的交接。”[24]通过交游，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情感倾向及心理认同，方苞与父祖辈一样，与遗民更为亲近。他能够得到阅历丰富的遗民老辈的认可、以及与遗民子弟的往来，都不是靠虚情假意能够维持长久的，方苞与江南遗民群体的良好关系来自其足够真诚的言行举止。
[i]王源5岁由京师迁江南宝应，21岁客扬州，26岁移居高邮，30岁客江都，31岁举家移居高邮，可以说从幼年到青壮年，王源大部分时间在江南，大量结交明遗民。
四、继志述事：方苞的遗民史事书写
方苞的遗民家世背景，不仅让其价值观念的生成，而且直接影响其文学创作。方苞临终前，曾经托付全祖望：“吾老未必久人间，箧中文未出者十之九，愿异日与吾儿整顿之。”[25]373方苞箧中未出的“十之九”文章，是否与遗民有关，不得而知。但现存《望溪集》在清代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文网管制下，仍然保留了大量书写遗民志节与史事的文章。
墓志碑铭是对前人的祭奠，《望溪集》祭奠明遗民的文章有五篇，即：《田间先生墓表》《杜苍略先生墓志铭》《杜茶村先生墓碣》《万季野墓表》《季瑞臣墓表》等。这类文章主要揭示明遗民人生的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的困难与坚守。选择遗民，就意味要放弃仕途，也因此失去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遗民生活大多艰苦，但不因此屈从政府官绅，保持其独立的品格，比如大名鼎鼎的杜苍略“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号，客至无水浆”。[6]250二是声名远播的奇节壮举。特别是影响较大的遗民，总与一些奇节壮举相连，比如钱澄之以溲溺当众溅阉党御史，而万斯同一生的壮举是以布衣修《明史》，不署衔，不受俸，主持史局二十载。三是与方苞家族之交游。方苞深情回忆杜氏兄弟“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为儿童捧盘盂以侍漱涤”，不仅如此，方苞兄弟还从学于杜氏：“即教以屏俗学，专治经书古文，与先生所勖不约而同。尔时虽心慕焉，而未之能笃信也，及先兄幡然有志于斯，而诸公皆殁，每恨独学无所取衷，而先兄复中道而弃余。每思父兄长老之言，未尝不自疚夙心之负也。”[6]337
传记是对过往的记录，亦为人生的臧否。《望溪集》收录传记十五篇，明遗民或遗民后裔占三分之一，具体篇目为：《孙征君传》《白云先生传》《四君子传》《左仁传》《孙积生传》等,四君子和左仁、孙积生基本为遗民后裔，孙征君和白云先生是真正的明遗民。孙征君即孙奇逢（1584-1675），明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入清后屡召不仕，故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方苞极为推崇孙奇逢，受其后人所托为其删定年谱，并作传。其传名之曰《孙征君传》，而不曰《孙奇逢传》，本身就包含了对孙奇逢的人生取舍与价值定位。世人提及孙奇逢，皆知其学问、义行及门墙广大，方苞却独不若此，他认为上述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6]136对于孙奇逢而言，其“荦荦大者”是“志事”，是“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的品节。没有这个品节，他只是一介学人，谈不上大儒。真正的大儒，要超越学问本身，而进入更高的道的层面。中国自汉代有征辟制度以来，士大夫也就有了自我的价值选择。孙奇逢的“屡征不起”，以政治而言，是不与清廷合作；以时代而言，是保存故国；以士人传统而言，是保己全身。方苞曾援引《周易》卦词“介于石，不终日”来形容孙奇逢，可谓的论！
白云先生即张怡，方苞父亲方仲舒之友，明亡后归里，隐居摄山，自号白云道者，各类明遗民著述皆有收录。方苞为其传，突出三点：其一，抗清的壮举，虽然身陷被辱，最终竟然感动贼人而获释。其二，弃世之高格，并与海内三遗民之沈寿民、徐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弃世”与“自我放逐”，皆不可消极视之，在当时语境下，前者是对清廷的蔑视，后者是为明朝的留存。其三，高尚的品节，可以视死如归，无视棺木优劣，但葬仪需“附身衾衣，乃卒”。“衾衣”为何，并未详说。清人入主中原后，很快颁布剃发易服之令，遭到汉人强烈反抗，清廷被迫做出些许让步，规定“十从十不从”，其中第二条即“生从死不从”，因此不少汉人，包括被迫降清贰臣，死后著故国衣冠下葬，表达其身心的归属。想必如张怡者，亦当如是。
纪事不像传记，全面反映史事，而是截取人生片段，加以描绘。《望溪集》涉及明遗民逸事的，主要有《石斋黄公逸事》《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等。其所涉人物为黄道周、李乘云，方苞与他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心慕其人，笔书其事，其中黄道周尤其传神。黄道周（1585-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庶吉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1645-1646）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因抗清失败被俘。方苞记载黄道周两件逸事：一为“拒顾媚事”，记述黄道周面对秦淮名家顾眉的诱惑，坐怀不乱，传为一时佳话；二为黄道周就义前，狱中淡定从容。作为逸事，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并不重要，关键其体现的精神风貌与遗民品节[i]，让人过目难忘。方苞谈及史传文章时说：“古之良史于千百事不书，而所书一二事，则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俩出者，而悉著之。”[6]62这是典型的文学家写法，不拘于史实，截取片段，彰显人物性格，与史家“据事直书”不同，既承续了《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叙事传统，也体现了文学家历史书写的特征。
礼赞崇祯帝，是方苞明遗民书写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书孙文正传后》《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书潘允慎家传后》《书熊氏家传后》《书曹太学家传后》《跋石斋黄公手札》诸篇，虽然记事不同，但都在讨论一个主题：明亡。方苞认为明亡最主要原因是：奸臣当道、忠臣搁置和良将败死，对于崇祯皇帝的责任，则只字不提。相反，却处处为崇祯唱赞歌，他认为“君非有凉德也，朝非有暴政也，众非有离心也”，[6]123-124他甚至称赞崇祯是“聪明刚毅之君”，[6]120其死为“殉社稷”[ii]，这种赞美崇祯之举被视为“遗民史学的一项志业”。[3]289方苞所言之对错，并不重要，其对崇祯以及明代的态度，透露出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与明遗民一致，与清廷相反。
赞美崇祯就是歌颂大明，与此相对的，是揭露清军的暴行，特别通过大量女子贞烈史事的书写。卢华菁说：“清初文人对推广贞女形象的不遗余力，与他们的民族身份感亦密切相关。” [26]沈雪莹认为这一现象“折射了亡国之际对于‘节’与‘忠’的思考，以此维持其政治伦理与道德价值”。[27从现实层面观之，明末清初大量贞女节妇的出现，与“殉社稷”有关，甲申之变后，盗贼流寇蜂起，“女子自投于水火及骂贼而毙于锋刃者，不可胜数”。[6]127这里方苞明确把烈女与明亡联系到一起。与明亡同时存在的，是清军入主中原，尤其是对江南的屠戮，致使大量女性殒身报国。方苞曾详细记载罗经甫一家女妇在“扬州十日”屠城时之惨烈，“（烈妇）乃别其姒刘氏及经甫妾梅氏、李氏。时烈妇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语众曰：‘吾多见古书中，妇人遭乱而求生者，忍以身试乎遣？’众皆哭，从而登楼者凡十人。命一婢下举火，火发，亦奋身跃人。兵定后，众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6]381-382方苞虽未明言清军，但由上下文不难判断是扬州屠城。在经历南山集案的打击之后，方苞还能够在文集中收录描写清军屠城之类文章，足见其内心对清廷的态度。
文学是“人的身份认同得到了最具启示性的揭示的空间”。[28]通过遗民书写可以发现，方苞对遗民志节的高度赞扬与文化认同。
[i]张则桐考证方苞所记黄道周之事，与史实难符，但也肯定其所传达的黄道周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是准确而有效的。见张则桐：《方苞<石斋黄公逸事>疏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02期第75-78页。
[ii]方苞文集中多次提及崇祯之死为殉社稷或死社稷，比如《书王氏三烈女传后》《书泾阳王佥事家传后》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方苞一家三代家世背景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价值观念、情感倾向、士人交游等方面皆有相似性和传承性。遗民情结，是一家三代血脉贯通的精神寄托，他们以自己可能的方式，保持着与明遗民及其后裔或显或隐的联系。这种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既是清初江南遗民文化的反映，也是他们长期与遗民交往的必然结果，同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当然，这些书写都不是直接的，而是委婉其辞，隐约其事，正如余英时所说“以隐语传心曲”[17]193。毕竟方苞一直生活在《南山集》案的巨大阴影中，在清廷强大政治压力和文字狱钳制下，他只能借助春秋义法，把一腔孤怀与幽怨“迂回盘折于词意之中”[22]25、26。
透过遗民家世与文学书写，我们重新审视方苞与清廷的关系，绝非“御用文人”可以简单含括。方苞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却放弃殿试，是否与遗民家世有关？他进入清廷后，长期以白衣身份从事修书工作而没有行政职务，是否与遗民家世有关？即便后期担任清廷官职，每得推擢必固辞，是否与遗民家世有关？他晚年致仕归里后，全祖望评价他“犹喜素丝在，未为缁所移”[25]2181，是否与遗民家世有关？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问题：方苞的文化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个体对于“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 [29]。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是非判断，而是自我与他人、家庭与社会、本族与异族、情感与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交织。遗民先辈“杀身成仁”的志节与“反清复明”的壮举，着实令人敬仰。但作为大清子民，也有现实忠君爱国的臣子要求。方苞处在明清、满汉之间，自然难以避免旧国与新朝的“角色困扰”[30]。他虽是清人，但文化心理上对明朝亦怀有眷眷之情。
外一篇
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
任雪山
摘要： 《方苞集》出版以来，学界不断有集外诗文发现。今在前人增补之外，发现六篇逸文。通过文献考辨，确定为方苞所撰，并可与方苞生平资料相互补充印证。其内容涉及曾巩、方以智、姜橚、宋廷魁、尹会一等人，对于研究方苞的人生游历、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都有参考价值 。
方苞（1668—1749年）为桐城派三祖，清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名臣，其学精于《三礼》《春秋》。由于各种原因，方苞不少文章没有收入其诗文全集，殊为遗憾。笔者近来查阅清代文献资料，发现方苞逸文六篇，为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徐天祥和陈蕾点校的《方望溪遗集》、彭林和严佐之新编的《方苞全集》所未收，也与学界新发现的佚文不同。内容涉及曾巩、方以智、尹会一、姜橚等人，对了解方苞、桐城派以及清代文学发展，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叙录如下，并加以考释，以备研究之用。
一、隐玉斋
前贤读书地，古迹久湮埋。空过中禅寺，谁知隐玉斋？
径荒碑复没，地胜境仍佳。经眼重新日，游观澹客怀。
这首五言律诗见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杨受廷修、马汝舟纂的《如皋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二》，题名“隐玉斋”。隐玉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年）的读书旧地。宋明道元年（1032年），曾巩之父曾易占出任泰州如皋知县，14岁的曾巩随父至如皋，在中禅寺寄读。多年之后，曾易占幼子曾肇知泰州，来到如皋中禅寺，触景生情，题字“隐玉斋”，寄托对亡故父兄的深情。方苞何时到中禅寺，已无从知晓。但曾肇对父兄的感情，以及曾巩古文，一定都曾在方苞心中掀起波澜，不能看出，方苞对唐宋八大家曾巩的推崇，及其人生游览历程。
该诗的另一层意涵或与明遗民有关。隐玉斋并非一处独立所在，而是位于如皋水绘园内。水绘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如皋冒氏别业，后经冒襄修整完善。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入清不仕，长期隐居故园，同遗民诗酒唱和。方苞之父方仲舒，一生不仕清廷，亦与遗民常相往还，方苞耳濡目染，“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1]174因此在《方苞集》中，提到冒襄时多有推崇之意，在《释兰谷传》中更言及冒襄结社之事。此外，与方苞家族三代关系密切的遗民杜濬，与冒襄颇有往来，并有多首诗描写水绘园。因此，方苞途径此地，其心中的“前贤”与“胜境”，应该不止是遥远的曾巩，还有眼前的冒襄，以及江南遗民往事。
二、方以智小传
先叔祖文忠公，讳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前明祟祯庚辰进士。弱冠负盛名，与云间陈子龙投分最久，复社诸公皆以声气名节相推尚。释褐时，贞述公抚楚，忤时相，被逮下狱，具疏请代。上称其孝，冤明白。甲申南奔，仇憝柄国，遂流离岭表，出世外。尝被絷，环以白刃，终不屈。晚乃遁迹匡庐、青原间，从游士称无可大师，更号药地。叠逢患难，谈笑自如。卒于万安，归葬浮渡。所著有《通雅》、《炮庄》、《物理小识》、《鼎薪》、《浮山》诗文集数十种行世。谥文忠。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也，笔墨高古绝伦，藏之名山，得垂不朽，亦幸矣哉。康熙壬午秋日，族孙苞谨识。
方以智（1611 —1671），字密之，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遗民的标志人物。此文为方苞给方以智《截断红尘图》的画外题跋。画作见于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中。此文创作时间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方苞时年34岁。方苞与方以智，同属于桐城桂林方氏，而且崇祯七年（1634年）桐城民变之后，方以智与方苞曾祖方象乾等迁往南京，两家时有往来。
表面上看，此文只是题跋，实则为一篇完整的方以智小传，叙述了方以智传奇的一生，表达了方苞对方以智声名气节的推崇，有着极重要的学术价值。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曾提及方苞此文，他主要是以方苞与方以智家族的亲近关系，来辅助论证“方以智病死说”之不可信[2]。任道斌在《方以智年谱》也提及此篇题跋，他认为方苞“年青时颇具反清思想”[3]。饶宗颐素重方以智，在撰文讨论遗民画时，专门考证此跋语：“白云即张怡，字瑶星，张大风即其仲也。怡与程端伯书尝言及《白云砦图》事迹。望溪集卷八有《白云先生传》。”[4]三位先生在论及方苞题跋时，皆关涉明遗民问题，由此观之，此文不仅揭示方苞与方以智的关系，也表现了方苞对明遗民的文化认同，对于评价方苞的出处态度及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有启示意义。
三、琅屿姜公传
公讳宗吕，太原保德人，赠特进荣录大夫，右都督讳名武之子也。都督以武功显于边疆，而使公治文术。颖悟绝人，受书一见，辄了大意。沉毅有干略，自都督及旅属、乡人、宾客，见者皆谓于世将有大造也。方是时，贼势益张，内外以文法相遁，而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骜持两端。都督平居慨慷，誓致死礼以报国。公常泣谏，以谓一人致死不足以支国势之倾坏，而诸季方稚弱，世乱将何依。都督曰：“吾自计已审，且汝在，吾何忧。”崇祯十五年春，保定总督杨公文岳，部诸将会援开封。朝命尚书侯恂驻河上，以致左良玉诸镇兵皆壁朱仙镇。良玉夜半放兵大噪，诸营皆溃。都督血战力尽以死。时公年二十有二，闻变，独身前求父尸。既至，无息耗，遂诣阙上书请恤。或自贼中来言，都督被执，骂贼不屈，至柳树坡脔磔以死，公闻复往。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公干躯伟杰，膂力过人，善骑射，督帅杨公奇焉，欲疏请以公续父职，公以母老弟弱力辞不就。于杨公所得都督故衣，招魂以还。而前上书所得恤典，不应法，复诣阙上书以讼，未得命，闻贼警遽，归视母弟，甫至家，而太原等郡邑已陷矣。逾月国变。公家居，诵书史，课群季。戊子举于乡，而其冬姜襄反大同，州守备牛化麟杀守，据城以应之，与官兵相持逾年。而公在危城中，贼以公为州人之望，屡为卑礼甘辞以致公，公不为动。久之贼怒，一日坐泽宫，陈剑铍阶除下，迫公与孝廉陈大谟、诸生王宗本、张射斗。至盛怒，将加害。公前诘之，气扬扬如平常。贼忽阻丧，手足动摇，口嗫嚅不能出声，久之曰：“无他事，军无粮，欲与诸君共计之耳。”公遽率众以退。越日，贼独召张，杀之。贼校有妖言以媚贼者曰：“吾梦神人告我，城中有三直臣，得之大事可济。”贼曰：“必某也。”因就公强受职。公曰：“神有命，宜卜于神。”使贼遍书邑中士人名数十，告于神，而筮取之，所得乃庸妄。贼遂止。及兵渡河，城破论罪，凡受伪职及乡兵从吏令者，皆坐诛。而公与陈、王诸族，独得免。陈、王每语人曰：“方陷贼中，吾曹实不知所为？恃姜君多智略，与为向背，今得全宗党，皆姜君力也。”或问：“何恃不恐？”公曰：“吾料避就皆死，义不可昧，而贼无定情，悦以赂遗，御以术数，或可于死中得生，故也。”由是，征西大帅无不啧啧奇公才，州人与守丞皆重焉。每编审及州郡有大事，必咨于公。公开陈，悉得其条理。以己亥成进士，丙午当选期，丁母忧。己酉授潍县令，未之官竟卒。公爱诸弟，同居食，食口数十人。辛卯岁大寝，戚属贫无依者，皆待公举火。先业荡尽，是后常客游，或贷于州人以治饔。及公之殁，遗负数千金，而家居与诸弟未尝有一食之离也。公未举进士时，就教石楼邑子弟，经公指画，文章皆有法度。诸弟及子未尝有师承公之学，皆以文艺知名于时。公为文淳古朴厚，得汉人气体。其请都督恤典前后二疏，皆卓然可传久远。有《癢癢斋文集》十卷藏于家。
赞曰：百年之木，必于牺尊。天能生材而不能用之使不枉，岂非理之不可诘者欤！观公之蒙难艰贞，履虎尾而不咥，以当天下国家之变，其功谋可胜道哉。然竟不得效于一官以死，惜也。古人有言，颜子终日不违如愚人，未尝施于事，多见于言辞，而自古以为不可及。然则公之逾远而存者，何必以功名显哉！
此文见于《保德州志》卷十《艺文上》，该志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克昌修、殷梦高纂。文中所言“琅屿姜公”，即姜宗吕，字琅玙，山西保德人，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进士，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授潍县知县,未赴任卒于家。其父姜名武，字我扬，天启二年（1622年）科举武举人，授大同威远守备，累迁通州副总兵。崇祯十五年（1642年），随杨文岳援开封，与李自成军激战，不屈而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姜名武有四子：宗吕、祚吕、师吕、述吕，宗吕为其长。姜宗吕有子栩、橚、榡，姜橚为方苞乡试座师，此传应受姜橚所请而作。
此文创作时间，并不言明。按，方苞与姜橚结识的时间，据《吏部侍郎姜公墓表》记载：“余始见公于督学宛平高公使院”，[1]341而高裔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督学江南，可知二人结识应当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姜橚为江南乡试副考官，方苞中举为解元，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姜橚去世。因此，此文最有可能在康熙三十八年与四十三年（1699—1704年）之间。又按，姜橚当年亦请万斯同（1638—1702年）、王源（1648―1710年）为其祖姜名武作传，万斯同、王源皆为方苞好友，或许他们在大致相近的时间接受姜橚之请，因此可以推断，方苞此文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
此文的意义，一方面固然是表达方苞与座师姜橚的师徒感情；另一方面也表达对明末战争以及明朝灭亡的看法。方苞在多篇文章讨论明亡问题，认为其最主要原因是奸臣当道、忠臣搁置和良将败死2，而此文写的姜名武正是明末的一位忠臣良将，参与多次大的战事，尤其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明军与李自成的开封之战。与其他文章不同，方苞此文认为明军失败主要是因为“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骜持两端”，具体来说，就是总兵左良玉心持两端，不肯作战，终致败绩，这与好友万斯同、王源为姜名武作传时所持观点一致，可见为时人比较普遍的看法。此外，文章还对李自成军掘开黄河、水淹开封的后果进行了生动描述：“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对其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持批判态度。
从文章写作技法来看，此文亦为方苞义法理论践行的典范。方苞所言“义”就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其中“义”是基础，“法”随“义”变，同时对“义”也产生反作用。苞文中抒写姜宗吕天生之才而不能用的悲壮，文章通过其在两次战乱中的不凡表现，彰显其优于常人的卓越才华与能力，本应大展抱负用于世，不料想未赴任而卒，让人感叹唏嘘。更为悲壮的是，姜氏一家三代，几乎都是如此命运，从姜名武到姜宗吕再到姜橚，概莫能外。虽然原因有所不同，但皆才华出众，英年早逝。本来这类事情的解释，极易落入怨天尤人或宿命论的漩涡，但方苞却给以积极的回应，以颜回超越事功、立于言辞的范例予以开解，既表现他作为士人受儒家淑世情怀的影响，也表现他作为文学家以辞章立命的抱负。
四、介山记序
向尝职掌翰林院，时文之暇，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而无如其气骨之不古朴,词义之不新惊也。至欲求其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者，益空谷足音矣。盖近日非无院本，而其中无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是犹取隔宿之尘羹，以充新饥者之空腹，鲜有不出哇者。偶值三晋松崖世兄以其夙搆之诗词，请质于余，余亦嫌其陈腐。而世兄遂道及三晋有《介山记》之一书者，乃西河竹溪氏宋子所作也，大义阐介推之廉静，而绘以新声，“此从未经人道者也，先生岂犹以陈腐目之耶？”余闻其名、想其义，不禁改容曰：“此书之号果新惊矣。但恨未窥半豹。子归，为余购访之。”乃世兄还定羌，不数月而已登鬼录。呜呼！《薤露》《蒿里》倏忽百变，故人长逝可胜浩叹！因想前言，不禁出涕。然言虽在耳，料其付之东流矣。不意余解组后，卧泣西风，而忽来世兄之遗札，并所称《介山记》全稿以惠余，余始知世兄之不寡信轻诺，而種意骚坛也。睹物怀人，苍凉何似苐。余病沉疴，不能仰视，因命书奴为余朗诵，则见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余因口趿数语，命童子录之，并回札附去，一以答泉下人依恋之意，一以鼓后进者激昂之才。虽余墓木将拱，不及见此书之流传海内也，而亦何伤焉。古吴方苞望溪氏题于集贤斋之东轩。
此文见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介山记》之首，署名方苞望溪序。据文中“向尝职掌翰林院”“不意余解组后”等数语，可推此文作于方苞致仕之后，查苏惇元《方苞年谱》知，方苞于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辞官归金陵，因之，此文应作于乾隆七年（1742年）或稍后。
《介山记》为清代的一部优秀的传奇剧作。作者宋廷魁，生于康熙49年（1710年），山西介休人，少有隽才，未获功名，著有《竹溪诗文集》。《介山记》为其代表剧作，时人称赞“卓乎其关(汉卿)汤(显祖)之再生，而不朽之慧业也”（卷首李文炳序）。该剧以春秋名士介子推为原型，书写了介子推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协助其灭奸复国，最终隐居绵山的故事，着重歌颂了介子推忠孝廉义、不慕名利的高贵节操。
从现有文献看，方苞与宋廷魁并无直接往来，从文中信息可知，主要是通过“三晋松崖世兄”相识。“三晋松崖世兄”为何许人？在《介山记》卷首，有署名“定羌姜基松崖氏拜题”的题诗一首，由此可知，“三晋松崖世兄”即山西定羌（保德）人姜基。关于姜基与方苞的关系，有人称姜基为姜橚的族人[5]。姜橚(1647—1704年),字仲端,号昆麓,山西保德人，康熙24年（1685年）进士，康熙38年（1699年）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康熙43年（1704年）由工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未几病卒，方苞撰有《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古代一般称主考官为座师、同考官为房师，而座师、房师之子为世兄。姜橚为方苞乡试座师，松崖世兄姜基应为其子，但从《方苞集》与《介休县志》《保德州志》《山西通志》等文献，未发现直接证据。方苞的《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和仇兆鳌的《姜昆麓先生墓志铭》都提及姜橚有一子姜宏焯，不知与姜基是否为同一人，抑或有其他子，皆未详。
赵景瑜称方苞“不完全重视小说、戏曲的作用，因而评价未能批郤导窾，抓住要害。”[6]此言不确！方苞序文明确称其“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只是方苞文名太盛，而戏曲方面留下的文字又少，但不难因此就推论方苞评价未能“抓住要害”。其实，此文的学术价值，除了体现方苞的人生与交游而外，恰恰在于，它是方苞现存的唯一戏剧评论，表现了方苞的戏剧理论。方苞称该剧“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这里方苞提到两个戏剧评价标准：一是“修词立格”；二是“精光不可磨灭之气”，前者属于言语层面，后者属于意蕴层面，特别是以气论文，尤为重要，它是对前人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评徐渭：“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7]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宇宙中之绝好文字莫不出于“本色”，本色之文“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8]由此可见，“精光”与“不可磨灭之气”正是前人论文之法则，尤其是方苞推崇的唐宋派古文家的创见。方苞的意义在于，把两者结合，用来评价戏曲，并作为文艺的最高标准，而实现这一标准的方法，即：“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可以说，“神气”论是方苞“义法”论之外的又一贡献，并且在桐城派得以发扬光大，后来刘大櫆、姚鼐等皆有相近主张。
五、致尹嘉铨书
贤尊年谱，汎览一过。付儿兴，授以指意，使删截大体不失。乃命孙辈，别录一稿。老生再阅读一过，又截去字句冗设者，可以信今传后矣！大概此本所删，原本中更无应补，如论学语，当入语类，不宜多入谱也。闲尊孝德纯全，居官多善政而无过行。虽未尝特治一经，以精神日力为官事所夺耳。前年过我，告以功令不得与绅士见曰：“某计之熟矣！万一有弹奏，则某明奏愿罢官，从先生学礼。”此种心胸，非今人中所有贤。若能以老生所阅定制仪礼注疏，并所学析疑抄本，编为一书，择贤尊所订丧祭之礼纂入，与安溪、高安、张尔岐、李耜卿之说并存，乃继志述事之大者。愚自入夏，气息奄奄，念惟贤性质笃厚，可读古圣贤书，老生未竟之业将有望焉。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期望溪笔。
此信见于《尹健余先生年谱》之首。该年谱为光绪五年（1879年）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后来的版本这封信被移除了。尹嘉铨（1711—1782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之子。尹会一（1691—1748年），字元孚，号健余，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等职，乾隆十一年（1746年）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十二年（1747年）造访方苞，执弟子礼（《尹健余先生年谱》）。
方苞与尹会一皆为清代著名庙堂理学家，二人晚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尹会一早方苞一年去世，这封信为方苞去世前几个月而写，主要讨论尹会一年谱的编修以及从学三礼等问题。方苞的意见应该很重要，年谱出版时署名方苞审定。
从信札可以看出，方苞与尹会一家族两代人的深厚情谊，同时还揭示了方苞对清初礼学的观念，他希望自己的三礼学作品，能够与“安溪（李光地）、高安（朱轼）、张尔岐、李耜卿（李光坡）”诸人之说并列于世。
六、尹太夫人年谱序
自古非常之人，元德、显功、奇节见于本传，未尝别有谱。盖德与功惟要其成，节见于一时一事，欲编年而谱之，无以举其辞。下逮唐宋诗人文士之尤著者，后人好其文辞，就集中所云，按其身所经历，序次其年月，而于人心世教非有所关，则其于言也为赘矣。惟伊川程子、考亭朱子历年多而或出或处，一言一动皆可为学者法。故伊川则朱子谱之朱子则蔡仲默谱之义法，盖取诸孔子世家而可以兴起乎百世者也。自古女妇，虽有圣德，列于风雅，播诸乐歌，用之闺门、乡党、邦国，以化天下，而未尝特为记传。盖以阴德女教，具载内则，虽善尽美备，而辞事皆同。故韩欧诸家，凡志妇人，第条次、族姓、生卒，及夫与子仕隐、学行，而约略其风徽，以为之铭。若志稍详，则铭更略，此立言之体要也。博野尹副宪会一之母李太夫人，为女为妇为嫠笃孝苦节，既可为女妇师。而自会一贵盛守官行政弥珍济艰，凡大事太夫人必为经画，授以节制，其禄赐非请命子妇不得取锱铢，而办尽于官中，以恤军振穷，建桥梁设津渡，为民长利，半以付族姻且义仓义学，以裕乡人，教邑之子弟。凡所为皆士大夫之事，而非女妇之事也。又其高识远见，更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故其生也，余既以入闻见录，卒铭其墓。而会一谱之，以质于余。以志与录皆举其大略，不能每事而详之也。事有古人未尝有而可以义起者，其此类也。夫故特为序论，兼著传、谱、志、铭之源流，俾士大夫据高位、持厚禄以终其身，而无一可称，其子孙徒志其官阶、锡命、恩赐以为荣，或构虚迹、饰浮言，以益人之诟病者，知所愧耻，岂唯女妇宜闻而兴起与？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撰。
此文见于《尹太夫人年谱》之首，署名方苞。该年谱与《方望溪先生年谱》一起收录在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之前学界罕有提及。
尹太夫人为尹会一之母，此文作于乾隆十年（1745年），为方苞致仕以后，属于晚年作品。尹会一曾就家谱之事求教于方苞，方苞建议其母亲之事，不宜详载家谱，“而仆谓宜为年谱者”[9]。古代为女子作年谱，实属罕见，方苞此举有开创意义，后来尹会一采纳了方苞的意见，确为其母作年谱，请方苞为之序，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序文内容对了解中国古代年谱理论与女性的关系，以及方苞对女德女教的看法，皆有一定价值。此文后世颇有影响，被节选收录在民国《嘉业堂丛书》[z1] [任2] 所收蔡显的《闲渔闲闲録》卷三。蔡显（1697—1767年），字景真，号闲渔，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闲渔闲闲录》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刻成，蔡氏因记载南山集案、钱名世案等被告发处斩。该书多记传闻，而此信却为作者亲见。
在该年谱方苞序之后，还附录了方苞一篇短文《论编年谱书》，其内容如下：
得手教，一切具悉。为母编年谱，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与贤士大夫略同，乃妇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闻，即在古亦罕见。则孝子创例以为世法，播流海内，可兴可观；人不能訾也。如苦窭艰时事，皆琐细不可条举。则总计家道息耗、人事凶吉改移，或数年或十数年而括之曰：太夫人于是年几何矣。此史记、孔子世家义法也。略者略之，详者详之，唐宋名贤年谱多如此，不必以前事简略为嫌也。望溪方苞白。
此文在恩露所藏方苞逸文集名为《答尹元孚》，后收录在戴钧衡编纂的《方苞集·集外文》。综合这两篇文章，结合上一篇《致尹嘉铨书》，可以大致见出方苞的年谱理论，即：一是以义法为指导。二是注重人心世教。三是年谱与传铭、语类不同，传铭举其大，年谱叙其详，语类重其学。四是男女两性平等。年谱内容只看事迹，不唯性别。当然，方尹两家关系好、彼此了解也是写作的基本背景。
综上所述，通过方苞的六篇佚文，展示了方苞人生与文章的不同方面，对于了解方苞的家族关系、人生游历、文章创作和理论主张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