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腾,败于洋和尚

有句古话叫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这似乎并不适合于拜腾。

这家造车新势力的“宕机”决定就发自老外。6月29日晚,拜腾汽车CEO戴雷在线上会议中向892名在职和离职员工宣布,拜腾中国内地业务从7月1日起暂停运营,仅保留小部分员工留岗值守。

央视的评论颇为犀利——“烧光84亿造不出量产车”。的确有些壮志未酬,4轮融资,总计84亿,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量产车型都还没有来得及驶下线。

平心而论,拜腾计划中的首款量产车M-Byte,拥有横贯中控的48英寸大屏、可旋转前排座椅的“全球先锋设计”,绝对是造车新势力中最具创意和想法的一家。

但偏偏是这样“踌躇满志”的新车,却没能量产下线。

豪华阵容的“豪华病”

回溯5年前,拜腾竖起造车大旗时,阵容绝对豪华。前宝马“i8之父”毕福康是CEO,前英菲尼迪中国总经理戴雷是总裁,此外还聚拢了一大批来自苹果、谷歌、宝马、特斯拉、英菲尼迪、福特、马自达等大公司的“牛人”。其中,要论洋面孔,堪称是新造车势力中最多的一家。

怎么多牛人?为何却壮志未酬了呢?

7月5日晚间,理想汽车CEO李想在朋友圈转发一篇名为《300人吃掉5000万零食、一盒名片上千,拜腾怎样烧掉了84亿?》的文章。

随后便有媒体曝出,拜腾太会花钱了!

据内部人士透露,李想所言非虚,2018年拜腾300余人规模的北美办公室仅零食采购费就用掉了700多万美元,相当于平均每人一年吃掉了近2万美元的零食。

拜腾在供应商遴选上坚持强调“最贵、最好”的原则。拜腾曾以近亿元的开发价将整车控制器(VCU)外包给了德国顶级供应商博世,而市面上VCU开发价约几百万元。拜腾和德勤合作的咨询项目也是八位数。

拜腾上海首个品牌店开业时,店员服装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定制服装;员工名片采用进口环保材料,一盒名片费用高达上千元。

毕福康在任期间在外就餐时,一定会点一瓶店里最好的红酒。2020年初,拜腾中国区资金紧张,戴雷仍乘坐头等舱参加美国CES展。

想想是洋BOSS的惯性使然,当年戴雷在英菲尼迪时便挥金如土,大手笔赞助《爸爸去哪儿》、《极速前进》等真人秀节目,举办的“敢爱”万人盛典把身价超高的“水果姐”也请来了。

到了自家的新造车时代,拜腾的洋BOSS们,仍然习惯于“土豪”做法。但这种做法,对于一家电动汽车初创企业,或许是埋下了危机的导火索。

人心不齐的“洋BOSS”

拜腾虽说是初创公司,但早早地患上了大企业病。

“拜腾,这家不到2000人的公司,最多时有29位VP,有的部门除VP还单独设立了SVP(高级副总裁)。”一位前拜腾员工如是说。

更有多位早期加入拜腾的员工向媒体抱怨道,“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以戴雷为首的外籍管理层存在很大的问题。”

拜腾汽车,早期是由和谐富腾出大资金而创立的造车项目,毕福康和戴雷都属于半职业经理人。

两人公事后,因性格迥异,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毕福康,性格外露,志在扩大海外势力,故而快速在美国扩张人马,掌控着拜腾汽车产品技术、研发、供应链、生产制造、资质等核心业务。

戴雷,性格柔和,起初只负责拜腾中国区市场、招聘和财务工作。后来才大权在握。

核心管理层的关系裂痕,也导致了拜腾错失发展良机。

当年,一汽集团领投拜腾B轮的条件之一是获得一张投票权,但和谐汽车坚决反对出让,后来耽误了大半年时间,直至2018年下半年,一汽集团B轮融资才敲定。

但正因为此,拜腾量产的大好时机也付诸东流了。

2019年4月,毕福康离开后,戴雷主导下的核心管理层依然是洋面孔居多,7人中有5人是外国人,另两位分别是首席事务官丁清芬和中国区销售副总裁黄睿。

据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洋高管和中方高管心不齐,各部门和上下级之间缺乏良性的沟通渠道和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公司内耗极大,效率低下。

丁清芬、黄睿、中国区研发副总裁段连祥、南京工厂总经理应展望等四位中国籍管理层,虽付诸了各种努力,但终因话语权有限,难以力挽狂澜。

写在最后:

至于拜腾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潜在的金主,据说有宝能汽车和吉利汽车。

但鉴于拜腾当下的烂摊子情况,绯闻金主们的投资积极性或许也相当有限。

撇开拜腾不谈,再来看看蔚来、小鹏和理想,掌舵的都是清一色的中国面孔。

好吧,在中国新造车这件事上,以后别再迷恋什么——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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