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日，星期五，日本东京。

伊藤诗织，26岁的海归女孩，在这天晚上应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的邀约吃饭。

山口是她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曾经表示愿意为她介绍实习机会，对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的她来说，山口也是新闻界值得崇敬的前辈。

这次她回日本找工作，山口告诉她TBS华盛顿分局有工作机会，并邀约她于4月3日晚上在东京一家餐厅碰面，商谈工作签证以及工作事宜。

喝了几小杯清酒后，头晕目眩的伊藤到洗手间，把头伏在洗手台上休息。这是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再次醒来时，是在一间酒店房间中。昏昏沉沉中，疼痛扑面而来，涌入眼前的画面让她意识到自己正遭受着什么。

当她想要逃跑时，又被山口揪住肩膀，拽倒在床上。

伊藤被死死按在床上，她又一次被强暴了。反抗没有用，挣扎没有用，哀求也没有用。在几乎要窒息的时候，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被杀掉了。

接着，她听到山口敬之笑着说：恭喜你，通过了工作测试。

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人真事。

在日本，性侵事件如同海面下的冰山。许多女性因为羞耻心、恐惧感以及无形的社会枷锁而不敢发声，但伊藤诗织勇敢地站了出来。

2017年10月，依据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出版，在日本社会引起轰动。

2018年6月，BBC报道其事迹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时，暴露出来的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性侵发生之后

性侵事件发生5天后，伊藤辗转到警察局报案。

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过关于遭受性侵后该如何处置的教育。

而在性侵发生之后，接待她的医生和援助机构也都表现得冷漠而疏离。

怀疑被下药施暴的她，未能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而进行受害物证采集，没有药物检测报告，尽管后来提取到了山口留在她内衣上的DNA，寻访到的有出租车司机证实她曾多次要求附近车站下车，也有监控录像显示意识不清的伊藤几乎是被山口拖着进了酒店。而山口矢口否认对其下药实施性侵犯。

当警视厅好不容易取得充足证据，准备对山口实行逮捕的时候，打进了一通神秘电话……

然后他们终止了对他的逮捕。

这显然与山口敬之这个人的背景相关。

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是社会名流，俩人经常一起打球。

山口敬之还为安倍晋三写过正面宣传的传记。

不难看出来，山口敬之绝非普通人。

他是国家的遮羞布，不容揭开。

但遮羞布本身，就是遮不住的耻辱。

正如“被禁言”本身，也许比所要说出的事情更加不公。

百年未变的日本性侵法律

在案发一年多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不起诉。

在日本，想要将性暴力诉诸法律究竟有多难呢？

在BBC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 中，日本千叶大学法律系教授Hiroko Goto说，在日本的法律定义下，要符合强暴的定义，必须是对方使用肢体暴力、或者恐吓。而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也会要求被害者必须有激烈的肢体反抗。

后藤弘子介绍日本相关律法

因此，在日本，如果你在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让对方对你施暴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在法律认定是多半不能算是性侵。

人们对性侵的认知还停留在走在路上被陌生人突袭强奸。如果两个当事人相互熟识，而且性侵犯是发生在私密空间中，犹如身处“黑箱”之中，没有第三方知情。假如又涉及喝酒，对受害者来说则是百口莫辩了。

尤其，在这种情境下，被侵犯的人可能会由于受到惊吓而陷入“解离”状态，身体动弹不得，无法当场表示拒绝，甚或当时已完全失去了意识，受害者要如何证明自己彼时是不情愿的呢？在日本，对这一类的案件有个称呼——“准强奸”。

日本关于性侵的法律还是在1907年明治时代制定的，并且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修订。法律很难给予性犯罪者应有的制裁，对强奸罪的法定刑期甚至短于盗窃罪。

直到2017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才通过一项法案，重新定义了强奸罪，拓宽强制性行为的范围。在新修订案下，男性也将被视为潜在的性侵受害者。 

这其中，除了各界人士的奔走呼吁，也少不了伊藤公开发声的助推。

保持缄默，就是容忍犯罪

除了缺乏法律的保障，日本社会文化要求受害人要隐忍。

尽管日本是一个充满性意味的国家。“一旦涉及到约会强奸、性侵犯，这些话题从不会被舆论提及，你看不到这方面的公开指控”，《读卖日报》犯罪记者Jake Adelstein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说道。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关于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量：英国510起/万人；日本10起/万人（来源：BBC）。记录在案的强奸案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瑞典。

这并不是说，日本对女性而言就更加安全。

日本上智大学副教授出口真纪子

实际上，无论在瑞典也好英国也罢，这些国家的受害者处于更敢于报警、诉诸法律的社会环境。

而日本女性很少有人会提出关于性侵犯的指控，有数据显示超过95%的性侵事件没有报案，日本人普遍不会公开讨论强暴案件，舆论也常常一味地责怪受害人而非是加害者。最终，大多数的受害者最终都选择了“忘记过去”，保持沉默。就连警察也会规劝受害者停手、接受和解，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黑箱》中，伊藤还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

在性犯罪的案件中，通过庭外和解与协商的方式撤回控诉的比例，实际高达35.4%（2010年统计数字显示）。

伊藤诗织在报案后，也同样不止一次听到过类似的警告和劝阻：如果你这样做了，在男权氛围浓厚的日本新闻界，哪怕没有得罪什么政治人物，日后恐怕难以在新闻界立足了，人生也会泡汤。

2017年5月，伊藤诗织决定向检察审查会递交案件复议申请。她下定决心借此时机公开发声，召开媒体见面会。

在此之前，伊藤也尝试通过媒体诉说自己的遭遇，她接受了《周刊新潮》的采访，以一个不具其名、不见其貌的女性受害人A的形象被报道。

“不可以在安于做个‘受害者A’了！”

公开真实的身份，以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登场，或许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而伊藤的父母在得知她想开媒体见面会时极力反对， “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身为一个女性，能稳稳当当地结婚”，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

当她执意选择站出来在发布会公开指控山口后，令人吃惊的是，社会对待遭受性侵犯的她相当冷漠无情。

“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情，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

“公开谈论自己被性侵经历的日本女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仅凭这一点，她就在撒谎。”

“贱人，她一定是妓女，为了上位到处和别人睡觉。”

“这个女人是疯子，全是妄想，不过是为了攻击安倍政权的伎俩罢了。”

这样不堪入耳的指责，正是伊藤诗织所遭受的。

发布会后，网络上有人谩骂，有人抨击她沽名钓誉，有人甚至人肉出她的家人朋友。

更令人心寒的是，来自同为女性的一名政府议员的指责。

一个被性侵者站出来，要面对的远不止是一个罪犯。

作为受害者的伊藤诗织，要如何生活？

幸运的地方在于，她受过高等教育，有清晰的头脑和逻辑思维。以及找回正义的决心。

她选择站出来，直面偏见的羞辱，成为一名反对性侵犯行为的活动家。

因为她站出来，改变，也在悄悄进行。

先是日本强奸法案做出修改，最短罪刑从3年增至5年。

然后开始有性侵受害者主动联系她，哭着讲出自己的经历。

开始有内阁成员告诉她，日本已在41个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

开始有在野党成员，主动在议会上质疑安倍晋三是否曾掺手此事。

开始有路人在街上认出她，表示想参与她案子的开庭。

开始有民间团体支持她，寄给她一张张祝福卡片，为她打气。

有一位80岁的老奶奶说，“把最积极的正能量传输给你”。

显然，伊藤诗织几乎成为了日本女性反抗性侵犯行为的精神领袖。

在上诉被驳回后，她又发起了对山口敬之的民事诉讼。

这是她唯一可以再次发问的方式。

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真相，却花光所有力气去与卑鄙的人性作对。

而在她身后，还有无数个诗织，也在等待一个公正的裁决。

别害怕。

那句话一定会成真的——

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

但汇聚起来，它能形成海啸

（文字来源：貳書、晒会儿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