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吉思汗为他横扫了亚洲北部，却留下一个烂摊子等他平复。待他终于平复了族内的混乱，又旋即南下，建立元朝。脚跟未稳时，他又南下灭宋，深入卷入了中原。当他终于打下了中原，又要改变习俗，融入中原。因此，忽必烈的人生经历，前后冲突十分巨大。

忽必烈还是一位青年的时候，蒙古汗王为让蒙古帝国的继承人提前熟稔汉族文化，就让忽必烈接触了一些中原思想。当时，中原和蒙古帝国除了贸易往来外，也有一些深度交流。不少中原人甚至愿意长期扎根蒙古，学习他们的文化和习俗，同时传播汉文化和习俗。例如，宋朝末年著名的医学家窦默，就曾与青年时期的忽必烈单独且深入地交流过。窦默曾应忽必烈本人的要求，为其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忽必烈早年完全缺失中原的经历，但通过与窦默这种中原知识分子的交流，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但忽必烈的身上毕竟流淌着蒙古人的血。后天的教育对他虽有影响，但他毕竟没有受过系统训练。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远远没有脱离蒙古人的思想，更提不上深刻体验和感悟中原文化了。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他和他所代表的群体，主动融入中原社会的意愿。同时，忽必烈立即着手一系列改革，希望尽快和汉人以及汉文化融汇起来，当然，他的改革方式，有很大一部分是效仿。忽必烈终究不是汉人，他对汉人心理的把握，也不可能十分准确。在改革和效仿的道路上，发生了不少班门弄斧，啼笑皆非的事情，他模仿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就是一件。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贞观六年，他为了检验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纵囚。李世民从全天下挑选了390名死囚，主动释放他们，但和他们约定，一年后主动回来行刑。结果，一年后这些囚犯一个不落，全部返回。李世民感化了他们，于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行。

这件事，忽必烈也想效仿。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开始效仿唐太宗，实行纵囚。忽必烈这次纵囚，各方面与李世民都不太一样。首先，李世民在纵囚前，调查了死囚的背景，忽必烈在纵囚前，没有深入调查囚犯背景。其次，李世民释放的全部是死囚，忽必烈没有释放死囚，而是释放了其它类型的囚犯。再次，李世民只释放了390名囚犯，而忽必烈竟然除了死囚外，把其它囚犯全部释放了。第四，李世民让囚犯归家将近一年，忽必烈让囚犯归家八个月。第五，李世民在释放死囚时，并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回来就会特赦，而忽必烈却提前告诉了他们。

五月戊辰，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一切流放。限以八月内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元史·世祖纪》

前文说过，在约定时间内，唐太宗释放的死囚，一个不落，全部回来。而忽必烈释放的囚犯：

八月庚戌，朔，前所释者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三人，并赦之。——《元史·世祖纪》

只有二十三人，回来了。

同一件事，唐太宗的格局，碾压忽必烈。首先，李世民释放的是死囚，虽然事先有过约定，但这些人知道，自己如果回来，必死无疑。即便如此，也回来了，而且一个不少，可见李世民震慑力之强大。而忽必烈释放的不是死囚。第二，李世民并未事先告诉他们如期而至的结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回来了。而忽必烈，即便已经告诉了他们，只要回来就会特赦，但绝大多数还是跑了。第三，忽必烈的纵囚，是“除死囚外，天下狱囚，一切流放”，最后却只回来二十三人，这一战绩，实在等同于无。

这事件背后映衬的，是人心。

从蒙古帝国深入中原与中原发生往来，到忽必烈建立元帝国，期间只有一百多年。而且这一百多年里的绝大多数时候，蒙古帝国与中原都只在北方往来。忽必烈纵囚，发生在他建立元帝国仅2年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深度同化。所以，在唐太宗释放的那390名死囚心里，和在忽必烈释放的天下之囚心里，对各自释放他们的帝王有着完全不同的信念。一个外族，谈何信任，又谈何威慑力？不过都是强力罢了，能跑就跑。

忽必烈对李世民的效仿，还反映出游牧民族在处理这类非常“农耕民族”的事情方面，比较幼稚。即便大赦，也没有“放尽天下为非作歹者”的道理，何况特赦。一次放尽天下所有犯人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唐突，而且要冒完全没有必要的风险。这样的冒险一旦失败，就会对忽必烈的威慑力造成冲击。试想，当天下人得知，即便忽必烈开出了那一大串诱人的条件，也只有23人听话时，会怎么想忽必烈呢？忽必烈此举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因此，学者王应瑄在其文章《唐太宗纵囚辩》中说：元世祖的纵囚措施，其气魄比唐太宗小，其效果比唐太宗差。

参考资料：

[1]《新唐书》

[2]《元史》

[3]《唐太宗纵囚辩》，王应瑄，《法制史话》第73页，第1段，第8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