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拜曾孙裕德瑞的墓地
塔拜墓遗址。本文图片由辽宁日报记者徐丹伟摄
引言：2009年7月的一天，在距离沈阳世博园西口不远的满堂村，村里往日的沉静突然被打破了。一位村民在施工中布设电缆时意外地挖出了一方饰有双龙图案的碑座，虽然上面的碑文已模糊不清，但那位村民凭直觉认为这一定是件有价值的文物。
而此时，正逢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沈阳市文物部门的关注，文物普查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了勘察。
经调查考证后得出结论，此为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之墓。塔拜为努尔哈赤的庶妃钮钴禄氏所生，早期有些战功，51岁卒于盛京，后追封辅国公，葬在距离福陵3里远的东陵区满堂村北山。可惜的是，这座墓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毁坏。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发现塔拜墓的满堂村现有1200多口人，满族人口占到了全村人口的30%还多。这其中，许多村民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裔，确切地说，这些满族村民是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的后人。
随后，记者采访了几位清史专家，并寻找线索访问了塔拜的后裔，从而还原了一段久远而鲜为人知的历史，连缀起一段较为完整的努尔哈赤第六子及其满堂村后裔的故事。
布设电缆时挖出塔拜墓碑座
满堂后山曾经有个大园寝
满堂村距离沈阳世博园西口不远，是个有着1200多人口的村庄。来到村里寻问塔拜墓，村民指着后山说，“就在那座山脚下。”
后山当地人也称其为 “九凤山”，3月初记者前往采访时，此山又有了一个名字——宝顶山，山脚下已有文字标明。
在苍松翠柏环绕的山脚下，有一排平房，是驻沈某部建设的。在平房的西面，可以见到几块断碑散落在地面，碑石之上双龙图案清晰可见，但碑文却已模糊不清了。
满堂村村委会主任肇铁铮以这排平房的西山作为坐标，迈步丈量，走了大概4米远便停了下来。他表情肃穆地对记者说：“这就是先祖塔拜的墓地了。”
肇铁铮今年61岁，土生土长在满堂村，是位满族人。“我们这里的许多居民都是塔拜的后裔。”他说。
这处现在看起来有些荒凉的地方，却引起了肇铁铮许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们总到这里玩，那时这里可好了，有青砖砌的围墙，里面有桃树、李子、樱桃、桑葚儿……我们小孩子总来这里摘果子吃。”
他指着不远处的一块空地说，“那里是塔拜儿子的坟，当时坟很大，坟后面有个大窟窿，是盗墓贼留下的。我们五六个小孩一起钻到里面玩，看到有两个四方形的像棺材似的木箱，上面还有油漆的图案。”
然而，这座满堂村满族居民的祖坟，在“文革”时期却遭到了严重的毁坏。
直到2009年7月的一天，部队院内进行施工，“我在布设电缆时突然挖出了一个碑座，上面的字儿看不清了，但我凭感觉就可以认定这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物！”62岁的村民肇玉文回忆起他当时挖出碑座的情景还很激动。
那时，施工人员用抓钩机去钩这个碑座，但是没有钩动。“因为工期比较紧，我们就暂时把挖的坑用土填上了。”肇玉文指着一处被树叶遮盖的地面说，“就是在这里挖到了石碑。”
结果正赶上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村民的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沈阳市文物部门的关注，文物普查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并记录下了这处文物古迹。
著有勋劳但官职不显
清太祖六子被追封为辅国公
在满堂村村民章世增的家里，现今还珍藏着一份塔拜墓的碑文，“有上百字，是我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亲手从碑上拓下来的。”
章世增今年57岁，他的父亲章耀假如还健在，今年正好整100岁。
章耀去世后，章世增精心地留存着碑文。记者在他家里，见到了这样的碑文：
“御赐追封辅国公谥悫厚塔拜碑文
古之帝王笃念宗亲表德旌庸彰之荣誉意至渥也尔追封辅国公谥悫厚塔拜为我太祖高皇帝第六子随从征伐著有勋劳……”
“塔拜是努尔哈赤第六子，其母为庶妃钮钴禄氏，与同葬在盛京的努尔哈赤第四子汤古代是同母兄弟。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塔拜官职不显，史料关于他的记载也不多。”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向记者介绍说。
在塔拜的其他兄弟中，皇太极为太宗皇帝，而代善、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为亲王，褚英、莽古尔泰、德格类等为贝勒。塔拜死后追加的封号是辅国公。
塔拜也曾有些战功，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有一段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赐建塔拜碑的记载：
“先是，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楚宗奏：伊曾祖塔拜，于高皇帝时建立功绩，恳请撰文立碑。奉有该衙门议奏之旨。至是宗人府覆奏：臣等查明：实录内太祖高皇帝时令塔拜率兵一千，剿东海呼尔亥部落，克之，降其众一千五百人。塔拜系辅国将军，殁后追赠为辅国公，应如楚宗所奏，准赐撰文立碑。从之。”
楚宗是塔拜的曾孙，康熙皇帝依楚宗之请赐予塔拜碑文。
塔拜生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二十八日，天命十年（1625年）与其异母兄长阿拜等从征东海呼尔亥部，论功被授予三等甲喇章京，天聪八年（1634年）升为一等甲喇章京，不久，封爵号三等辅国将军。塔拜死于崇德四年（1639年）八月九日，时年51岁。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辅国公，谥号“悫厚”。
各类史料记载甚少
塔拜父子同葬于此
在章耀生前拓下的“碑文册”的前面，还有一些文字描绘出了塔拜墓的大概原貌：墓直径有8米以上，前面是石供桌，供桌前有高达4米多的九眼透龙青石碑，四周有青砖围墙，总面积约有200平方米。院门至墓之间是用青砖铺的甬道，墓后有棵大桑葚儿树，果实累累。
“沈阳各种史料对塔拜坟的记载很少。”清史学者李凤民对记者说。
李凤民退休前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历史组组长，他对盛京一宫三陵都有深入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多次考察过沈阳的一些墓葬地。
他介绍说，塔拜墓俗称塔王坟，墓地上原修“大跨栏一所”、“小跨栏一所”。大跨栏葬者为塔拜，小跨栏葬者即为其子额克亲。附近还有其后人富遵、伊勒图等人的墓葬。墓上有顺治十五年五月立御制的“九眼透龙”碑一甬，碑高一丈五尺。
按八旗方位，塔拜墓在正白旗界。
塔拜不是旗主，归附旗主，最初他与其同父同母兄长汤古代都隶属于正红旗，在大贝勒代善管辖之下。后来因之间关系不睦而从正红旗转入镶白旗，归睿亲王多尔衮管辖，塔拜死后又归到其父努尔哈赤的正白旗界。
塔拜园寝是太祖陵的陪葬墓
几代清帝都曾派勋臣祭扫
塔拜墓地在福陵北约1.5公里处。李凤民说，“簇拥着太祖之陵的，有努尔哈赤的股肱之臣额亦都、费英东等功臣墓，也有家族陪葬墓等，塔拜墓是福陵周围多座陪葬墓之一。”
与塔拜同父同母的镇国公汤古代死后也葬在盛京，其墓在福陵之北3里长岭子（今东陵区英达镇公家村），“文革”期间墓地也被毁坏了。弘毅公额亦都陪葬墓在福陵西北约5里的山里红屯 （今东陵区英达镇山梨村），墓今已不存。直义公费英东墓又名“驸马坟”，位于福陵以西 “二台子东土岗上”（今属东陵区前进乡），也已被毁。
李凤民说，“按照清代典制规定：皇帝之墓称‘陵’，诸王贝勒等有爵位之墓称‘园寝’，因此辅国公塔拜之墓应称‘园寝’。”
盛京是清朝开国的“龙兴之地”，有宗庙、陵寝、开国宫殿等，受到清朝各代皇帝的特殊重视，尊称其为 “陪都重镇”。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150余年间，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11次来到福陵祭祖。除太祖受到祭祀外，对其他陪园，皇帝也都要派阿哥亲王或身旁的勋臣前往祭拜恭礼。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康熙帝二次“东巡”。《大清圣祖实录》对祭功臣墓的记载颇详，如：“遣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祭功臣颖亲王萨哈连墓……侍郎额星格祭辅国公塔拜……”
塔拜曾孙奏请守陵
满堂村由此而来
在满堂村采访，记者听到了有关该村名字来历的多个版本传说。
清史学者李凤民认为，满堂应该是因为塔拜的曾孙裕德瑞迁居至此而得名。
裕德瑞生于康熙七年（1668年），他生性好动，喜好游山玩水，朝廷对皇家子弟行动的严格约束令他感到很不自由。于是，他通过兄长——御前侍卫增盛奏呈康熙皇帝，请求到盛京看守祖墓。皇帝听后，认为“此乃孝思”，遂准其所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裕德瑞率全家老小以及4满4汉8个家丁来到盛京，在塔拜园寝附近建造房舍居住。从此，满堂这个荒沟便成了宗室皇族聚居之地，随着人口繁衍，满族人逐年增多，人们便将这里称为“满塘”，即满人集居地沟塘，又为取意“吉祥”，将“满塘”称为“满堂”。
如今在满堂村的西山，还有裕德瑞的坟墓，其碑文2001年经后人修复，上面镌写道：
“生于康熙七年于康熙四十四年获取皇帝恩准由北京来这里定居守曾祖塔拜墓从此满堂村逐步形成。乾隆十四年卒享年八十二岁。”
塔拜10世孙现居沈阳
努尔哈赤后裔仍按家谱相续
满堂村村委会主任肇铁铮告诉记者，现在满堂村有1200多口人，满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30%还多。
上世纪50年代末，有关方面曾经作过一次《沈阳市满堂乡满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当时全乡有246户满族，皇室贵族的后裔（黄带子、红带子）、“三户赵”共有145户，占半数以上。这三部分人又各自聚居在不同的自然村，黄带子主要集中在上满堂和小东沟；红带子主要集中在二道沟；“三户赵”主要集中于中水泉。
3月6日，在沈阳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洪海波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87岁的塔拜后裔——毓保。毓保是塔拜第10世孙，他的祖辈曾在满堂村生活。
采访时，毓保一口气从他这辈数出了上10代的名字：文启、瑞龄、德蒙额、敏奎、奇成额、世耀、裕德瑞、巴尔善、巴特玛费扬武、塔拜。
他说，塔拜有8个儿子，巴特玛费扬武是其八子，死时只有24岁。
毓保说：“原来家里有个家谱，可厚了，可惜在‘文革’中被烧毁了。”毓保当时冒险把其中自己家的一部分写到纸条上，藏到了笔管里，才得以保存下来。
为了区别辈分，使支辈分明，清朝从康熙开始，仿汉族以字排辈之法，选取“胤”字、“弘”字为其下辈排字；继而乾隆皇帝又钦定“永、绵、奕、载”四字为续；至道光皇帝又选取“溥、毓、恒、启”四字为续；咸丰皇帝选取“焘、浴⒃觥㈧鳌彼淖旨绦；后来溥仪又续排12字：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如今，毓保还在严格按照这个“家谱”来给自己的子孙起名字。
满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