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军校那年寒假，我从学校所在的城市南京回到老家丹东。家乡的寒潮让在学校基本闲置的军大衣，派上了大用场。

到家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穿着军大衣回乡下看爷爷。一进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我准备脱下军大衣，爷爷却颤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按住我的手：“乖乖，先别脱大衣，敬个军礼，让爷爷看看。” 我立正敬了个军礼。爷爷张开双臂抱住我：“我孙子成军人啦，我这辈子没白活！”

隔着厚厚的大衣，我还是能感受到爷爷那颗激动的心。那天，我原计划吃完午饭就回城里，却禁不住爷爷一再挽留。他的理由让我实在不忍拒绝——他想盖着我的军大衣睡一晚，感受一回军大衣的“暖”。

当晚，爷爷生怕弄脏军大衣，特意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被，裹住军大衣的里子和领子。然后，他把自己的棉被放一旁，盖上了军大衣，躺在炕头渐入梦乡。那晚，爷爷不时传来“打”“杀”“拼了”“隐蔽”等断断续续的梦呓。我猜他一定是在梦中又回到了长津湖战场。次日醒来，爷爷说他睡得很暖和。他还说，他梦到了那些被冻僵的烈士，是他们用生命换来我们今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让我一定要学好本领，保家卫国。

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年仅14岁的爷爷是支前担架队的成员。他亲眼见过很多战友身体被冻僵，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惨烈情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特殊年代，很多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来不及等到棉衣配齐就奔赴战场。

一天，一位名叫高进的指导员腿部中弹，昏迷不醒，被分配到爷爷的担架上。高进的领导担心高进转移途中再遭冻伤，便果断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到高进身上，并叮嘱爷爷不论途中有多艰险，都坚决不能丢下伤员；如果伤员途中牺牲了，也一定要将其抬到国内才算完成任务！爷爷和同伴当即拍胸脯表示，一定与伤员共存亡。

转移途中，爷爷和同伴时刻不忘领导嘱托，无微不至地照看高进：他们会不时地抓个雪球揉搓成水，滴进高进嘴里，滋润其唇齿并刺激他早些苏醒；定时给高进揉搓手脚，避免他被冻僵；把高进的胳膊放到大衣袖里，再用草绳系住袖口以避寒。爷爷还脱下自己的棉坎肩，盖住高进的脚……

在爷爷和同伴的悉心照料以及不停的呼唤中，高进在途中奇迹般地醒了。醒后的高进，机警地指挥爷爷和担架队成员夜行晓宿，成功躲过敌机轰炸。大家一路颠簸辗转，忍饥挨饿，终于在一个深夜回到丹东的一户老乡家里歇脚。

老乡家尽管很穷，但还是拿出家里唯一一床棉被把伤员们安置到热炕上，并做了一大锅酸汤子给伤员和担架队成员暖胃充饥。那是爷爷入朝近一周里，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他深切地感受到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

饭后，高进脱下那件一路当棉被、护佑他平安回国的军大衣，郑重地交给老乡，充当这顿饭的伙食费。老乡连连推辞：“你们志愿军出国作战，连命都能豁出去，我们老百姓管顿饭怎么能要饭钱呢？”说着，老乡把军大衣又盖到了高进身上。

爷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刻在心底。从此，那件血迹斑斑的军大衣，爷爷念念不忘。

爷爷在担架队时，曾多次请求火线入伍，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爷爷又寄希望于我父亲，但我父亲眼睛近视，再次与“军大衣”失之交臂。于是，爷爷又将殷切期望寄托到我身上。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经常给我讲他所亲历的抗美援朝战场。一次生日，爷爷拿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为我买了一套海军童装。我穿着这套小军装，在同伴们面前威风了好一阵子。

高考时，我报考了军校。从军报国，是爷爷给我的一道必选题，我必须全力以赴去作答。

那年8月，我从凉风习习的鸭绿江畔，来到闷热的南京，一时还有诸多不适。周末与爷爷通话时，我随口提起新训的辛苦，爷爷便在电话那头严肃起来：“孩子，再苦能有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兵受冻挨饿苦吗？别的不说，单为你一年四季发的各式军装，你也要给我挺住了。好钢都要在烈火中炼，是我的孩子就要给我争口气。”

是啊，和平年代的军人，再苦再累，能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苦吗？

这些年，每当学习和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都会及时与爷爷通话。爷爷的家常话里，总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能随时为我解惑，促我奋进！

去年4月，我与同是军人的女友在驻地领了结婚证。今年“五一”，我们回老家举行了婚礼。婚礼上，90岁的爷爷摸着我们崭新的军装礼服说：“看看这身军装多英俊、多威武，等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让他们再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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