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演戏就被导演说“没灵气”，王志文曾一度认为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演员。但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将质疑演化为干劲，最终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戏骨”。
生活不应当被他人“一票否决”，明确自己对人生的衡量标准，即使逆水行舟也能收获无限趣味。
人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定，一个对自己的要求，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更多的会用一个词叫底线，就是最初级的人的信仰。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我的认定，一个对自己的要求，这个要求我们现在更多的会用一个词叫底线，就是最初级的人的信仰。信仰不仅仅包括宗教意义，其实每天都有信仰，对一件事情的应允，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做了的话，就得义无反顾，但我们经常会因为很多环境因素变得摇摆。最终做出的判断，既关乎你心理上的需求，也是对周围人的交代。武侠小说里常说的“侠义义气”也是如此，在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依旧有自己不可动摇的衡量标准。
生活中我们心里有很多不安，其实就是相互的亏欠，因为不那么讲究了，不那么义气了。这一辈子想活得心安理得，恐怕就是要减少这些亏欠感，不欠自己的，也不欠别人的。就像《水浒传》中宋公明喝了钦差送来的毒酒之后的那种释怀，说咱们清了，就踏实了。
你可能会发现，我演过的角色中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对自己的高度反省。跟整个社会的融合还是不融合，简单地说是对还是不对，都有这样一个动机在里面。
上海人经常提到“老克拉”，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位，我认为它的意义就是源于尊重，对自我的尊重和对别人的尊重。和一个人相处得是否舒服，都取决于此。
我父母是30年代生人，他们虽然没有大户人家的背景，但对生活却很讲究。这个讲究不是说有多豪华，而是很用心。母亲会把我父亲和三个孩子都打扮得很体面，按时给我们理发，家里的衣服都是她用缝纫机做出来的。印象中父亲是很帅的，夏天穿着母亲做的西装短裤、整洁的白衬衫、一双带网眼的麂皮鞋，戴着墨镜骑在自行车上，很风光。这也形成了我最初的审美标准：比如说一条线，哪个地方我不该让它有粗糙感，就要去掉。一直到现在，我也时常会关注一下自己的细节。
上海以前那些老人的生活都是挺讲究的，穷讲究，但是自有章法，我觉得这就是让日子过得有趣的一个根本。你过得好与不好、舒心不舒心，都是来自于你的态度，而不是环境给予的。你说因为条件没有到，那个跟我相去甚远，其实跟你相去不会甚远，跟你远的就是你自己离你越来越远了。
我十一二岁时，正赶上“文革”后的百废待兴，文化活动全面恢复。那个年代，电视还不普及，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广播电台，之前很匮乏的文艺生活一下热闹起来，会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没有明确的方向，就觉得做这个应该挺好玩的。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上海青年宫的中学生艺术团，与声乐、朗诵、表演这类艺术形式有了一些接触。
13岁那年，我父亲因车祸去世。这场突然的变故对我的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我当时最心疼的是母亲，总是怕她哭。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不经意地去摸摸她眼角，如果是干的，我会安心地睡去，如果是湿的，我就会很焦虑，尽量说些话让她宽心。
考电影学院那年，我的专业加试已经通过了，但是在文化考试前二十天，我出了严重的车祸，盆骨多处骨折，伴有血尿，需要静卧两个月，还有可能残疾。我二哥看我很心疼，就去教育局申请能不能让我躺着参加高考，教委没同意，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种先例，所有考生都是站着进考场的，说你们不然等养好了身体，明年再来吧。我不想耽误一年，因为我的成绩可以轻松通过艺术类院校的文化分数线，而且当时家里经济很拮据，去专业加试已经向家里要了两百多块。我就和老师、两个哥哥商量对策。如果常规途径被堵死了，我们就只能直接到考场碰运气，并做了相应准备。
生活中你总会遇到一些贵人。我当年的考场是在上海马当中学，当时一位姓朱的校长听了我的情况就表示说得让这孩子考。他们找了块大门板，把我抬在上面，用卡车运到考场，在教室后面铺了张床，我哥哥临时做了块吊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我就把考卷用图钉钉在吊板上，躺着答卷。我当时发着高烧，监考老师准备了冰块在床边为我降温，中午还特别腾出一间教室让我休息。三天的考试结束，我就这么完成了高考。我特别感激他们，躺着为他们唱了首《垄上行》，还朗诵了一段《王子复仇记》里的台词，他们都觉得这小孩儿挺有意思的。1984年，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
大学时我在班里形象算很一般的，不像个演员，年龄也最小，所以大家都不拿我当回事。比如讨论剧本时，我出个点子，别人看我一眼，然后继续说他的，这种藐视是很伤人的，导致我那段时间比较自卑。所以现在我很注意对别人的尊重，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拍《最长一枪》前，导演提出，根据剧情，电影里需要一个演报童的孩子，问能不能让我儿子来演这个角色，他当时才7岁，但我没直接替他做决定。现代人很多都爱说“孩子太小，懂什么”，但我却觉得，孩子再小，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件事需要他自己决定。他问了我一些问题，考虑了几天才回答我，说他愿意，这样挺好。
对演员来说，每段人生经历，不管如意还是不如意的，其实都是带引号的财富。
大四快毕业那年，有个著名导演来学校挑演员，选中我上一部戏，这本来是很有面子的事儿，可拍了一个月，他说你不灵，不适合当演员，我选错人了，得换掉你。大年二十九，我回到学校，同学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脸色是灰色的。我心想我都学了四年了，突然被一个导演宣判说你不适合干这行，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我没有停下来，就带着对自己的质疑，一点一点慢慢去做，分到中戏去教台词时我也没放弃表演，这件事就演化成干劲和动力。那时候我总想告诉那些蔑视我的人，说你看走眼了，你可能要修正对我的看法。
后来随着《皇城根》《过把瘾》这些作品被认可，我才逐渐有了些自信。可在真的被大家认识之前，我脑子里也确实是含糊的，反复质疑自己：也许你是真不适合做演员呢？但你必须去尝试，不能因为别人一句否定就彻底放弃了。
对演员来说，每段人生经历，不管如意还是不如意的，其实都是带引号的财富。如鱼得水不错，但逆水行舟你才更能体会如鱼得水的有趣，演员从生活中得到的收获远比课堂上多。
过去我曾经说，像我这种腼腆性格的人不太适合当演员，因为我不太善于跟人做很随意的交流，做演员好像应该更需要性格张扬一些。到现在若干年过去了，我反而越来越觉得腼腆的人是特别适合做演员的。因为腼腆能给你带来敏感，去洞察周围人的情绪；腼腆还会让你特别进入，不会是大概齐的，表演这事儿很忌讳大概齐，就是看着仿佛像，但我们都觉得他不对，不具备唯一性。人物都应该具备唯一性，就是所谓的与众不同。
表演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心理过程，你要把你知道的事当不知道。剧本你都看过，你知道他怎么来的，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你恰恰在那一刻得跟观众一样，装作完全不知道，说白了就是煞有介事，这个是最难的。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会不会对角色缺乏新鲜感了，我觉得不会，局限都来自于自己。比如演一个杀手，杀手的类型就多了，去完成任务，针对不同的对象又会有不同的态度，世上不会有两天完全一样的生活，就看你是否想去发现。我每个时期想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回想20岁、30岁、40岁，每个阶段对同一个事物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是一直有新鲜感的，除非你哪天对表演这件事情没兴趣了。
我经常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这也是我喜欢这项运动的原因之一，不用凑人，一个人背着包就去了。它其实适合任何年龄的人，已经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个朋友，我可能会与这项活动相伴一生。
所有在球场上作弊的人，我都会敬而远之。有个著名球手叫鲍比·琼斯，在一场比赛中，他试挥杆时不小心碰到了球，周围没人看到，但他马上示意裁判，说他违例了，裁判问同组其他球手谁看到了，都说没看见。裁判表示，说这可以不算犯规，他说不行，必须要算，否则这场球他就没法继续打下去了。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我很想在球场上成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