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1931）
关于杨度的传记，就我所见，最早一部应是陶菊隐《六君子传》，作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原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后由中华书局印行。时隔四十年，陶菊隐对此书大加修订，更名为《筹安会“六君子”传》，一版再版，影响甚巨。虽然从书名来看，乃是六人合传，论及杨度的篇幅，则占一半以上——这也匹配杨度在筹安会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所以把这本书视作杨度传，亦无不可。
这本传记的写法，与陶菊隐笔下的《吴佩孚传》《蒋百里传》等一样，若当小说来读，未免抹煞了作者立志写作“一种近代史参考书”的努力；若当历史来读，却不无夸张、扭曲之处，甚至不经之谈。这便是记者——陶菊隐是民国著名记者，自号“旧闻记者”——著史的通病，置身于学者与小说家之间，既无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严谨，同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放开演义的手脚，所制造的产品，近乎四不像，对受众而言，阅读虽有快感，引证则待斟酌。
试举一例。《筹安会“六君子”传》第三章，名曰“杨度和熊希龄”，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出代笔故事。如陶菊隐所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他们的考察团里，有一个参赞叫熊希龄，事先给五大臣出主意道：“我们出洋考查政治，时间如此局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的政情资料。即使收集了资料，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依着我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似乎方便得多。”五大臣认为可行。熊希龄心中的宪政专家共计二人，一是“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二是才气纵横的杨度，都是他的老朋友。当时梁启超乃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杨度相对不太敏感，因此他奉命到东京找到杨度，请其执笔写几篇有关立宪的论文。其说辞被称作“借尸还魂”：“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握管构思替他们做枪手的时候。他们逛得倦了，你的大作想必也写成了。”杨度同意，后撰《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二文，请梁启超写成《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一文。五大臣再把这三篇文章加工润色，上呈朝廷，奏请立宪。[1]
这是杨度和梁启超联袂代笔宪政考察报告的故事。但凡读过一些中国近代史，对此都不陌生，至少略知梗概。后人著史，写到这一节，大都采纳陶说。譬如杨度的长女杨云慧晚年撰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第一章第十节“代庖”，几乎把陶菊隐的文本照抄一遍。试看熊希龄游说杨度代笔的说辞：“这一下可以大显你的才华了。你替‘五大臣’装上一道宪政的灵魂，等他们在外国畅游了繁华世界，享尽了香槟美酒回国的时候，就可以拿你的大作去交卷了。这样岂不是一就两便，两全其美。”对照陶说，字词略有差异，意思却无二致。要说区别，仅有一处值得一提，杨度代笔的文章，陶菊隐写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杨云慧改作《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2]
按理说，杨云慧是杨度的亲生女儿，其说法属于准一手史料，应该可信。然而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杨云慧的信息源不是杨度，而是陶菊隐。所以我们还得回到陶菊隐身上，看看他的信息来自何处。
我原以为，陶菊隐与熊希龄、杨度都是湖南同乡，三人所经历的时代大有交集（熊希龄生于1870年，死于1937年；杨度生于1875年，死于1931年；陶菊隐生于1898年，死于1989年），加之陶菊隐自1912年进入新闻界以来，纵横捭阖三十载，应与熊希龄、杨度打过交道，得来这些一手信息。不过，细读陶菊隐回忆录《记者生涯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似乎不曾出现熊希龄之名，只有一段写到杨度，而且不是叙事，而是评论。[3]按照他的写作风格，若与熊希龄、杨度有旧，必定大书一笔，既未提及，我们则宁信其无，勿信其有，进而推断他与熊希龄、杨度也许平生缘悭一面（陶菊隐做新闻，主要在两湖和南京活动，熊希龄和杨度在民国的履历，都是先北京而后上海；等到陶菊隐到上海办《新闻报》，熊希龄即将去世，杨度已经去世五年，缘悭一面，亦合情理）。
那么，陶菊隐笔下的代笔故事，到底出自哪里呢？《记者生涯三十年》里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此外，跟随清朝五大臣出洋的陈尧甫先生，也是我的‘一字之师’。他说：五大臣明明出洋考察东西各国宪法，只因西太后恶闻宪法之名，清朝军机处便将考察宪法改称‘考察政治’，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延揽全国通才研究各国政情。1907年五大臣回国时，举国、朝野要求立宪之声洋洋盈耳，清政府不能再有所忌讳了，这才改名‘考察宪政’，而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并任杨度为该馆提调。”[4]按，陈尧甫即陈毅（1953年12月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因与市长陈毅重名，废名存字），四川成都人，1905年时任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以随员身份随端方、戴鸿慈一路出洋，恰与熊希龄同事，回国——五大臣回国不是陶菊隐所言的1907年，而是1906年——后任宪政编查馆统计科员，恰与杨度同事。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应是陶菊隐的信息源。
关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陈尧甫撰有《随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纪略》，此文论晚清政局、欧美见闻等，甚有看头；不过关于代笔，一字不提——文中写到杨度和熊希龄，记载的却是另一些故事，如称杨度“标榜宪政，下笔千言，比年尝往来于清廷的亲王善耆和宗室载泽以及袁世凯之门，而同时散在各阶层之君宪党人又复为之推波助澜，于是其说遂得盛行，有所谓立宪大纲”，又称杨度经王闿运和熊希龄介绍，与端方“间有函札往还”，然而交情只是泛泛。[5]就陈尧甫留下的史料来看，显然无法为陶菊隐之说提供足够支撑。
陈尧甫之外，再如李肖聃，与杨度、梁启超皆有交情，“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他以见证者的身份回顾杨、梁的恩怨，从时务学堂之争到梁启超之死，清末民初三十年兴亡，历历在目，而且立论至公，笔下有情。不过与陈尧甫一样，他也未提及二人合作代笔故事。[6]
外围的考证进展至此，无路可走，只能回头重审陶菊隐的文本。细究起来，陶菊隐的说法硬伤实在太多了，逻辑亦难自洽，令人不得不怀疑其可信度。
第一，如陶菊隐所云，五大臣出国是一路，回国也是一路，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漏洞。事实则是，五大臣出洋，兵分两路，载泽与李盛铎、尚其亨一路，先考察日本，再考察英国、法国、比利时等，端方与戴鸿慈一路，先考察美国，再考察法国、德国等，无论往返，时间都不一致，譬如载泽和尚其亨（李盛铎出使比利时，留在欧洲）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06年7月12日，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06年7月21日，后二人抵达之时，前二人已经北上，所以绝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1906年7月，五大臣奉西太后命提前回国，杨度的文章还没有送到。又是熊出了主意，要五大臣以‘考察东南数省民意并征集名流意见’为名，在上海饮酒看花多住一天，一面派人催促杨度交卷……”
第二，陶菊隐高估了熊希龄在五大臣考察团中的地位和作用。熊希龄本是维新派中激进一系，与梁启超、谭嗣同同志，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险些成为“戊戌第七君子”。所幸稍后遇上了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对其青眼有加，一路提携，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机，推荐到端方身边任参赞。这么一说，可知他与端方的关系并不深，据同在考察团的张大椿回忆，彼时端方的人马当中，最红的有两人，一位洋文参赞施肇基，一位中文参赞刘若曾，被端方倚作左右手，排名在他们之下的熊希龄，有没有资格为端方出谋划策，还不好说。况且，哪怕熊希龄能在端方面前说上话，还得考虑一点，即端方在五大臣中的位置。五大臣中，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他不仅是皇族，还与慈禧太后的娘家沾亲带故，其妻叶赫那拉·静荣是慈禧之弟桂祥的长女，即慈禧的侄女，隆裕的大姐，有此一层关系，慈禧对他十分看重，大加栽培。他的为人，以专横著称，其风头最健之时，连朝中最大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都不得不退避一头。与他共事，端方未必能拿到多少发言权，遑论身为其参赞的熊希龄。张大椿的回忆文章，对熊希龄的印象“是比较认真考察的随行人员之一”，[7]如此而已，并非陶菊隐笔下为五大臣铺谋定计，令他们言听计从的首席军师。
第三，陶菊隐说，“这一批尸居余气的大臣，若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者可以胜任；但叫他们出国考察政治，却是用非其才。”诸如此类对五大臣的贬词，皆有商榷之余地。话说五大臣绝非吃喝玩乐之徒、酒囊饭袋之辈，出洋考察途中，载泽撰《考察政治日记》，戴鸿慈撰《出使九国日记》，水准如何，白纸黑字如呈堂证供，今人不难断案。1980年代，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曾将这两本书与《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蔡尔康等著）合成一集，不啻对其水平和价值的有力论证。要言之，以这两部日记所呈现的宪政理论素养来看，他们起草政治考察报告，完全可以自主，并无必要去寻觅枪手代笔。
有人会说，这两本书未必是载泽、戴鸿慈亲笔，而可能由其幕僚代笔。循此线索，再作考证。载泽出洋，其考察团中有一位二等参赞，兼任总文案，名叫杨寿枏。1930年，杨寿枏在无锡刊行《云在山房类稿》，收录了他当年代拟的奏折，如《吁请立宪折》，注明“代考察政治大臣泽公拟”，这正是载泽回国之后所上第一道请求立宪的奏折。此外还有一道《进呈编译各国政治书籍折》，也是“代考察政治大臣拟”。杨寿枏将代笔之作公之于世，不知是何居心，不过这则为历史学者省却了许多麻烦。由此可以断言，载泽的立宪文章，的确出自代笔，只是与杨度无关。
至于端方，作为清朝最后十年头脑最为开通的满族官员，无论对宪政的认知，还是对立宪的提倡，都在载泽等人之上。早在朝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前，他已在倡导立宪，如其所上密折云，针对革命党的崛起与风行，“今日欲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这个“新希望”即立宪；他还曾到宫中，为慈禧和光绪讲解《立宪说略》。加之他与梁启超素有往来，纵使寻觅枪手，却不必找到杨度头上。
说到端方与梁启超的合作，夏晓虹曾有考证。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共收入六篇文章，包括《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等，在其看来，这正是梁启超为端方代笔的底稿。[8]其实梁启超代笔之说，《梁启超年谱长编》早有定论。1905年，“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并举梁启超致徐佛苏信为证：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9]
后来徐佛苏为此信跋注云：“此函系乙巳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10]乙巳年即1905年，某大臣即端方。对此，夏晓虹判定，徐佛苏可能记错了年份，梁启超的信应作于1906年，我则以为，徐佛苏未必记错。须知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本是1905年夏之事，9月24日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人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出发，遭到吴樾炸弹刺杀，延迟到年底，终于成行。这半年来，政事屡有反复，端方则是其中主张立宪最有力的人之一，曾在慈禧面前“反覆言之”，不要被炸弹吓退。他若未雨绸缪，请梁启超代拟宪政奏议，完全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即梁启超年谱所言的“秋冬间”。
归国之后，端方曾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夏晓虹认为这两道奏折的捉刀人都是梁启超。结合梁启超留下的手稿，以及致徐佛苏信中云“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等语，这一推断当可成立。由此大抵可坐实梁启超的枪手身份，然而杨度那厢，却无证据，则成悬案。[11]
顺道一说，窃以为梁启超之于清末的立宪运动，其角色不是枪手，而是智库或设计师；他对立宪运动的最大影响，不是为端方代笔的那些奏折，而是作于1901年6月7日的《立宪法议》。此文不仅阐发了立宪的要义，还提出了立宪的程序，譬如第一步由皇帝下诏宣布立宪，第二步派朝廷重臣出国考察宪政，第三步设立法局起草宪法，然后“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最后一步即划定预备期：“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如你所见，五年后的预备立宪，大致遵循梁启超的规划而曲折展开。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改良跑不过革命，最终只能以鸡飞蛋打的悲剧收场。
[1]《筹安会“六君子”传》，陶菊隐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5页。
[2]《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杨云慧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我读过的关于杨度的著述，不下十本，只有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此节有所质疑，称“这种描述虽绘声绘色，但并不十分准确……”。余者无不接纳陶菊隐和杨云慧的说法，甚至添油加醋，张大其事，如称杨度为“史上最高级别枪手”云云。
[3]《记者生涯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陶菊隐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1页。
[4]同上，第227页。
[5]陈尧甫《随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政治纪略》，见《辛亥革命亲历记》，沈祖炜主编，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365-366页。
[6]《星庐笔记》，李肖聃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6页。
[7]张大椿《随清朝出洋考察五大臣赴美考察纪事》，见《辛亥革命亲历记》，沈祖炜主编，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358-359页。
[8]夏晓虹《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见氏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7页
[9]《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10]同上，第354页。
[11]此外还有一些硬伤，如称“五大臣回国之初，曾奏保杨度精通宪政，才堪大用”，事实上，向朝廷举荐杨度的乃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而且这是1908年的事。由此则可反证，杨度并未参与代笔门，假如以熊希龄为中介，他帮五大臣代笔，与端方搭上了线，那么以端方的爱士之风与招揽人才的手段，必定会抢先举荐他入仕，而轮不到张之洞和袁世凯。
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