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作为第一手史料，直至民国时期，才正式确立其重要地位。鲁迅先生说过，从信件中，可以洞察“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其实，就像他说的这样，彭玉麟曾经给张之洞写信，信中说道：“师事之言，如闻空中霹雳，尤其弟死罪死罪”。分析他的意思，可以了解到，彭玉麟在此之前，收到了张之洞的信件，信中张之洞表达出了强烈的意愿——拜彭玉麟为师。阅后，彭玉麟感到十分惶恐，于是，赶紧回复，表达了委婉的拒绝。
信，通常只有往来双方知道内容，所以，往往并不文过饰非，而是真实地表达想法。
虽然，在此事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信函的原件，但是，根据其他迹象的调查，包括他们交往的状况，便可以表明二人之间确有此事。
那么，他们二人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19世纪80年代，法国发动了侵吞越南北部的越法战争，同时，对中国西南边防也造成了威胁。因此，清政府在迫不得已之下，做出了紧急的军事部署，不仅派兵增援中越边境，还让李鸿章率领军队，火速前往广东，以应对越南战事。
对于旨令，李鸿章不但不愿意听从前往，还和人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接连上奏，用各种理由推脱，不去赴任。之后，清政府才不得不派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去广东督办军务，并要求他立刻起程“毋稍延缓”。
这时，彭玉麟已经染上了重病，甚至，已经上奏请求去职，从兵部尚书的职务上退下来。但是，最终，接到命令时，他还是立刻动身去了广东。
在战争危急时刻，对待外部威胁，素来有战、和两种主张。
中法战争同样如此，早在法国发起战争之际，清廷内部就有正面对抗还是议和的争论。而彭玉麟极力支持对抗，他一语道破天机：“法国人胆敢独吞越南，其目的在于—— 窥伺云南边境，意图霸占矿产。如果让他们得逞，法国就独独抢占了富强的先机，这必定会引来他国发难。而各国注定会找中国协商，使得中国不免再次陷入危机，丧失更多的权力。”
“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真若芒刺之在背也”。所以，“除主战外则无自强之策”，“为今之计，惟有协力同心，与之决战。若再容忍，成何国体？”当然，战争一定会有胜负之分，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彭玉麟说：中法这一战“若论实在把握，虽汉臣诸葛亮再生，亦不敢言操胜算。”但是，兵端开自彼国，我不得已而为应敌之师，“若必借筹万全，畏首畏尾，其如外侮日肆凭陵何哉？”
可见，郭嵩焘说得并不客观，而彭玉麟并不是一个用言论煽动士大夫的人，他思及敌强我弱，实力悬殊。因此，“不敢言操胜算”。但是，他认为：面临外敌入侵，必须要坚决抵抗，否则，任人宰割，任其得寸进尺，危害更大。而战争的成败，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我方能够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不一定会输给法国。因此，就像翁同龢所说的，他“奋然请行，语皆壮也”。
与彭玉麟的想法相同，当时在山西做巡抚的张之洞也极力主战，尽管，他明白中法之间，实力悬殊。但是，他在给挚友张佩纶的信中，则把理由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兵事，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诸公意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
这两位都是骁勇善战之人，更是清流，而清流以“尊王攘夷”为时务，主张抗击法军。然而，“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显而易见，刚刚遭到外放，成为地方官员的张之洞，已经和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清流有所区别。那就是：他更加务实，了解实际情况，并不盲目主战，贪图名望。
不仅如此，他的主张还具有更加切实的依据，就是：他自身对于中法战争的战争形势分析和军事策略思考。
早在光绪八年，法国和越南生事时，身在北方的张之洞，心忧南方疆域，连接呈上两折，献言献策。他指出：“法国图谋越南窥伺云南，早有野心，当下法军占据越南首都，已经得逞，中国断然没有坐视的道理。”“守四境不如守四夷”，“惟有遣使带兵，赴援保护”，才能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但是，他的建议，却并没有受到清廷的采纳。
第二年，法军在清廷的忍让退步下，大肆举兵，攻击越南北圻，中法两军兵刃相见，战争已经蓄势待发。
张之洞看到当下的形势，胸怀愤懑。在同一天中连上三折疾声大呼：“法祸已成定局，事到如今，惟有一战。”他再次强调：“今日之事，定计宜坚，赴机宜速，自守宜固，料敌宜审，必如是而后有济”，“譬如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亦必不能取胜矣”。
因此，他请求清廷当机立断，提早下定决心出战。为了促成抵抗，他严词反驳了清军胜不过法军的言论，指出：“刘永福不过一粤人耳，而屡败法人，滇、桂诸军亦曾获胜，是华兵可敌法兵之命验也”。他又分析了中国和法国的形势，认为这次战争和往次的民族战争不同。
这次，中国具有优势，法国一来没有援助的国家，二来还有后患。而中国则可以发动越南民众，刘永福的军队也没有内忧，所以，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团结力量，“固边圉而振国威，正在今日”。张之洞还预测：“事势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
于是，提出十七条备战防守事宜，分别为：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防烟台、防旅顺、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和备重臣。
事实证明，张之洞料事如神，奏章寄出还没有半个月，清军的越南营地山西，就已经遭到了法军的猛烈攻击。中法战争真正开始，这一切甚至比张之洞预测的还要快。
在占领山西后，法军又乘胜追击，对北宁发起了猛烈攻势。北宁不敌，朝廷大怒，将西南和东南的大员进行调动，甚至，中央重臣都被大规模调动。而张之洞，因为长时间关注战事，还事先对敌我战情进行了钻研，总结出战术，战略主张，所以，被慈禧太后另眼相待，还让他担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对打仗毫不畏惧，接旨后，立刻奔赴广东。这样一来，早已到达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就和他在一个地方任职了。彭玉麟于1817年出生，当时，他已年近古稀；而张之洞生于1837年，正值壮年。他们一个是出身行伍的湘军老将，一个是科举出身的后起之秀，地方大员。
两人一武一文，在这之前，没有过接触和交际，却因为一次民族战争成为同僚，相识相知。彭玉麟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终生声名显赫，却数次辞去高官厚禄，坚持以寒士始、以寒士终。对此，张之洞和很多人一样看不惯，认为他自命清高，骄蹇狂妄。
甚至，私底下还曾直言：彭氏“孤行己意，坚不任职”，“有识之士，不无遗议”。
然而，越南战事发生，彭玉麟坚决主战，许多看法和张之洞是英雄所见略同。
尤其当时，在比彭玉麟年纪小的李鸿章违抗旨意，不愿意“白头戍边”的情况下，彭玉麟却立马赴任，不惧艰险，这让张之洞十分感动和佩服。于是，改变了对他的成见，转而尊重和推崇彭玉麟。在赴任前，张之洞特地给彭玉麟写信，通报了行程，并表示了对他的倚重和崇拜：
“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艰难时局，矍铄是翁。恭惟某官岭外长城，中朝柱石。独开一府，罗枚马于军前；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帐下。远闻壮略，实启愚心。某来观上京，权移南海，欲金汤之孔固，幸黄石之可师。一切机宜，专求裁断。现拟某月日轻骑出都，乘轮渡海。逐公上下，譬龙乘云气而游。授我弢钤，请虎帅国人以听。先布胸臆，敬问起居。”
彭玉麟是钦差大臣，由中央派到地方，按理说属于客帅，而张之洞作为总督，掌管地方，权柄更甚。但是，思虑到彭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将，德高望重，为了表示敬重，张之洞恭恭敬敬，用晚辈身份来接待彭玉麟，且专门提出“一切机宜，专求裁断”。
果然，他在彭玉麟心中打下良好的印象基础，而这，也为他们以后同舟共济，共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果不其然，彭玉麟和新上任的张之洞相处和谐，喜出望外，防务相较之前，也有所起色。先前，彭玉麟与前总督张树声针锋相对，以至于“筹兵筹饷筹防，妙手空空，作炊无米”，十分郁闷。现在，张之洞表示全力支持与协助，他不仅动力十足，总算能够大施拳脚了。
当时，正好有传闻——法国将派遣军队走海路攻打广东省城，所以，二人首先考虑了省防。认真规划后，他们强化了兵力设置，分别在水陆两路，层层设防，大大加强了省城的防御能力，防御远较之前严密。而在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再次看到了彭玉麟以身作则、视死如归的大将风范，不禁为之折服。
张之洞后来回忆说：
“虎门曩为广州前敌，黄浦为次敌，前粤督以淮军守黄浦，以水师提督率粤军守虎门。提督怨之，以致粤淮交恶。公于虎门外沙角、大角二山筑炮台，自督湘军守之。粤淮两军皆愧服，听指挥，无异词矣。”
除了省城，张彭二人还把防御工作延展到广东沿海的琼州、潮州等地，构建起一个偌大的军民联合防御网络。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向北攻击闽、台，但是，从未进攻广东，说明了他们进行的防御工作充分且有效，更使法军颇为忌惮。
当然，张之洞和彭玉麟的抗法斗争，不仅仅在广东省内，他们还纵观全局，时刻注意战争进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他们在“法人专注闽口，聚集多船，闽防日紧”的情况下，突破了地域界限，筹集10万两白银，派人驰援福州。对于在越南和法国的战争中“屡挫凶锋，馘其枭帅”、有上佳表现的刘永福和他率领的黑旗军，二人均认为不应该对刘持有偏见，听天由命，放任不管，而应该授予其官职，给他合法身份，为他们供应军火、军饷，让他们为我方所用，成长为我方的重要防御力量。
针对法军扰乱福建，接着包抄台湾的做法，他们指出：“台湾和大陆有海峡相隔，此时孤军奋战，自身应当机立断，突破重围，寻求救援。但是，真正解决台湾困境、挽回局势的办法，就只有围城打援了——攻击法国的战略要地，则法国必定回头营救。所以，我们只有夺回越南失地，才得以解开台湾围困。”
在越南，清军只派出了滇桂两路军队，力量弱小，难以抵抗法国军队。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和彭玉麟决定启用老将冯子材，兵分两路，共派遣四支广东军队进入越南参战。
一路由唐景崧率领，他带领的六营和滇军以及刘永福黑旗军回合后，进攻宣光。
另一路，由冯子材率领十八营，从钦州、上思州过边线，进入越南，向那阳进发；王孝祺，率领八营，从龙州进入越南，向谅山进发；莫善喜、陈荣辉，率领八营，从钦州东兴出疆，向海阳进发，配合桂军作战。
这四支军队分别取道，进入越南，相互配合呼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镇南关——谅山大捷威震中外，“是为中国与外兵交锋始称战胜之一次也”。这一战，一举扭转了战局，直接导致了法国内阁的下台，以及向清政府求和。清政府也点到为止，接受议和。而张之洞、彭玉麟听闻后，表示强烈反对，但却无济于事。
尽管，这场战争的收尾并不如意，但是，这场战役中，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尤其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镇南关——谅山大捷，还引发了一场论战。有人觉得将领冯子材——稳操胜券，扭转乾坤，这都是他一人的功劳；有人觉得张之洞知人善察，握筹布画，应该记首功。
其实，这场战役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大家的团结协作，前后方相互配合，参与的人都有功劳。彭玉麟也起了谋划决断的作用，对此，张之洞也是十分肯定。
彭玉麟病故后，张之洞为他写了挽联：
“五年前瘴海同袍，艰危竟奠重溟浪。”
挽诗则曰：
“我亦受危任，同臭若兰茝。
论奏出腐儒，谬谓谋可采。”
注云：“凡防海规越，计画兵食，及谏阻停战撤兵诸事，余意皆与公合。折奏电奏，皆余属稿，联衔会奏，不易一字。”
可见，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与彭玉麟是同仇敌忾，密切合作，竭尽全力抗战的。因此，有掌故学家评论说：“之洞督粤，奏谅山之捷，其最得力处在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实乃不刊之论。
张之洞的孙辈张达骧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张之洞的生平，并揭露了张之洞与彭玉麟交恶之事：张之洞曾写信给他的族兄之万说：“看尺木（指彭玉麟）面，乍看似佳，久之乃知系膺本（赝本），市井小人，奸诈取巧。专袒同乡，附和云林（倪文蔚）。要差要缺，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
“之万”就是清末军机大臣张之万，也就是张达骧的祖父。张达骧自称自己的爆料有据可依，根据的是家中珍藏的张之洞和其祖父来往的私札。从实物证据来看，可以说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然而，彭玉麟确实向张之洞举荐了许多人，还是要差要缺，但是，他也是有苦衷的。
在和友人的来往中，彭玉麟透露：“我因曾奉行圣命，因公查处左宗棠的亲信幕僚，引起了他的不满，于是，总是刁难于我。这次，我到广东来，左宗棠每每遇见其旧友或同僚，一定要说自己每个月拿出三万粤饷来供彭某周转。”“众信为实，以致各省文武投效纷纷泛海而来”。
其实，这不过是左宗棠信口胡诹而已，彭玉麟却被迫为此承担了难言的苦果，不仅要接待应酬，能应付的还要出路费让其回家，不能应付的只能厚颜了，请求总督张之洞或是巡抚倪文蔚安排职位。这件事确实让张之洞难做，因而颇有微词，要是因此跟人抱怨，说过分的话，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张彭二人交恶。
张之洞与彭玉麟在一些思想和观念上，有志同道合的地方，加上张之洞对彭尊敬有加。于是，彭玉麟也礼尚往来，十分推崇张之洞。所以，两人可以通力合作，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除此之外，他们和睦相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诚心待人，充分沟通。在清人笔记中，张之洞与彭玉麟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因此，两人作为同事，难免产生意见分歧，但是，他们互通书信，敞开心扉，充分沟通，于是，化纷争于无形。
在两人共事的一年零七个月里，彭玉麟共给张之洞写了89封信，平均每月都有5封，再加上会面详谈，可以说两人的交流频率是很高的。通过沟通，他们越来越了解彼此，友谊渐渐加深。在生活上，两人关心彼此，张之洞赠送食物给彭玉麟，而彭玉麟也回赠他西湖龙井以及藕粉；在政务上，两人相互协助，彭玉麟替张之洞代为办理一些军务，张之洞也应彭玉麟之邀润色部分稿件。
另外，在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几番试图犒劳彭玉麟统领的湘军，并为其请功，但是，都被用“愧无寸劳”婉拒了，这使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十分佩服。所以，当彭玉麟圆满完成防务工作，即将离粤时，张之洞非常不舍，提出拜其为师的愿望。
虽然，彭玉麟谢绝了，使得两人没有成为师生，但是，二人还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些信中，彭玉麟除了告知张之洞他每年巡阅长江水师的情况外，还着重提到自己病魔缠身，朝不虑夕。张之洞听闻此事，十分关心，时常让人送去贵重的礼品药物。彭玉麟就有三封信提到张之洞的举动，感谢他“厚赐多珍”，并进行了回赠，用家里做的腊鱼、糟蟹、雪里蕻等土特产表示谢意。
在信中，彭玉麟还对张之洞在广东做总督创下的政绩，表示肯定和欣羡：“我公军民庆洽，诸多顺遂，功绩昭著，敬羡奚如。”同时，抚景伤情，回忆“以前东防共事，获教良多”，“不禁涕泪频沾襟也”。可以见得，二人在两广的合作是十分和睦与愉快的，两人交恶可谓是无稽之谈。
彭玉麟与张之洞二人都是晚清重臣，但是，出身不同，进仕之路也不同。二人本无交际，但是，却因为中法战争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共事一方的同僚。他们都是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孤高绝俗、一意孤行，一个昼夜不分、勤勤恳恳，都容易和人产生矛盾。
可他们有志同道合之处，在抵御外侮的问题上，两人也做到了一致对外，加之可以以诚待人，充分交流。所以，相处和睦，和衷共济，最终，才有了镇南关——谅山大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熟识，成了忘年之交。
不仅如此，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墨守陈规转向推陈出新，开始学习西学，提倡洋务。
在近代时期，中国的民族战争往往以悲剧结尾，参与者也是如此。但是，张之洞与彭玉麟例外，他们不仅收获了知己，还赢得了荣耀。清朝看重功名，科举入仕被视为正途，参军入伍则低人一等。因张之洞自身走科举一途，看重功名，所以，用人多用科举士人。而彭玉麟则发于卒伍，是从军队中历练出来的，按理说难登大雅之堂，不得张之洞的青睐。
但是，张之洞在和彭玉麟共事的过程中，对彭玉麟的行事为人，才识气节耳濡目染，不由得深深为他折服。于是，消除了傲慢与成见，衷心地希望为徒。虽然，与我们素来知晓的他不同，但是，有信在此，令人不得不相信。
“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书信直抒胸臆，遵循作者的内心，是它与其他应用文体的不同之处，而这，也是书信的史料价值所在。
同时，我们从中也得到了启发：认识和评判一个人，不能仅根据刻板的成见，而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参考资料：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七》、《清史稿·张之洞传》、《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