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作家系列讲座02
在文学领域，“职业的”和“业余的”这两个词的指向充满了其他领域所没有的混乱。而无论是对于文学读者还是文学写作者，在谈论伟大作品之前，先厘清和界定独独属于文学这门艺术的职业特质，尤为重要。10月27日，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云通楼，嘉宾张定浩和方岩从当代文学创作出发，讨论何为职业的和业余的文学家，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享受了一次思想的饕餮盛宴，这是我们同济大学中文系举办的MFA创意写作系列第二次讲座。
从左到右：方岩、张定浩、胡桑
下面是嘉宾方岩的精彩发言辑录。
方岩：
我们现在知道，关于“文学”的认知是社会发展及其推动的知识分类的结果。换而言之，出于认知和职业分工的需要，我们从关于世界的知识中切割出一部分，命名为为“文学”。在“文学”的内部，我们又制造出若干标准，对已经存在的和将要发生的认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和规定。比如，虚构和非虚构，再比如，小说、诗歌、戏剧等。只要我们愿意，知识切割和分类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就在不断地被网格化区分的过程中。
知识分类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学科”、“专业”。它的好处在于，能够让我们按部就班地掌握关于世界的某种知识并让谋生成为可能。它的弊端在于，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获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其实只是复杂世界中某一个小小的网格内的真相。局部的真相和真理，往往意味着整体的荒谬和坍塌。所以，对此保持必要的清醒，我们的阅读和写作才不至于步入狭隘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业余”的文学观念指的是执迷于“文学只是文学”，而“职业”的文学观念则是指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简单说来，我们需要尽量拆除那些网格栅栏，让“文学”周边的知识照亮、丰富、深入、拓展我们关于“文学”的认知。
写作其实是一种复杂、边界模糊的认知过程，是不确定的自我和不确定的世界之间进行的一次次的交流和辨认。所以，它该具有某种朴素的、复杂的混沌状态。但是，学院教育在很多时候把这样问题，以某种工具化的方式将其重新施魅了。学院教育确实教给我们诸多实用的工具，当我们熟练地使用它们的时候，除了能够证明我们是知识生产流水线上合格的操作工之外，再也证明不了别的。学院教育只负责教会我们使用工具，并不负责回答产品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在学院教育完成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通过写作重新建立自我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工具只是辅助手段，不是目的。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刚才定浩已经提到双雪涛的写作。看得出大家对他的写作也很感兴趣。这些年，大家一提到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在激赏中一定会提到“东北故事”这个词。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得体的修辞固然是构成优秀小说的基本要素。但是，当我们刻意强调“东北”的特殊性的时候，无形中就暴露了我们在地域差别、经济差别乃至阶层差别中无意识流露出的猎奇心态和优越感，这与在快手、抖音中给东北老铁们打赏、点赞的做法并无不同。就是说，我们已经无法以“平等”的态度来观照、审视他人的“日常”。别人的“日常”和我们自身的“日常”的交流、沟通、共情，是我们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经验、感觉和判断的前提，由此，我们方能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当代的人”。之所以把双雪涛们的写作视为另类经验，最根本的原因大概是在阅读作品时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同情。对文学史稍微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当代文坛兴起过一阵叫作“现实主义冲击波”或“大厂文学”的写作潮流。这些作品对应的现实便是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席卷全国的下岗潮。坦率地说，这是一批面目可疑的作品。他们用昂扬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掩盖了历史的断裂和创伤，一代人的挣扎和诉求被消解为廉价、空洞的“共享艰难”，类似的汉语表达被弄得极其肮脏。比如，把“阵痛”这样的生理词汇征用为政治表达，是缺乏基本历史伦理观的表现。这样的写作成为封存记忆和声音的手段。很多人最初遭遇双雪涛们时产生的陌生感和惊奇感，便与类似的社会记忆处理手段相关。
这便延伸出两个问题。首先，那些被上述写作掩盖起来的具体的现实及其困境，便是下岗工人第二代双雪涛们在成长岁月身处其中的日常，也是后来他们讲述的故事的基本语境。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书写自身记忆和经验的同时，其实也是把被压抑的父辈们的声音和诉求释放出来。这是绵延了几十年的声音、记忆、经验叠加出来的爱与哀愁。这是“日常”，而非可供把玩、围观的“传奇”。
其次，当代生活中的“东北”无疑是被妖魔化、娱乐化的地域标签。大家会津津乐道于黑道故事和暴力，却很少去思考“东北”是从何时开始变为暴力和犯罪的代名词的？因为我们对一个曾经富足、发达的东北缺乏基本认知，更是不去考虑一个常识：只有长期稳定的秩序在一夜之间崩溃，暴力才会突然大量爆发。所以，暴力和犯罪并非仅仅是人性问题，更多时候，暴力其实就是历史的暴力，就是秩序失控后释放出的破坏力量。所以，双雪涛们小说中的暴力其实是历史和制度的私生子。
在这里，我必须及时补充一个前提：我是在承认双雪涛们是优秀的小说家的前提下，从“文学”的周边来强调、丰富、补充卓越的文学写作本身的意义和层次的。离开这个前提，上述的谈论都不成立，与“猎奇”心态一样，都是对优秀作品的不尊重。下面的例子，依然有这样的前提。
第二个例子涉及定浩刚才提到的“方言写作”的问题。我想以90后作家周恺的长篇小说《苔》为例聊聊。它的优秀首先与“方言”相关。但倘若把“方言”当做小说的语言标签来谈，则肯定是误读。语言并非只是信息媒介，某种语言总是对应于特定思维特征和审美习惯。因此，某种方言就意味着某种作为日常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形态。因为我们被普通话语音系统所主导的现代性思维和审美统治的太久，以至于会遗忘地方方言编织日常和历史的可能和合法性。因为我们的审美、思维和语言感觉被“普遍化”的事物格式化太久，以至于我们会用惊奇的眼光来关照“方言”及其周边，同时，有些作者也刻意使用“方言”来强化叙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和地方性。而周恺对“方言”的态度，恰恰是去标签化、去传奇化，以避免成为被围观、猎奇的“异域”和“景观”。在《苔》中，“方言”就是“日常”，是某个被我们忽略的时空中某个地域的习俗、礼仪、伦常及其作为常态的现实感知和欲望表达方式……
日常是历史的某种面相，所以，方言问题也就成了历史问题。《苔》里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光绪年间（1871-1908），其间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晚清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谈及“历史”和“革命”，我们习惯用“起伏”、“波折”、“反常”、“断裂”这样的思维来思考、描述它们的状态和影响，却很少意识到，历史饱含着日常的密度，而革命是为了塑造新的日常。对此，周恺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在《苔》中，他引导我们发现，历史和革命如何缓慢地渗入日常，而日常又如何顽固、迟钝地回应、理解革命和历史，进而发生漫长而复杂的变化。简单说来，所谓“反常”和“断裂”如何在“方言”和“日常”中被缓慢的孕育的过程，在周恺的描述中得到繁复而精准的呈现。同时，周恺非常自觉地使用了两套语言系统来描述这个过程和变化。在偏重世俗生活的章节中，方言非常贴合地呈现了那种重复、循环的庸常的世情，而到了那些与历史变动的章节中，周恺又开始使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来推动叙事进程。语言的微妙转换，极为妥帖地表现出晚清社会与现代性潮流相遇前后的种种表现。用两套语言分别对应于历史的两种阶段及其情势，不能不说这是周恺在书写这段历史时的匠心。
周恺的匠心还体现于小说中的对“时间”的运用。“时间”并非只是个计量单位。历史中的“时间”与历史中的人对周遭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观念系统相关。所以，当周恺把小说中时间用年号和阴历来呈现的时候，便造成了某种接近历史真实的叙事氛围。真实的历史氛围需要真实的历史细节来激活、填充、支撑。这又涉及到周恺的另一个匠心，即知识的运用。《苔》中对行会规矩、民间习俗、江湖黑话、经商常识、钱庄运营、航运路线、匠人技艺、书院制度、官场习气等进行了翔实的知识性描述，它们涉及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的情势和关联。翔实的知识铺展固然是作家刻苦收集材料的结果，然而却并非散漫的、炫耀式的堆砌。充沛的知识被有目的聚焦于那些旨在召唤历史之魂的细节上。在绵密的细节所编织的复杂的叙事关系中，那些人物才能带着言行、思想、感情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从历史的深处缓缓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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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方向硕士依托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深厚的文学创作传统。百余年来，同济园里不乏诗人与作家的身影，他们或在此求学，或在此任教，络绎不绝。如著名诗人与“散步美学家”宗白华、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战国策”派戏剧家陈铨、“象征派”诗人穆木天、曾翻译出裴多菲名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殷夫等。而先锋派作家马原、小说家张生均曾出任中文系主任。同时，现在本系任教的教师中，尚有多位从事小说、散文及诗歌创作，如张生、张闳、朱大可、万燕、刘强、汤惟杰等。我系还聘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程德培先生与著名编辑家、《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先生为兼职教授。如此悠久的人文传统和一流的师资队伍，可以为学生们带来综合性的视野，提升其独具个性的创作才能。
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方向自2015年开始，已连续五年面向全国招生，现已有三届毕业生，在读硕士研究生人数46人。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理论视野，加强学生与作家的联系，同济大学MFA创意写作方向拟自2019年10月起，陆续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和文学杂志编辑，来我们专业进行系列讲座。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同济大学中国文学中心
2019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