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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中的印章

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是因时局不稳,各地政权忙于混战,由于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对印章的制作疏于管理,最终促使其呈现出芜杂面貌的话,那么隋唐及其以后的印章,则于严谨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与饱满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摒弃了秦汉时期以印纽和绶色来区分等级的惯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区别官署的级别层次。隋唐伊始,官职印多被鱼符所代替,从而使当时的印章出现了官名印与官署印并行的情况。而秦汉魏晋时期的官印,大多数是以官名印为主,极少出现官署印。

在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官印中,隋唐时期的官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其较之秦汉与魏晋时期,有逐步增大的趋向,一般以5.3厘米到5.8厘米见方,也间或出现长方印面。从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来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这些印文,集中体现了隋唐时期印章的典型特征,作为唐朝中央官署的凭信,其印面规格虽有微妙的区别,但其印风基本趋同。前者相对工稳,而后者结构相对松弛。

敦煌县之印(唐)

观阳县印(隋)

归义军印(唐)

永兴郡印(南北朝)

李丑儿宅经记印(宋)

画押印(唐)

净土寺藏经印(唐)

除了官印,在敦煌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样,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大唐涅槃经》敦煌残卷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有白文动物花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瓜沙州大经印”“净土寺藏经印”“莲藏经印”以及“莲台寺藏经印”“永安寺藏经印”等。另外,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图书印、私印、军旅印等。

来源:篆刻微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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