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北京两年多，我在家做炒饭的次数寥寥，一来是深知自己的低碳水饮食计划在油亮喷香的炒饭面前不堪一击，二来是总觉得炒饭只有暮色围拢的流动热炒摊上出品的才有筋骨，扭动的火舌，翻飞的米饭，黄黄稠稠的路灯下，老板手里的鸡蛋义无反顾地朝着滚烫的锅沿撞了过去，有点悲壮，场面混乱，但这是炒饭的精髓。

这种热炒摊在北京随处可见，大多昼伏夜出，有的驻守在人流如潮的地铁口，有的等候在令人惴惴不安的僻静小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地铁口的热炒摊老板总是很善于招徕客人，每逢晚归人从地铁里鱼贯而出，一声声响亮的“炒饭炒面炒粉干”就迎面往人耳朵里钻。相比之下，躲进黑暗小巷子的热炒摊老板要寡言少语得多，要么木讷地守在锅前，要么坐在板凳上闷头玩手机，很少主动揽客，若是有人上前，他们也能手脚麻利的做出一份扎实生动的炒面或者炒饭。

我家楼下的老李就属于后者。

刚搬进小区没多久，我就买过老李的炒饭。一到晚上，他的热炒摊和卖炸串、卖煎饼、卖麻辣烫的三轮车们便聚集成一个微型流动夜市，把小区背面的停车场点亮。许是停车场太空旷，即便小贩们倾巢出动也显得寥落，大家在这片空地上各据一方，没有生意的时候总是各自沉默。老李的热炒摊很显眼，在停产场的中间，照明灯比别人的都要亮，他站在灯后，一张微微浮肿的脸被照的煞白，远远看过去有点骇人。

去年十月，秋老虎和冷空气还在北京城里拉锯，白天前者占了上风，一到傍晚，瑟瑟的冷风就变得跋扈。街上行人穿薄衫穿毛衫的都有，老李松垮垮的白色短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我走到老李热炒摊跟前的时候，他正专注于对付锅里的炒面，握着锅把儿的左臂结实有劲，手腕一紧，铁锅前后抽动，大半锅面条就连翻几个跟头。

老李并不热衷与人攀谈，往往客人在他这里下了单，就跑到别的流动车去吃点炸串和麻辣烫，所以老李的热炒摊看起来总是无人问津，却又总是火苗纷飞热气腾腾。

我得知老李是皖北人，是跟他买过七八次炒饭之后了。那会儿因为通州的大火，东五环外的合租房经受了严格的盘查和强拆，一时间人心惶惶，无数白天光鲜亮丽的上班族被打回了北漂的原型，我也没能幸免。北京的十一月凉风彻骨，加上找房子的燃眉之急，那天我去买炒饭的时候忍不住跟朋友抱怨，兴许是言语中藏不住的乡音，老李主动问我“你是安徽哪儿的人？”。

那天晚上，有关老李的事儿像是没封严实的木桶里徐徐缓缓渗出的水，汇聚成流，撒落在北京深秋冷硬的路面上。

老李是三年前来的北京，带爱人来看病，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老李和爱人刚到北京就住在了靠近通州的地方，地偏人少，房租便宜，合租房里一个不足10平米的隔断，那会儿不到1000块每个月。老李说到房租，连叹了好几口气，懊悔当时着急安顿下来，也没多去几家中介看看，说不定有更便宜的。我和朋友有些讶异，不知道怎么宽慰他，一时间大家相顾无言。老李又抿起了嘴唇，一言不发地用锅铲搅散刚刚打进锅里的鸡蛋。

老李的炒饭，不讲究先炒蛋还是先炒饭，每次油热爆香葱蒜末之后就放入米饭，米饭事先处理成松散的状态，放在一个大号的透明塑料袋里，面条米线河粉也是同样安置。热炒摊上的火极旺，米饭入锅翻炒几下，很快就热气哄哄。此时老李会用锅铲把米饭推到一边，留出一块空地给鸡蛋。

老李磕鸡蛋的手法干脆利落，但又似乎有些大力，鸡蛋总是在锅边撞个头破血流，破碎的蛋壳挂在凹凸不平的锅壁，被窜起的火舌舔的噼啪响。

热炒摊上的炒饭多是千篇一律的琥珀色，加了酱油，鸡蛋的嫩黄和米饭的雪白都被掩盖，一份炒饭挤在四四方方的塑料盒里，混混沌沌。老李不喜欢在炒饭里加酱油，除非有客人特意嘱咐，否则他递过来的炒饭永远都是油润清亮的，鸡蛋和米饭各自分离，但又因泛着浓淡不同的黄色融为一体。老李说他喜欢“看起来明明白白的炒饭”，又说“为什么她的病就是看不明白”。

老李的爱人得的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老家医治了两年，不见起色才来的北京。老李提到爱人，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性格好”。我大约知道他说的“性格好”是什么意思，小城市没有大城市一日千里的生活节奏，久居在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圈子多多少少会有重叠的部分，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关联，人和人相处起来都熟络得很快。

老李和爱人在老家开了一家烧烤店，女主人热衷与人闲聊，直率的性子招徕了不少回头客，男主人不善言辞，就包揽了店里需要出体力的杂活儿。女主人跟朋友闲聊的时候喜欢咪点小酒，不挑牌子，白的啤的都行，碰到言语投机的人，也会喝的脸红脖子粗，客人结账的时候，她又脑筋清明，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老家的烧烤店规模不大，被老李夫妻经营得有声有色，直到老李察觉爱人的举止有异，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才被打破。

一天夜里烧烤店打烊后，老李的爱人提议想遛弯走回家，老李旋即答应，转身把电动车锁在烧烤店里。回家的路上，老李的爱人表现出少有的沉默，嘴里不时跑出七弯八拐的曲调，老李没有多想，回家之后洗漱如常，倒头睡到天亮。

接连几日，老李的爱人都寡言少语，嘴里的小调儿虽然听不着了，但是开始在路边捡垃圾往家带，有时候是饮料瓶，有时候是粗细不一的树枝。老李说他爱人捡垃圾的时候像着了疯魔，怎么拉都拉不住，骂也没用，只顾死死盯着地上的垃圾，对老李的愤怒置若罔闻，老李一松手，她就扑过去把垃圾捡起来用衣服兜在怀里。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李连拉带拽地把爱人带到医院。医生的诊断还没出来，街坊邻居间就传出一些故弄玄虚的说法，最后传到老李耳朵里的是，他爱人碰到“脏东西”了。老李不信这些歪门邪道，心里气不过，嘴上却也顾不上辩驳，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谨遵医嘱，让爱人接受治疗。

医生给出的答复是“喝酒喝坏了脑子”，需要住院观察。老李觉得这个说法不着边际，跟医生争执了起来，第二天他辗转到另一家医院，同样的检查在爱人的身上又做了一遍，得到的答复和之前一模一样。

老李的爱人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白天他守在医院，傍晚还要回到烧烤店。生活的温情好像一去不返，烧烤的生意也每况愈下。

爱人住院的这段时间，不止一次有熟人来劝老李试试“偏方”，来的人说得神乎其神，不惜举出身边亲友的事例证明自己没有胡言乱语。老李看着躺在病床上只会咿咿呀呀的爱人，决心一试。

这种拜鬼求神的“救命偏方”，我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说过，至于具体如何操作，谁来操作，我一概不知。老李对寻求“偏方”的过程也是含糊其辞，只告诉我“去了，去了两次”“没用，大师也治不好”。回忆的沉渣一股脑涌上来，犹如炒饭时锅里腾起的热气，蒙住了老李眼里的光。

后来，老李问亲戚借了一笔钱，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来到北京。老李刚到这儿就找了份工作，物流仓库的搬运工。工作劳形，生活苦心，好在公司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能帮老李分担压力。

热炒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的，有过开烧烤店的经验，炒面炒饭对于老李来说得心应手。这几年，老李的热炒摊也曾出现在人流如潮的地铁口和天桥下，由于频繁遭到红袖标的驱赶，他索性在离家不远的小区找了块儿僻静地，虽然黑暗大于光亮，但大部分时间都不用提心吊胆了。

后来，我在附近找到了房子，嘴馋想破碳水戒的时候还是会跑到老李那儿买炒饭，老李的热炒摊前依旧一副无人问津的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十二月的北京空气冰冷得像铁皮，老李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衣站在明晃晃的照明灯后面，臃肿得有些滑稽。等炒饭的时候，我问起老李爱人的情况，他总是先叹一口气，再说“挺好的”，也不知道是在宽慰我还是宽慰自己。

今年过完年回来，我再也没见过老李的热炒摊，但是一到傍晚，停车场上仍会聚集卖各种小吃的三轮车。有天晚上，我疯狂想吃炒饭，跑到地铁口的热炒摊买了一份。拎回家一看，米饭和鸡蛋在盒子里挤挤挨挨，是比琥珀更加颓废的颜色，用老李的话说就是“看起来不够明白”，一如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囫囵消化生活的混沌，终了不知何去何从。

文：头头

设计：小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