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时光，总有人可以超越年龄，让沧桑阅历成为自己的武器，巩俐便是其一。

曾经是中戏“五朵金花之一”的巩俐，如今已是独一无二的“巩皇”，温婉之中透出英气，回眸一笑仍可倾人倾城。所以，在美女如云的影视圈，纵有无数新人后浪奔涌，但是“巩皇”却是稳立中央，难以超越 。

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巩俐担任评委会主席，55岁的她状态之好，令人赞叹。而在电影节上，除了每天8小时忙于评审影片之外，巩俐还亮相电影大师班，与娄烨、张颂文、赵又廷分享了“我们和电影”的故事。

曾经为看电影画假票

巩俐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主演的电影获得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女演员，她首度出演电影即一鸣惊人。在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中，她以绽放着原始生命力的九儿，令世界影坛瞩目。影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是首部获得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的华语电影。《秋菊打官司》荣获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影片金狮奖，巩俐成为中国内地首位威尼斯影后。巩俐从影的三十余年，恰好是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奋发崛起并获得长足进步的30年。

巩俐数次担任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和成员，包括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第5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上，巩俐讲述了自己与电影结缘的故事。

巩俐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有5个孩子，巩俐排行最小，“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也没有人带我玩儿，因为岁数隔得太多，玩儿不到一起，我自己跟院里的一堆小朋友玩。”巩俐小时候住在学校大院里，大院里有个大礼堂，每周都会放电影，每次印制的电影票颜色还不一样，“这个星期是粉色的，下个星期就变成绿色的，再下个星期就成黄色的了，我把那些电影票都找来，就很仔细地观察，然后找和电影票一样的纸，自制电影票。有一天我哥哥对我说，院里有电影放，但是咱没有电影票，我说我有。他说你怎么会有呢？我说你帮我把作业写完了，我就给你电影票，我哥哥说行，我帮你写，我就给了他我画的票。”

巩俐笑说自己画得特别像，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而且影厅门口很黑，检票的时候也看不清是你画的。家里没有钱让我们这些孩子成天去看电影，我自己画了好多。”

就这样，巩俐受到了电影启蒙，但是，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当电影演员，“因为我妈妈一直说，你看这些电影演员都是这么大的眼睛，皮肤白白的，很漂亮。我妈说，你以后就当一个老师吧，你当演员可能不行，因为你眼睛不够大，也不够白。”

差点错过《红高粱》选角

巩俐后来报考了曲阜师范学院和山东师范学院，“都没考上，说唱歌应该是女高音，我是女中音，声音不行。”幸好，巩俐认识了尹大为老师，他建议巩俐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我当时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表演知识，但是我很喜欢模仿。我没有想考电影学院，我觉得我拍不了电影，我考戏剧学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演演话剧，我会唱歌会跳舞，可能我会成为一个话剧演员，我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电影演员。”

1985年，巩俐被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录取，“我们这个班是第一期影视班，要招形象比较好的，就是不仅仅在话剧舞台上可以看到你的形象，可能也会出现在荧幕上。对于我没当老师，去报考表演专业，我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喜欢就去做吧，做一个话剧舞台演员也很好。”

没想成为电影演员的巩俐，却成为影坛的传奇，巩俐不禁感慨命运使然。她回忆说刚进中戏时，自己完全不懂得表演，演小品演片段，都是用自己的真实感受，“我没有任何负担，就觉得我就用我真实的感受去把这个人物观察好，模仿就可以了。”

大二时，学校允许学生们去实习，只要老师批准就可以在放假的时候去拍戏，巩俐说：“那时就想着找机会去拍电视剧，拍电影想都没想过。有位学姐跟我说，有部电视剧我可以去试下，导演在成都。我和老师说了之后，就和学姐自费买了火车票，坐了一晚上火车到了成都。我记得那个导演当时戴了一个鸭舌帽，四五十岁。见了之后，导演了解了一下，知道我还在上学，他没有让我试戏，也没有让我念台词，只说可以了，你就先回去等消息吧，我就回去了。”

当天，巩俐就坐着火车回来了，第二天看到老师，老师还奇怪：“你不是去面试去了吗？”听巩俐说导演让她回来等消息，老师就说：“是不是人家把你退回来了？”天真的巩俐还和老师说：“不可能，导演还没有让我试戏，可能我还会去试戏的。”老师就对巩俐说：“你就在家好好练台词吧。”当时的巩俐说话还有山东味，所以，老师让她好好练台词，把山东腔改了，“那时我在家练台词，心里还一直记着试戏这件事呢。”

被退回来的感觉，至今让巩俐都记忆深刻，但是让她庆幸的是，如果没被退，她被选进那个电视剧剧组，就赶不上张艺谋导演选角，拍不了《红高粱》了。

喜欢表演时的“自由”

巩俐喜欢表演时的“自由”，因此，她说拍《秋菊打官司》时的那种自由让她突然对电影“开窍”，而她第一次拍电影，演《红高粱》的过程则完全是懵懂的。“我拍《红高粱》第一场戏就是已经有孩子了，然后就是在桥上追人的那场戏，我问为什么是从中间开始拍，导演解释说是因为场景的关系，所以要从中间开始拍。我那时才上大二，拍电影应该是什么状态都不太明白。”

拍《秋菊打官司》时，剧组大部分是在偷拍，“它是一个伪纪实的感觉，摄影机在哪里，我们演员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路线，是从这走到那，摄影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有一个耳麦，头上包了一个围巾，80%的戏都是这样拍的，你愿意怎么演就怎么演，导演也不给你具体提示什么，所以在表演过程中，你如果真正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就可以像话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自由度很高。在《秋菊打官司》拍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对电影影像的感觉，对于自己与摄影机之间的关系，都改变了。”

而这次和娄烨导演合作《兰心大剧院》，巩俐又找到了这种自由，“也是这种拍摄方式，导演不管我们在场景怎样，我们随便走、随便演，他也不说停。可能第一条、第二条的时候还比较拘谨，肯定是导演不要的，等你拍累了，他还‘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知道我们累了，可是也放松了，他就要那个感觉。其实第一条、第二条是给我们锻炼，让你练习练习走位，所以，我拍《兰心大剧院》的时候，觉得自己作为演员有很大自由度，导演给了我们最大的发挥空间。”

《兰心大剧院》被选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并将于10月15日上映。巩俐称赞：“这一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创作不是那么简单的，用了4个月的时间，娄烨导演给予我们充足的、自由的空间去发挥。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身临其境之后觉得这是应该做的。里面很多场景都是废墟，还有自己搭的景，在废墟的一个楼里面搭了大剧院。这个废墟已经很久没有用了，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在那个环境下，我们拍了这样一个电影，很不容易，而且我们是非常投入的，特别感谢导演能够选我做女主角。”

塑造人物不要用“技”，而是要用“心”

人们常常称赞一个演员贡献了“教科书般的演技”，巩俐也是被赞者之一，不过她却直言“演技”这个词不太对，“演技特别好，就变成一个技巧了。其实我觉得演员是不需要什么技巧的，就是说，你用技巧去表现你塑造的人物的时候，就会很生硬，所以那个‘技’就不要，就是用你的‘心’去表现这个人物就好了。”

巩俐虽然不喜欢“技巧”，但是却强调演员要会“技能”，尤其是所塑造的角色是有特殊技能的时候。

巩俐在拍《艺伎回忆录》时苦练扇子功，她能轻松扔两把折扇，苦练了5个月，每天要扔扇子2000下。“因为导演就说这个动作是艺伎们经常会做的，但是现在时间比较短，谁能来做？巩俐你可以做吗？我说重要吗？他说很重要，我说那我就试试吧。导演说很重要的话，我觉得应该在戏里面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对吧？我就开始练，每天几千下，练完终于成功了，结果在电影里面就一秒钟，我还以为会给我很长时间的镜头，结果一秒钟就结束了。”

拍《兰心大剧院》也是这样，娄烨导演跟巩俐说要练拆枪，“我说‘好，咱们电影里有这个环节吗？’他说‘有，你们要撤退的时候，你正好在那个房间里面，你要去拿枪，你要往里放子弹，但是天已经黑了，你是在黑天里装子弹’。我说：‘好，肯定这也是很重要的。’”

于是巩俐开始努力练，“我每天在暗的地方练习拆枪，枪是真的，已经生锈了，拆完以后装不进去，弹簧已经不好用了，手都破了。”练完之后也拍了，可是看电影的时候，巩俐发现她拆枪的镜头被删掉了，“我理解，我觉得没关系，以前可能还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觉得不重要了，只要导演让你做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的。导演让我练的意思，就是说你扮演这个角色，这个技能一定要有，不一定在电影上会呈现，但是你这个技能一定要长在你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技巧，它跟演技没有关系。”

与巩俐合作《兰心大剧院》的张颂文讲述说：“给剧组做武指的香港老师，帮我训练枪击，一次我跟他说，你怎么那么难约啊？他说这两天都在陪巩俐老师开枪，他说巩俐老师前两天开枪的时候，发现枪一开，火药一出来的时候，她会不自觉闭一下眼睛，她想练到自己的眼睛对子弹没有恐惧。我听完以后很感动，这就是职业演员对自己职业的规划，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

做过表演老师的张颂文认为表演有教育学这门学科，这门课很重要。“我们说某某人演技好，这是观众对演员的褒奖。”张颂文笑说巩俐不爱听这个词，是因为她已经到了现在很高的这个位置，不喜欢别人以“技巧”来评价他们的表演，但是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张颂文认为演技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过程。”

张颂文记得20年前有位老演员跟他说，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人生阅历，“当时，我是不喜欢这句话的，我认为他没有教我什么，但是我现在对别人讲，其实也是这句话，演员拼的就是你的人生阅历，你对艺术的见解，你的三观，这些是一个演员素养的核心部分。”

既然热爱电影，就要做到极致

巩俐近日在接受某杂志采访中，表示并不习惯“艺人”这样的称呼，“以前的尊称是演员、文艺家或艺术家。”

巩俐愿意人们称其为演员，而非明星、艺人，而对于演员的职业素养，张颂文在大师班上讲了一个故事：“2002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小房子，是刘佩琦老师以很低的价钱把房子给了我住。屋里有个柜子，柜子里面装满了他在军艺上学的军大衣、棉被还有一些他用过的生活用品，他跟我说这个屋里的东西随便拿去用，但是柜子里的东西千万别扔，那不是垃圾，那是我以前上学的东西，里面有军大衣，冬天你不够衣服你就拿来穿。”

有一年冬天没有来暖气的时候，张颂文衣服不够，就去拿军大衣，从军大衣里掉了一个红色笔记本出来，上面写着《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我想既然写的是拍摄日记，我应该是可以看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蹲在地上看的，看了三个小时，我站起来时晕得一头栽在地上，头都撞肿了。”

张颂文说，刘佩琦在日记里写了每一天他在《秋菊打官司》剧组里的生活，“第一篇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刘佩琦写他几月几号坐火车到了临沂，剧组的同志们来接他，接完以后大家在站台上谈天说地。坐在大巴车上时，他突然发现接他的人里有巩俐，他写道：‘我居然在车上才发现有她，小俐已经变成了一个本地的农村妇女了，我一点都没认出这个人是谁。后来一问剧组的同志们，说小俐提前一个月在农村一个人家里住，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张颂文说，那时候自己刚刚毕业，看完这本工作日记后，觉得功力大增。

听张颂文讲起这段往事，巩俐很感动，“那时真的像一家人，我见到刘佩琦的时候，他已经提前在学陕西话了。他见到我的时候用陕西话和我问好，我觉得特别亲切。我们都非常喜欢他的表演，非常朴实，没有痕迹。我们那时就住在一个很简陋的招待所，不能每天洗澡，他写的日记太珍贵了。”之后巩俐和刘佩琦又合作了《归来》，“当时特别高兴，像见了亲人一样。”

日前在北京电影节上，听田华、谢芳和王晓棠等老艺术家讲述自己对于电影的“心里话”时，巩俐感动落泪。说及此，巩俐说这些老艺术家对他们影响很大，“小的时候不明白，只是看了他们的电影，但是当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再看他们的电影，再看到他们本人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一直在坚守电影的阵地，就会觉得既然电影是自己最热爱的一个行业，就要做到极致。”

巩俐曾说：“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后，就可以拥有一切，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你自己没有工作，或者没有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很快会枯萎。”对于那些有着演员梦的年轻人，巩俐也给出了忠告，她说演员这个职业很特殊，有非常多的诱惑，所以她建议年轻人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前能够真正想好，“你是不是热爱这份工作，你热爱才能坚守，这是我的建议。”作为演员，巩俐用她30年的职业生涯告诉大家：“不断探索、创新、努力的演员会得到全世界观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