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卵到鱼苗，再到成熟可供宰杀和出口的个体，一条养殖三文鱼需要历经两至三年的时间才能出现在市场、商超和料理店中。与它的一生相伴的，除了聚集在同一网箱、数量可达五万余条的同胞外，就是寄生虫带来的烦恼、旋转播撒饲料的机器、网箱湿滑的边界，以及水面之上来来回回、十分模糊的影子。那是人类的影子，一种号称驯化了三文鱼的生物，他们朝夕相处，却对彼此缺乏想象。
作为当代人品质生活追求的一部分，营养丰富、口味鲜美又价格不菲的三文鱼却只在近年来才成为人类餐桌上的常客：直到1960年代，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大量的渔业捕捞，野生三文鱼越来越少，北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们才开始了一系列实验，试图将三文鱼带入人工养殖的世界。三文鱼养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将陆地农业的思维延伸到海洋之中，这必将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实践和操作。
想象你是一位渔场主，当你乘着电动汽船来到离海岸一定距离的养殖厂中心，映入眼帘的便是组成三文鱼场所的核心建筑：几个停泊在海水中央的圆柱形浮力装置，平行排列着，像是水中的蒙古包，由坚固的黑色纤维网维系。网格限制了三文鱼运动的界限，保留了供水流、更小的鱼和海洋寄生虫流动的空间，与此同时，还能隔绝体形更大的鱼类闯入这个专门场所；“蒙古包”的顶部也覆盖着黑色的网罩，防止盘旋在水面上的海鸟叼走宝贵的财产。
浮力装置是一种建筑形式，网箱是另一种。每一个网箱都是立体的，尺寸可达25×25×33立方米， 能容纳五万条三文鱼。除了这些建筑之外，养殖设备也是渔场重要的组成：管道和自动喂食器保证每天能够将饲料均衡地撒在水面上；水下摄影机能够观测到水下的三文鱼活动状态；氧合器用来检测水中的含氧量，当它低于65%时警铃就会响；生物群测量仪则会测量游过的鱼的体积和重量，从而计算出这一网箱内三文鱼群的均重。
当我们列举出一个渔场的所有物质组合，会发现其中所有的设备都意味着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存在、运动、感知以及了解三文鱼的方式。想想网箱，它浸没水中，构成三文鱼日常生活的空间，而人类在水面之上，搭建平台、栏杆、走道、岸边的厂房和办公室，组成人日常办公的空间。为了驯养三文鱼，我们也被它们所驯化，三文鱼变成了我们需要的样子，我们也在适应三文鱼本身的需要。水箱和所有那些设备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生活搬到了水上，人和鱼就如此隔水相望。
然而，建筑或设备只是理解三文鱼的诸多方式之一。和所有经济产业一样，三文鱼养殖业同样可以通过抽象化、数字化的方式来对三文鱼进行解读：三文鱼养殖和出口是一个周期性显著的产业。就三文鱼本身而言，生命周期分为不同阶段—受精卵、鱼苗、幼鲑、银化期鱼和成熟三文鱼；就养殖公司而言，年度预算、利润、人员开支、办公成本等事项也拥有自己的时间性，需要提前安排和计算；就监管官方而言，税收、利润、生物群、环境污染、野生鲑鱼保护、逃逸鱼和海虱，政策出台和时间以及各个层面的参与、安排都紧密相关。
为了直观地衡量三文鱼喂养的效益，FCR 是整个养殖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FCR 即饲料转化率，饲料的数量除以生物群的增加量，它的数字可以反映三文鱼群成长的时间性、生产成本的有效性，将作为生物群的三文鱼与作为经济体的三文鱼联系起来，考虑到所有这些复杂的过程，我们不会再认为，量化就是将鲜活的三文鱼变成沉默的数字，相对的，这些信息、数据和数字的复杂实践总是一种替三文鱼开口说话的方式，从每一张表格到每一份文件报告，数字记载了每一个环节和阶段的具体情况。追寻数字，我们就能追寻三文鱼一生的旅程；通过数字，沉默的三文鱼也能将跃然纸上。
可这仍不足以理解三文鱼的全部。在三文鱼生产点，有时养殖工人会采取手动喂食的方法，将饲料一撮一撮打着圈撒在水面上，并观察微微波澜的水面下游动的生物有什么反应。观察、互动，这是每一个熟练的三文鱼饲养工人必备的能力。每一个清晨，除了检查进食，饲养工人还要将漂浮在水面上的死鱼打捞出来，并清点它们的数量。如果死鱼维持在正常的数量，人们就会感到安心，如果数字异常，工人就要排查可能出现的各个问题，并请来动物医生进行检查。当死去的三文鱼数量增大，工人 在打捞时，也会产生忧伤、难过的情感。
尽管三文鱼潜藏水下，脱离视线，身体冰冷，无法言语，人们很难破解它们的身体语言，但人类确实会以自己的感觉考虑三文鱼本身的生活状态，因此，三文鱼和其他鱼类也成为近年来动物福利监管框架里新的关注点。对三文鱼能否感觉到疼痛的讨论促进了一系列关系到三文鱼福祉的政策的实施。比如说，在养殖场中，养殖工人需要通过接种疫苗、清除海虱、打扫环境、监测水氧等手段保护鱼类的生活质量；而在挪威等国家，宰杀场也正在用电击代替二氧化碳浴，以减轻三文鱼死亡时的痛苦—在冷漠的经济现实之下，人依然用自己的双眼观察鱼的状态、称量鱼的重量，参与到三文鱼的一生中，甚至在某些时刻，为鱼的死亡而感伤。
回看三文鱼的一生，穿过养殖与被养殖之间紧锣密鼓的周期性安排，最奇妙的事情在于，人从不与一条单独的鱼互动，而是与一个集体产生复杂关系。人类对于三文鱼的想象也建立在集体之上，似乎是某种部分的亲密性。人类极少对特定的三文鱼持有同情，却很难不被作为一个整体的三文鱼激发情绪。痛苦不再是三文鱼独自承受，感觉也不再是人类独自拥有。三文鱼的“驯化”并非单向发生，而是相互作用，它并非强迫完成，而是动态互构。在驯化三文鱼成为可养殖物种的过程中，人类也改变了自己，即便人鱼的互动总是隔着水面，可在这晃动的透明屏障之间，始终穿插着、缠绕着、生成着丝丝缕缕的情感与联系。
可这些情绪究竟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与鱼的亲密，又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人类自我信念的投射？在人与鱼之间不断被编织的图景中，人类似乎总是希望靠近三文鱼，却又总想保持一些距离。
在今天的挪威，养殖三文鱼和野生三文鱼被严格分离，特别是在后者已经日益减少的严峻情况下，对逃逸的养殖三文鱼的管理就变得更加严厉和冷酷。2002-2012年间，逃逸的大西洋三文鱼的年平均数量是44万条。尽管大部分养殖三文鱼都被安全地圈养在网箱和围塘里，但当网格不小心被捅破，或者一些其他情况出现，还是会发生部分三文鱼脱离养殖场、游荡在外的情况。这部分逃逸的三文鱼，既非完全野生，也非完全驯化，有些被重新捕捞上来，有些还是会凭借洄游的本能，游到河流的上游，甚至在那里产卵。
有一些逃逸的三文鱼会“迷失”，游到错误的支流去，并被当地的动物保护机构当作外来物种而严加处理。在三文鱼养殖大国之一的挪威当局看来，养殖三文鱼与野生三文鱼的基因区分度不同。两者间的杂交繁殖可能会导致三文鱼的种群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养殖三文鱼和野生三文鱼两者后代各自的健康和成活率，因此，逃逸的三文鱼一经发现，就会被捕捞和宰杀。可这种对作为整体的鱼类之保护或许并未能满足一条鱼的梦想，而只是人类为了维系“野生”与“养殖”、“自然”与“文化” 二元对立秩序的冷酷而不可靠的努力。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逃逸的鱼，它们洄游产卵的本能、矫健而灵活的身躯、应对激流和瀑布的活力，以及误入其他河流的“迷失”。一条逃逸的养殖三文鱼没有初生的源流可以回溯，它对产卵地的追寻来自祖先遗传的本能，那是一种遥远的记忆。可现在，只有被指认为“野生”的族群拥有追寻的自由，而被养殖的三文鱼，它真正的归宿，也许只能是人类的餐盘。
如果要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去形容，那我们会说，那些逃逸的鱼见过了真正的大海。而其他的那些养殖三文鱼，在两至三年的成长期内，在赖以生存的养殖场里，它们所能想象的大海，也许漂浮的都是人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