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六届99公益日落下帷幕后，在筹款额等方面明显加剧的“马太效应”引发各方热烈讨论。在此背景下，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方德瑞信、凤凰网公益、公益资本论、易善数据、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在9月17日联合举办了“在数据更深处追问99公益日”线上专题讨论会，邀请实务界代表与专家学者、媒体观察员等共同参与讨论。
本文是专题研讨会圆桌一“反思99公益日——来自实务界的声音”的文字实录。在交流中，嘉宾们分享了各自参与99公益日的体验、发现的问题以及反思。在圆桌的最后，主持人还分享了一些来自匿名者的对99公益日的观察和建议。
主持人：
黎宇琳，公益资本论创始人
嘉宾：
阎 璐，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创始人及执行主任
詹 敏，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廖 瑾，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建涛，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会长
贾 佳，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项目总监
反思99公益日——来自实务界的声音
本文由爱德传一基金与凤凰网公益联合整理，经各位发言嘉宾审定；如转载，敬请标注来源。
01
环保类机构想分99公益日一杯羹？
太难
主持人黎宇琳：今年的99公益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巨头和草根的差距真的太大了，当然，马太效应不是今年才出现，但今年的反差之大，还是让我们感到惊讶。这样的趋势会对国内公益慈善领域究竟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我们今天会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业界朋友，聊一聊他们对99公益日的感想与反思，同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业界对99公益日乃至互联网筹款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第一位分享嘉宾是大理白族自治州云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创始人及执行主任阎璐，他们有多年参加99公益日的经验，筹款金额曲线很有意思，在第三年最多，但从第四年开始下滑，今年似乎又下滑得更多了一些。这些年的起起伏伏中，有什么反思和建议可以和大家分享？
阎璐：我们可能是比较小众的环保领域代表，是一家做野生动物保护的机构。我们更多地会在一线做调查、宣教倡导以及提供一些能力支持。2017年，我们第一次参加了99公益日，之后连续四年挂靠在阿拉善SEE基金会下面进行99众筹。
我的视角可能更多的是从我们机构出发或发散到环保领域，因为挂靠在阿拉善SEE基金会上筹款的，都是环保机构。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近200家草根环保NGO在做众筹，到今年就只有30多家挂在阿拉善下面来做环保领域的众筹了。每年众筹结束，我们小范围内也会讨论说，环保机构想在99的大盛宴里分一杯羹，实在太难了。
就今年筹款不太成功的现状，我分享三点反思。
第一点，我们简单从上线项目的标题看，慈善总会的那些标题都特别朴素，让公众容易理解。但在环保领域，很多项目的捐赠逻辑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行动的成效也没那么快或容易地就让公众看到。或者说，它的捐赠能直接产生什么样的成效，我们一般都会用艺术化或描述性的文字标题来阐释。比如今年云山的众筹项目叫“世界有缘分”，显然我们自己是觉得它有一个美好的寓意，但公众看不太明白。所以我的第一个反思是，环保类机构怎么能选择一个逻辑更简单、容易理解的项目，放到99众筹中，这样跟公众的解释成本也会低一些。
第二点，云山最主要的一批捐赠支持者或者说是“粉丝”，数量可能也就几百人，很少，前两三年我们筹款的成功也主要源自他们的支持，他们再邀请朋友圈、亲朋好友帮我们筹款。但其实我们一直是希望扩大圈层，即便主要筹款不是来自更广泛的公众，但起码能通过99，让更多人知道在疾病救助、助学之外，做环保、野生动物保护的机构是什么样的，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至于怎么平衡筹钱和筹人，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就涉及到消耗核心支持者的精力和人脉资源了。在今年这种环境下，我们会要去消耗我们的核心支持者的精力和人脉资源。今年的这种环境下，我们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值，需要我们再评估。
主持人黎宇琳：我想追问一句，这些年来，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你们的具体筹款策略有没有发生过变化？你对明年99有怎样的期待？
阎璐：我们机构的核心策略其实没有大变化，只是再沿用到今年效果就并不好了。至于明年，我们自己也在评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环保NGO是不是适合参与99公益日？
至于对99公益日的建议，我想它是不是可以拆分公益领域的主题，三天的战线时间还是太长，消耗公众资源。或许可以依照不同的主题，分区分时段，哪怕缩短到半天或一天的时间给一个领域，我们去动员核心劝募人或支持者，让他们再去传播，可能就不会那么累。这样的筹款效果跟连续筹三天相比，或许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主持人黎宇琳：我能反馈的是，关于分区，腾讯已经有内部讨论了，期待他们做出有益的改变。
02
99公益日筹款消耗现有资助人资源，却难破圈
主持人黎宇琳：下面有请廖瑾，来自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一家致力于培养青少年的民间机构。据我所知，纯山前几年都参加了腾讯99公益日的活动，但今年第一次没有参加。我们想请廖瑾介绍下，今年怎么做出了不参加的决定？机构这几年经历了什么？明年还参加吗？
廖瑾：我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在前三年参与99公益日的一些发现。首先，我们发现，最开始参加的很多项目、机构，都是被“能获得腾讯配捐的善款”吸引来的。但后来我们发现，腾讯配捐的的玩法越来越复杂，获取配捐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当然也有一些违规做法，比如“套捐”，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竞争时就有一些困难。
其次，我们发现，如果不用套捐这样的方法，完全遵循腾讯的玩法合理合规筹款，那更多的是要做个人捐赠。可个人捐赠有两个维度，一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组织都希望用现有的资助人体量，撬动导流腾讯的用户流量、资本流量，但事实上，我们消耗的还是自己的资助人体量，腾讯本身的用户流入效果并不显著，那这对我们现有资助人的消耗和滋扰就比较大；二是我们也尝试过，让现有的资助人成为梦想大使，给他们做分组辅导，从而影响他们的朋友。但这对资助人的用户粘度要求就非常高，而资助人破圈影响其他人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此外，我们还考虑过，有没有可能发动企业捐赠，让企业通过这个平台给我们做定向配捐。这首先就涉及提前在线下约定协议，对企业的忠诚度要求也非常高。更何况，企业在99平台上的玩法也很复杂，对企业来说所投入产出比低。我们地方上的大型集团企业少，比较多的是小工商业者，他们有爱心，但能捐的也就几万元，如果还要做成配捐上平台，玩法复杂到没有高学历可能都看不懂，那大家的参与度也会下降。
我们也在想，假如没有这些配捐，能不能以欣赏的角度看看99公益日这样一个平台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利用它做一些传播？
结果发现，线上我们的项目图文点击率并不高，转发图文的同质性太高，在99三天造成了集中的传播轰炸，使得公众阅读体验不好，破圈效果也并不理想。在线下，我们也做了一些活动：比如我们在西安的最核心商圈钟楼做传播活动，就发现线上和线下是两张皮，让线下的路人参与99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他还要注册账号，了解整个筹款流程，很麻烦。所以我们用比较多的方法是，请线下感召到的人就在线下以微信付款，再由我们代捐。所以实际上这些人也没有参与到99中。
我今年也在思考，如果腾讯在99公益日不再配捐，那我们这些公益组织还有参与的价值和必要吗？
首先毕竟腾讯真金白银地捐赠了，从公益行业集体亮相的角度看，还是很棒的，99公益日作为一个“公益节”总比那些“购物节”更好。但如果目标是为了破圈，影响更多的人来参与，那现在仅有的“线上”玩法又过于单一，它的规则和壁垒太多，也不利于普通用户参与。
再说回我们机构，今年为什么不参与，因为我们开始做月捐了，也感谢腾讯99公益日的这些经历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我们想如果我们把日常维护资助人、和把99公益日作为资助人一年一度的狂欢相结合，也许是一个突破。
最后我也特别期待腾讯的伙伴们能够去思考：一是，在筹款数据背后，官民合作的过程中，那些代表了民间NGO的数据到底是不是民间的？二是，如果我们最后倒逼公益组织必须向慈善会学习，把我们的项目分解成一个个小活动，而不能结构化地表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对公民教育的意义在哪里？谢谢。
主持人黎宇琳：从廖瑾的分享里，我们听到了来自一线操作者的大量信息和细节。很多机构本来人力就很紧张，又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99，她多次提到一个词“消耗”。我们要肯定99的价值，但也应该看到背后的成本，特别是不能忽视对公益从业者、捐赠人本身的消耗。
03
以99公益日为一种仪式，
链接各方资源
主持人黎宇琳：下面有请詹敏，来自广东的麦田教育基金会。麦田是家很有意思的公益机构，我个人感觉它就是一家志愿者组织，目前在全国成立了超过87支服务队，非常厉害。詹敏此前谈到99公益日时，也有和廖瑾相似的观点，就是每年99都特别累，达不到预期，为什么还要做？
詹敏：我先回应一下主持人刚说的“麦田是一家志愿者组织”的观点，我也比较认同。志愿者组织是麦田的形态，但我们真正服务的是乡村儿童，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多做战略时，我们内部不断厘清的一点。
然后说到99公益日，我们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参加了，99对麦田来说，是很重要的筹资工作，但不是一个机构筹资的命脉。它占我们整个机构年度收入的10%。
我觉得99公益日的初衷是为了去推动全民参与公益。随着这几年的发展，我自己观察，这个初心似乎没有真正被实现。比如我们每年动员外围用户时发现，他们对99公益日依然一无所知。
99公益日似乎不像全民动员的筹资活动，更像是一个资本运作的活动。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在99公益日真正筹得好的，是非常组织化地去运作筹款的，那参与到其中的人的行为，还算是公益行为吗？这是我个人存疑、纠结的一点。
作为公益机构，我也希望机构能通过99筹到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配捐，但目前按照自己认可的逻辑去操作，我是做不到的。
第三，去年推出了子母计划，原本相对严格的项目审查机制基本就没有了。因为母项目就可以去审核子项目，相对宽松。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所谓综合类的项目，从资源导向角度出发，吸纳大量可能没有那么规范的项目，这会不会给后续的项目执行带来隐患？子母项目从去年推出到现在有差不多一年了，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情况显现出来，但通过对一些子项目的观察，我会有一些担心。
下一个我们观察到的问题是，那些真正做公众动员的公益机构，能不能一年比一年做得好，一年比一年筹得多？我们看下来不是这样的。以麦田教育基金会为例，我们在今年99这三天通过公众筹到的款，相比去年、前年没有特别大的进步。
刚刚主持人说麦田今年在99有进步，进步的点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我觉得做公众动员是有天花板的：我们覆盖的人群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我怎样拓展人群？那可能得拓展社群，无限地“加盟”，并为此做大量的传播。传播是好事，但当我们以资源为导向做传播时，就可能产生一些风险。比如机构大了以后，有管理的风险、项目执行的风险，这时候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需要聚焦的不再是怎样利用现有的资源把想做的事做好，而是被资源牵着走，这一点我也很担心。
那么回过头来再讲，麦田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累，也没筹到多少钱），为什么到明年也还会参加99？
首先，刚刚廖瑾讲到一个点，99公益日像双11、618，是公益界的节日，目前对公众的影响力可能没那么大，但持续做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每年的这三天是我可以参与公益的切入点。我们可能更多地是把99当做一个仪式，大家都知道每年这三天要为项目做筹款，也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年不再需要专门动员，大家直接就会聚拢而来讨论我们要怎么做。
第二点，从组织特性看，麦田在全国有80多个志愿者团队，我们也在推动他们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未来希望他们能成为有身份的、独立注册的NGO，所以他们的项目能力、筹款能力都非常重要。我们就把99当成一个训练场，他们通过上项目，提升自己的项目专业化水平，包括项目逻辑、项目执行、项目反馈，以及如何筹款、怎样动员现有资源。
第三点，我们把99当做维护大额捐赠人的平台。这是麦田教育基金会总部从去年到现在，比较着力去推动的，让我们的合作企业通过99做展示，同时也推动我们的在地团队，以99展示的方式去动员在地企业。所以要说麦田今年进步的，大概是来自这一点，我们发动了超47家企业参与99筹资，包括前期的配捐、99的一起捐等。这可能是我认为像麦田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更适合在99期间做的事情。
当然关于怎样能做得更好，还需要再探索。我们也不希望每年重复这样的动作——发动志愿者捐款、志愿者发动亲友捐款，而是真正看到身边有哪些资源可以动员、如何让他们参与、可以给他们怎样的回馈。像今年参与进来的很多企业，很多就是捐助，500、1000、2000……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捐赠人的培养。这里的很多企业可能就是志愿者自己开的店铺、小企业。志愿者作为个人参与捐赠时，无法回馈企业，但作为企业参与进来，随着愈加良性的互动，它们会成为麦田更大的捐赠者。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
主持人黎宇琳：谢谢詹敏，她提到一点很有重要——“99筹款性价比不太高”，可以筹到钱，但投入也很大，增长不明显。但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因为“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公益机构需要有一个节点跟各种相关方做链接；而且，麦田在参与99的过程中，自身也在进化，他们不是跟在99的规则背后跑，而是把99当成了自己的工具，运用99帮助机构进行社群拓展，取得不错的进步，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做法。
04
官民合作需“相互帮助”
黎宇琳：下面有请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会长孙建涛老师。据说，泗水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地非常支持民间慈善，很多民间机构在当地也很有动员能力，没做太多宣传，却能在熟人社会里把社会资本运作得非常好，让当地人很有参与感。同时，与当地政府、官办慈善机构的关系维护也不错。他们的99筹款，在民间机构中算是相当出色的。
所以我想问孙建涛老师，你们平时是怎么跟当地政府合作的？对于你们对99公益日这样一个筹款运动有哪些反思，它还有可提升的空间吗？
孙建涛：我们从2016年注册了机构，就开始参与99公益日，今年是连续第五年参加。第一年我们筹到了30万，第二年是217万，2018年是420万，2019年是591万，今年达到460万。虽然没有达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也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因为疫情，加上泗水是一个纯山区县，我们这里的经济条件还相对薄弱。但是在这几年的99公益日期间，我们还是挺有活力的。2017、2018、2019这三年，我们在99公益日筹的款，占年度总收益的80%以上，基本就是靠99公益日这三天的筹款完成全年项目执行。今年我们在筹款金额上，没做太大的目标规划，预估最高可能是300万左右，但就参与人次，我们的口号是希望能突破10万人。最终我们今年的参加人次突破了14万人。
在这里，从我个人来讲，要给山东省慈善总会大大点个赞。2018年起，我们开始在山东省慈善总会下面上项目，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对于我们团队的发展，他们和山东省社创中心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而不是说我能给你拿到多少配捐。也是在他们这几年的陪伴和支持下，泗水微公益能从一个县域公益组织成长起来。今年，我们县慈善总会的负责人还主动联系到我，把民政系统以及全县的社会组织负责人聚集到一块，让我去对我们的项目、筹款规则做了分享。
我们不能把99当做三天的筹款工具，因为我感觉这个团队的成长以及这个项目的执行是贯穿全年的。这些年，我们通过99的宣传，推动全民公益、人人公益，我们自己的口号是：把泗水打造成一座最有爱、最有温度的城市。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有多少人参与进来。而且99对我们的项目推荐、项目执行和项目反馈，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通常的年会或答谢会是在年底举办，但我们连续四年了，都是在每年8月底或最晚9月1日，开我们本年度的感恩答谢会，主要目的是通过99公益日一整年的周期，把上一年的筹款与执行情况、项目化运作及下一步规划，全程反馈给社会各界、捐赠人，也是又一次地、对本年度99的动员。而且每年答谢会的规格越来越高，县委书记连续三年参与其中，特别是在今年99公益日前，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县里各部门都参加了答谢会。
这几年，我们在99公益日期间主要是营造氛围。包括泗水的车站、超市、银行等，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宣传标语、易拉宝，看到我们的项目介绍。今年，我们还收到了近60万元的线下捐助，因为在99公益日期间，有很多企业想参与，为了不违规，他们就把资金直接捐给了协会。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有4家企业主动联系我们，要参与到项目中。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氛围营造更重要。
再说到今年99的规则，9月8日它的改变（注：单人每次最高限捐200元）对我们的打击也是最大的。当然我们也理解腾讯的做法，它是希望让更多的小额捐赠者享受到配捐。
主持人黎宇琳：你所在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与山东省官方的合作关系非常好。在筹款动员时，也会用到体制内的很多资源。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下，作为一家民间机构，跟政府进行深入合作，有哪些经验？
孙建涛：我们机构定位就是做好政府的助手。尤其这几年，包括精准扶贫在内，国家都有一些政策。但相比对一些硬性规定的执行，作为社会组织的我们，工作更宽泛、更细致，和当地扶贫办、民政、团委、妇联、各乡镇以及相关各部门，一直在联合开展各式活动和项目，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帮助。这几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比如我们团队在当地真正起了一定的作用，县领导就会积极支持我们。去年9月8日我们做线下宣传想邀请县委领导，县委书记非常爽快地答应参加晚上的一场活动，现场氛围非常好。
单靠一个社会组织想要调动本区域的慈善资源以及氛围，是很难的，还是要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主持人黎宇琳：从建涛的分享可以看到，所谓“官与民抢资源”的情况也不是绝对的。官民存在着双赢合作的可能。但我也注意到，官民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正如建涛提到的“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只有双方在合作时能互利互惠，才可持续，才能做更大范围的动员，这种合作的思路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05
公益行业发展的主体不是99公益日
主持人黎宇琳：下面有请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的项目总监贾佳。夸张点说，灵山算是“豪门基金会”了。它在今年99公益日的筹款高达1700多万元，位列所有基金会的第21位；上线121个项目，这个数量在所有基金会中排第7位，而且据我了解，其中有很多项目来自民间，非常出色。请贾佳分享下灵山成功的经验，以及你们对99公益日的反思。
贾佳：今年99公益日，灵山分了两条线做筹款。一条线是通过灵山慈善基金会，认领公益项目，再筹款；另一条线是我们联合了无锡市慈善总会，通过无锡市的公益机构加上灵山的一些自有项目，挂到江苏省慈善总会，作为无锡市慈善总会的一个子项目进行推动。
可以说，99公益日陪伴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因为在2015年毕业第一年，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99公益日，到现在已经6年了，我在每年的99公益日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有很多小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细节就是朋友圈宣传语。我把这六年的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15年刚开始做99公益日的时候，大家的朋友圈文案很多都是“抢马化腾的钱”。到了第二阶段，2017年左右,朋友圈的很多文案慢慢变成了“抢钱”。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发现，大家竟然还在通过朋友圈、通过私信来劝捐。
放眼整个行业发展，主体从来都不是“99公益日”，而是各机构。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在99公益日的筹款过程中获得了什么？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新人，通过参与99这样一场“大战”，获得了什么？
要说对99公益日的反思，可以从2016年开始观察。因为2015年加入99筹款的机构比较少，2016年慢慢开始有企业配资源参与，有了1比1比x，大家开始有了思考，或对互联网筹款做出计划调整，我们也开始谈月捐、筹款体系这样的术语，而包括腾讯公益在内的公益平台，也开始结合需要，对公益产品进行一定的升级。经过2019年99公益日，大家几乎可以预知2020年的99会是怎样的大环境：那么还有多少机构是靠“99”这三天来运营自己的一年，或者说大多数机构是否向一些推文中讲述的那样：只靠这三天来度过这一年？再一个比较关键的，还有哪些公益机构在99后就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了？
还有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99，我们的行业会怎么办？因为和商业体系不一样，我们的初创公益机构不是99的衍生品。除了99公益日，我们还有95公益周、人人公益节，各平台在日常也会有一些关键节点，推广一些项目，只是门槛确实比较高。但那也是对机构、项目的检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我单纯把一个初创项目挂在上面，是带不来筹款的，还需要各团队在项目落地、在自身品牌打造等方面有动作。
未来，99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更应该成为一个良性的、链接资源的时间节点。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的一些抱怨，大多属于客观因素，我们更要考虑的是机构的未来。特别是对于公益行业来说，我们是否像其他行业一样拥有人才竞争机制与梯度培养机制。毕竟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是公益行业的发展方向，对青年公共精神的培育，才是公益行业更需要重视的。
至于99公益日，我相信腾讯公益未来会推出更多产品，贴合公益行业的发展需要。
06
来自行业的匿名建议
主持人黎宇琳：我们在“公益资本论”发出《“马太效应”加剧！4家机构拿走99公益日总筹款三分之一》一文后，收到了很多圈内朋友对99的讨论反馈和建议，其中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和大家简单分享。
“慈善会强势地进场”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对于今年有官办机构用行政动员的方式进行筹款的情况，很多从业者认为不太公平。他们对腾讯的规则也有一些意见，认为规则明显倾向于强者。
其次，“套捐”也是人们议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很多小伙伴发现有机构挪用其他项目资金来参与99。
有读者分享了一个案例，他了解到，至少有十几家大病筹款机构让患儿家庭借钱套捐，原话是：“提前培训家长，每个家长借5至20万元不等，找20至100个可靠的人，在三天内分别、集中地捐入”，他觉得这样做，公益筹款就变了味了。
也有不少读者建议，不应该让体量、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机构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因为许多机构不具有可比性。
一名读者建议，可根据公益机构的年收入进行加权配捐，年收入越高，配捐比例越低，同时把配捐池分成几个不同的体量，让更多机构能够享受到99的红利，百花齐放才能够激发出更好的项目。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深度的业界意见，这位从业者认为，在某些地区，官办慈善对当地的行政动员以及强控制，在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趋势，但也要抓住一切机会持续发声，因为TA相信，以官僚体制的惯性思维和行动逻辑来进行社会培育和建设，会误事，会伤害民生。TA觉得，我们首先能做的就是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人指责腾讯公益，为什么有些不好的项目都能上线，因为它们确实通过了备案，这就涉及到行业基础设施的问题。比如何谓合规的项目？需要更加精准的定义、训练、传播以及行业外的公众教育；在公益行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需要一些符合公益慈善属性的品牌落地与实施、打样，并做出影响力，才能使民众对何为项目有一定的分辨能力，至少在被动员的时候，会有自己的基本判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看到了几个不好的项目，就认为所有的项目都是坏的。”
其次，TA提到应紧盯资金出口，形成持续的舆论压力。“当下已有的声音还不够多，可能还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行政动员存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非结构其实比较牢固的，后续很难形成有意义的公众监督作用。工作人员也会获得权利保护，所以对善款的控制、使用，除了业务主管部门，还要有来自行业舆论的压力，”TA建议各方要持续跟进，研究完筹款数据，还要对后续出口的数据进行更多监督。
第三是，TA强调业界应持续发声。“如果批评没有用，那就赞扬好的做法。”TA列举了自己很欣赏的山东省慈善总会，“山东省慈善总会手握行政权力，却能够做到自我克制，尊重个体选择，放弃原本可以简单实现的强制，向倡导募捐扎根社区发展的做法进行宣传和表彰，并为县域的社会服务组织做出生态营销和服务提升的指引，担当枢纽和渠道，为民间公益机构链接了更多公众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