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风渐盛
作者富察宝仁 吉林家谱
满族是一个古朴骁勇又善于学习、努力进取的东北少数民族。满族的正规文化教育，起始于后金时期，后逐渐发展并建立了有别于京师（北京地区）旗学的东北盛京“旗学”和吉、黑两地的“满学”。东北地区满、蒙、汉八旗的官旗学、满学及官义学、蒙学、宗学、觉罗学、翻译学等，为关东满族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
清前期，偏远的东北地区是清政府发配流人之地。这些流人多达十几万，其中有大批中原文人儒士，他们的到来不但携带来大批经典书籍，还被延请或开设私塾教授满汉八旗官兵子弟，从而，对东北地区满族文化及满汉文化的融合、繁荣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北地区地处华夏边域，数千年来远离锦绣繁荣的中原文化，尤其是这里
聚居的山林渔猎民族生产力低下，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文化极不发达。直到明朝末年，满族的先人女真人，以及赫哲、鄂伦春、索伦、瓦尔喀、飞牙喀、库雅拉等同属满—通古斯语族的东北诸多少数民族，尚无本民族的文字。
努尔哈赤举兵兼并女真诸部，联络蒙古、反明立国后，命巴什克额德尼和
噶盖创制了满文。清定鼎北京之后，在盛京、吉林、黑龙江关东三将军辖地，陆续建立了一些八旗官学、义学及满汉族学堂、蒙古学堂，历经二百余年，对满族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偏远的东北满族地区逐渐地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
清初之时，东北地区尚未建立八旗官学，只有一些知晓文化重要性的八旗
高官，才会延师授课教育自己的子弟。宁古塔将军巴海就曾聘请流人吴兆骞“为书记，兼课其二子，长名额生，次名尹生”。巴海给自己儿子制订的学习内容是“昼则读书，晚则骑射……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可谓是关东满族最早的“国语骑射”教育，被流配到宁古塔的文人杨越、陈敬尹，也曾被聘请“授满汉子弟书”“教之以礼仪”。大批汉族流人的到来，使得东北尤其是吉、黑两地的私学教育得到了发展。这些汉族文人学儒也得到了满族官员和百姓的尊崇，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安珠瑚、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都十分“雅重文士”，对他们“待以殊礼”。《宁古塔纪略》载：
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
员亦以哈番呼之，盖俗原以文人为贵。
满族人正直淳朴、宽厚善良，素来尊重长者、敬重文人学士，清代汉人方拱乾著《绝域纪略》载：
“八旗之居宁古塔者，多良而醇，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
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
满族重视教育由来已久，金代时便创制了女真文字教子弟以习，并沿用了
二三百年。后金（清）太祖努尔哈赤不但自己精通蒙汉文字，还命人创制了满文，并将浙江绍兴府的儒者龚正六延请到家，尊为师傅极其厚待，命其教授自己几个儿子读书。努尔哈赤的这些儿子都知书达理又能征惯战，全皆因努尔哈赤对其进行文化教育的结果。
天命六年（1621），后金与明朝的战斗节节胜利，相继攻下了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如此战火纷飞之时，努尔哈赤却还想着如何教育八旗子弟，培养文武兼备的开疆治国的人才。这年七月他下令，命在各八旗之中设学堂，教授“国语骑射”，并选在文化方面颇有才华的巴克什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具、扎海、洪岱等8人为八旗师傅，专心教育，不参与战事。努尔哈赤郑重而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读书，使之通文理即是功。”此可谓满洲八旗官学之始。由于此时战事频繁，故教育事业进展缓慢。
天聪元年（1627），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也很重视文武两手治理国家，制定了“以武功戮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治国大策。皇太极即位之后的第三年，便施行了两大兴文教之举。一是在盛京修造文庙，以“崇文重道”。这一举措，标志着皇太极接受了儒家思想，以此来表达儒家思想是国家社稷“肇万年有道之长也”。二是开科取士。这是后金（清）政权第一次开科，参加应试的有满、蒙、汉各族学子，且不拘一格选材取士，甚至连“包衣阿哈”（家奴）也可应试，“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以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共录取200余人。此举大批的满汉族儒人学子受到提拔重用，极大地提高了后金（清）政权官员的文化素质。
天聪元年开科后，大批汉族文人入仕后金政权，皇太极也受到了很大震
撼：“八旗子弟不读书，‘未尝学问，不明理义’，怎作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材？”他觉得对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大事，于是在天聪五年（1631）颁布读书令，旨谕：
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
满族乃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素来有重武功而轻文事的传统习俗，故许
多贝勒、王公并不重视，阳奉阴违而行。皇太极决心以强制手段推行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清太宗实录》载有皇太极怒斥诸贝勒大臣之“读书谕令”：
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
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如有不愿教子读
书者，自行奏启。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等披甲出征，听尔任意
自适。
此读书谕令甚有意思，明廷将领贪生怕死皆不愿披甲出征，而后金这些满
洲八旗贝勒王公，披甲出征、厮杀、作战是各个争先恐后。一是，骁勇好斗的弓马骑射的民族传统所致。二是，后金政权有效的奖励措施，战胜得的财物全部论 功 行 赏 。1618年，努尔哈赤率二万八旗兵征明得胜，将所获之 30 余万人畜财物全部奖赏给诸旗兵将。
后金（清）升官晋爵也很公道，视军功大小而晋。皇太极以“不教子读书”，便“不令尔披甲出征”来挟制。若不披甲出征作战，何来军功，怎分得财物？没有军功又怎会升官晋爵。如此一来，皇太极的“读书令”，很顺利地落实了下去。
皇太极的读书令落实是落实了，但许多贝勒大臣敷衍了事，将读书认作是
极苦且无用之事，并不令子弟认真读书。汉臣胡贡明针对此状况上疏道：“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之无退缩之辞。”《天聪朝臣奏议》载胡贡明之疏道：
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其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小则教其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则教其子、臣、弟、友、礼、义、廉、耻之道。诱掖奖功，日渐月磨，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理，郁郁乎而成文明之邦矣。
这个汉族大臣胡贡明还奏请皇太极颁旨，应尊师重教，他说：对教学师傅
应“顺设养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无内顾之忧。尊以礼貌，使其有教授之诚。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严”。胡贡明之疏十分详细具体，深受皇太极的重视依奏而行，故而他的读书谕旨得以更好地落实。
皇太极虽然力推满族臣民文化教育，但始终不忘“国语（满语）骑射”为清
王朝立国之本。天聪八年（1634）四月，皇太极谕令：“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他告诫众臣“清语为国家根本”，又强调“我国家以骑射为业”，应“时时不忘骑射”。
满族是渔猎为生的山林民族，十分重视习武骑射，早在五六千年前，满族
先人肃慎人便以“楛矢石砮”入贡而闻名中原。满族先人靺鞨人建渤海国，女真人建金国，均是以弓马骑射武功所成。满族长久以来便有俚俗：家中生男孩便在门上挂一小柳枝弓箭，俗称“公子箭”，以标识此家又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并有祈祝此子日后成为一个弓马骑射巴图鲁（勇士）的美好祝愿。狩猎骑射，是满族先辈几千年山林生活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国语（满语），是满族重要的文化特质，所以这“国语骑射”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起，至清末都是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满族人进行教育的宗旨。
清政权定鼎北京之后，在东北的盛京和吉林、黑龙江三地区，建立了两种
文化教育宗旨有别的八旗官学。盛京地区建立的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宗学与觉罗学，有别于京师北京城的旗学，强调的是满汉文并重，但实际上是鼓励满族人学习汉文，以培养清政府亟须的通晓满汉文的人才。
盛京的旗学，是满八旗学班教读满书，习弓马步箭；汉八旗学班教习满汉
书，习弓马骑射。盛京旗学突出的是学满书、学弓马，以“国语骑射”为重。吉、黑两地的八旗官学和义学教学宗旨，与盛京旗学又有所别，只习满书、弓马骑射，故而称之“满学”，因其系国家官办故又称“满官学”。
清代，东北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因八旗官办的旗学、满学数量有限，学生名额有限，满足不了满、蒙、汉八旗子弟的求学，故各地区又增设了许多八旗捐建、国家公助的八旗义学。盛京城为了解决爱新觉罗宗室、觉罗这些皇亲国戚子弟的文化教育，还专门设立宗室官学、觉罗官学。吉林城为解决众多巴尔虎等蒙古八旗子弟的求学，特建了蒙古官学。为更多地培养满汉文翻译人才，特建了东北地区最早的专业翻译学校，即吉林翻译官学。自康熙三十年（1691）盛京城建八旗官学始，至清末止，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东北地区的满、汉、蒙古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义学等各校毕业生，至少有20万人以上，从加快了东北地区文化的发展。
从东北八旗官学走出来的能文能武、骑射优异的八旗子弟从基层做起，后来许多人做到了中高级军政官员，率领满、汉、蒙古八旗劲旅，在东北抗击沙俄和日本的武装侵略，在西北、新疆反击沙俄的侵略和平剿勾结沙俄卖国的准噶尔、阿睦尔撒纳等叛乱，在京津地区抗击美英法俄等八国联军的进攻，在这些守土卫国浴血奋战中，八旗兵都是清王朝的精锐劲旅之师。当然，在平息捻军、黑旗军、大刀会、红枪会、白莲教乃至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从东北调来的满蒙汉八旗兵，也是清王朝的主力
部队。因为这些八旗兵受到了“武功戮祸乱、文教佐太平”的儒家传统教育，只知忠君报国，根本不知晓农民起义对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
八旗官学、义学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普及，不但使满族受到了正规教育，也
使后加入的赫哲、鄂伦春、索伦、锡伯、瓦尔喀、库雅拉等许多操满—通古斯语的伊彻（新）满洲人，第一次受到了文化教育，得以“广布教化，多方训迪”。使得这些早年只知弓马骑射渔猎，粗犷豪放无拘无束的民族，“大非昔比，礼貌言谈，亦几于满汉无异矣”。使这些满洲共同体的新成员，成为知礼节、懂教化的八旗新满洲，他们驻防在东北广大地区，成为御敌守土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盛京八旗官学、义学重满语文教育，吉、黑两地八旗官学、义学只进行满语文教育，维系了满族的语言文字，较好地保护了满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俚俗。清政权入关之后，“从龙入关”的百万满族人迅速地被锦绣中原的汉族俚俗、语言文字所同化，渐染汉俚汉习。正像乾隆皇帝所言：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此乾隆朝距满族入关仅百年之时，但关内许多满族人已不会说满语，更不要说满文了。
此时，关外的满族因施行封闭的“国语骑射”国策，所以人们讲的是满语，用的是满文，甚至许多汉军八旗人和数十万中原流人流民也在使用满语满文。
清代，嘉庆年间的西清所著《黑龙江外纪》中，记载了一些有关满语满文的轶事，人们可以从中窥豹一斑。
当时，吉、黑两地的时宪书（历书），是由清廷的钦天监颁发的满文版，由官员请领，第二年春在各地赠阅或买卖。当时也有汉文时宪书，而且到货时间也早，“然，土人（满族人）惟以清文（满文）为重”。由此可知，因文化教育的普及，清中期时东北地区满文已经在大量流行使用。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说：
余见土人家清文一帙，叙奇三上书，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将上书，请
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汤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即奇三作，亦达呼儿巨擘也。
此文虽短却从中可以知晓许多陈年旧事。达呼儿即打虎儿，即今之达斡
尔族。达斡尔族的一首领奇三，用清文（满文）上书朝廷（或黑龙江将军），说明当时满文在达呼儿等伊彻满洲（新满洲）中普遍使用。虽然奇三上书之事不清楚，但其为救部族而敢赴汤蹈火不畏死的精神，实乃令人敬佩。其母亦明大义、识大体，为救族人出苦难宁可儿子赴死的操行，亦可为妇人之楷模。
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还记载了自己所见的满文词曲，“满洲曲，类古乐府”。他讲“长篇短句，意皆类是，然多拍手以歌”。满语“阿穆巴摩萨齐斐图们阿尼牙德伊集密”，译言为“伐大木，烧亿万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开克什德班集密”，译言为“巨室成，荷天恩也”等，确实有中原汉古乐府之美韵。
西清乃清重臣大学士鄂尔泰的曾孙，祖上“从龙入关”世居北京，他从北京
调到黑龙江为官，故以京城人的眼光把当地驻防的陈满洲及新满洲的赫哲、索伦、鄂伦春、达呼儿、锡伯、瓦尔喀等族人，都视为“土人”，而忘记了自己的先人当年也是关东的土人。西清所见所闻，黑龙江各驻防城的新、陈满洲及蒙、汉八旗官兵的公务文牍、日常生活及歌词唱曲，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其实也是如此，《吉林外纪》讲：
吉林地域本乃“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
《黑龙江志稿》讲：
黑龙江地区“满蒙汉八旗，并水师营丁、官屯庄丁，二百年来向读清书（满文书）。”
清代的一些前朝逸闻，也从侧面讲述着东北广大地域的各族人们通用满语满文之旧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新疆地区地广人稀难以抵御沙俄的入侵，清政府从盛京地区抽调满洲锡伯族官兵一千余人，连同家属计三千余众，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他们的后人即今天的新疆锡伯族，由于地域偏远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得很好，至今仍在讲满语使用满文。
清代，东北地区的八旗官员，因不懂汉语汉文而无法高升迁补，汉人因通晓满汉语言文字而升官、经商发财的，都是极平常的事。乾隆九年（1744），盛京工部满主事一职空缺，吏部便拟以宁古塔驿站官萨哈那升补。
萨哈那因不晓汉文难以胜任，权衡之后奏称：“吾不识汉字，情愿在本处效命。”因满语满文在东北地区广泛流行使用，为了生活、办事方便，许多汉八旗人及流放至此的汉族流人都会满语满文。
汉八旗官员会满语满文很容易升迁自不待言，许多流配于东北苦寒之地的汉族流人，因通满语文字得以任职升官，经商成为巨富大贾者也不是少数。
《黑龙江志稿》载，一流人叫陈昭令，因“精通满汉文理”，被任命为官庄的拨什库。流人陈敬尹、周长卿曾颠沛流离生活无状，后来努力学习满语满文，“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经商）”被人称为“掌柜”，一年可以得三四十金。
清朝的康、雍、乾、嘉时期，东北地区出现了满族文化的繁荣，除了清政府在此建立了许多八旗官学、义学、宗学、觉罗学、翻译学等学堂之外，几十万汉八旗民众及流配至此的汉族文人学士，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后金之时，皇太极为培养能文能武的人才下了读书令，命八旗子弟读
书学文。可当时满文创制刚成，主要用来发布政令、记录档案，还设有用满文编制的教材。皇太极决定用汉人的经典文献为教材。于是，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旨谕：设立文馆，并命巴克什达海及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满族文人学士急速翻译汉文典籍。
满洲文人达海不愧为巴克什（文化有成就者），但英年早逝，38岁便病死。他病死之前，组织满汉文人学士，译完了《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刑部会典》等巨著，尚未完成的还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大乘经》等传世经典。这些汉传统文化经典被翻译成满文后，作为教材流行了二百余年，在东北广大地区广泛地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清于嘉庆年间在《黑龙江外纪》中写道：
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国演
义》，国初盛行，非陈承祚书。原注），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
满族八旗子弟读这些汉文化经典之著，非像汉族学子从读四书五经为始，
但终归是学习了汉文典籍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从而打破了以长城山海关为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已维系二千余年的“华夷之辨”。正如清初到宁古塔省亲的汉人杨宾所诗：
谁道车书是一家，关门依旧隔中华。
已看文字经重译，更裂军繻过五花。
清朝前期，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地区是发配汉族流人的重要地区，因此有
大批中原汉人被流放至此。康熙朝，吉林、宁古塔等地已是“迁以众多，聚五方之人杂处”。这些流人中有大批文人学子，甚至还有一些江南名儒，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汉文化，还潜移默化地推动了东北地区尤其是吉、黑两地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
清顺治、康熙年间，流配到吉、黑地区的汉族流民，据不完全统计有几十万之众，其中仅吕留良案，被发配到黑龙江地区的就有 500多人。还有许多人是因科场案、通海案及各种文字狱案而被牵连的文人学子，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吴兆骞、钱威、钱志熙、方拱乾、杨樾、王雨亭、张缙彥、方登峰等数百人。这些人家境大多都很富裕，他们被流配关外时，因读书之所好携带了大批汉文图书典籍。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载道：
宁古塔书籍最少，惟余父（杨樾）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历代古文选》《昭明文选》。周长卿有《杜工部诗》《字汇》《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妈有纪事本末。车尔汉阿妈有《大学衍义》《纲鉴》《皇明通纪纂》。
杨宾在蛮荒之地宁古塔，见到其父及流人文者有大量书籍并不足为奇，称
奇地是一些满洲人也有些汉文书籍。嘉庆年，从京城而来的满族官员西清，也很惊奇在堪称蛮荒的黑龙江地区发现了许多汉文书籍，他在《黑龙江外纪》中讲：
尝见土人（当地满洲人）家中有内版《尔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
《词林典故》、写本《春秋左氏传》、汲古阁《五代史》、古香斋《渊类鉴函》、坊刻《通鉴纲目》《史记》《汉书评林》……
其实，当时将汉文书带到关外最多的还应数吴兆骞，乃“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简直就是带来一个小图书馆。这些流人携带而来的书籍，犹如苦寒的关东大地吹来了缕缕春风，对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地区满族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淳朴粗犷不识文字，故对汉族文人十分尊敬。正如汉人杨宾所言：“流人之中，尊显而儒雅者，与将军辈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视将军辈，况下此者乎！”流人中之许多大儒，都有被巴海、萨布素、安珠瑚、那启泰等吉、黑两地将军延请为子弟教书的经历。
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曾记述了一则趣闻。内地江苏常州人士龚兴瓒，携家口被流配至齐齐哈尔城。其妾生有一男孩叫宝宝，甚是聪慧好学，九岁时便以博学名冠全城。据讲，这小宝宝对《四书》《五经》中的《易经》研究得最为透彻。齐齐哈尔乃黑龙江将军驻防之城，将军那启泰闻听有此神童，便命人将其请到将军府，与他请教“《易》之大义”。
那小宝宝问那启泰道：“乾为天，为父；地为坤，为母。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爹而二娘，然则，地固可多于天欤？”
将军无从以对。
小宝宝慢道：“在常州为江南地，黑龙江为塞北地，地虽多，其实一也！”
身为黑龙江广大地域的将军，朝廷的一品大员，可谓万人之上的高官，竟
恭恭敬敬地请九岁的孩童讲《易经》，可见满族人对汉族文化人士的尊崇。
清代，流放到东北地区的文人学士，写了许多记述关东风物、满族民风俚
俗的纪实文献，《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纪》《秋笳集》《研堂见闻杂记》《黑龙江述略》《绝域纪略》《龙沙纪略》等甚多，通过诗文记述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也促进了东北满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在这些汉族流人的笔下，早年那“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以国语骑射为先，兵挽八力，枪有准头，骁勇闻天下”的新、陈满洲人，因清政府官学、义学、满汉学等学堂及文庙的广泛建立，开始逐渐知书达礼，甚至还出现了满族秀才等文人学士。在汉族流人文人学儒无声的助推之下，东北地区的满族逐渐展现了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