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结果与反理性载体

这一次

但愿我们能明白

什么是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理性主义的结果与反理性思潮的载体

古典音乐风格并非凭空出现。当然它何时出现，以及如何出现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古典音乐在何地、为何（或者是为谁）出现……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古典音乐时期不仅在西方音乐史上有特殊地位，在欧洲文化史上同样举足轻重。它标志着一种探索与体验自身情感和外在世界的全新方式。世界变化也以音乐的展现形式之转变来呈现，音乐世界与政治、经济或哲学鲜有交集，但当人们生活因后者发生变化时，其影响力也必然会体现在音乐中。从表面上看，古典音乐与18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及背后的哲学、政治思想的转变并没有立竿见影的联系；但在本质上，古典音乐所展现的全新感受方式的确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卢梭、柏克、孟德斯鸠）

理性时代，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约翰·洛克和大卫·休漠。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逻辑思考和感性经验。这不仅仅是一种抽象哲学思想，这些哲学家也是实干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并把自己的思想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样，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在运用理性思维来批判迷信和非理性思想，并毫不留情地攻击以后者为基础的伪善和特权阶层。他们以“天赋人权”为核心著书立说，并激起社会变革。这些启蒙思想具有非常实际和深远的影响。受到当时欧洲最有权力的君主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以及母亲玛丽娅.特蕾莎女皇的拥护后，影响更加广泛。这种全新的个人主义观念直接推动农奴制和奴隶制的废除，并影响到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至于现代民主社会中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个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都在这一时期确立。

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通过著书撰写来探讨个人权利，艺术家和音乐家则从感性层面提供表达这种主张的途径。现代个人主义也因此具有感性特征。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和《克拉丽莎》（Clarissa)中都对人性、情感进行了着重的描绘、刻画。它们代表了一种不再关心神话英雄和历史人物的爱情，而聚焦于普通人的情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称赞《克拉丽莎》是“世界上第一本展现人类心灵的书”。

在这种背景下，音乐开始转向一种更简单的新风格，重点在于唤醒“自然的感觉”以及不受外界影响的真情实感。人们认为新的音乐比起晦涩、抽象的巴洛克音乐更有助于引人向善。如果说古典音乐是由18世纪理性主义塑造的，那么这在音乐作品的“新规则和语法”中体现得很明显，同时它也是18世纪后期反理性主义思潮的理想载体。而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文学领域一次反对“过度理性”的运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单相思者最终自杀的故事，获得了人们狂热追捧，也导致现实中的许多恋人选择效仿这一虚构英雄的悲剧结局。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人类天性中混乱的一面在绘画中也表现颇多，风暴和海难是常用主题，比如克洛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的《海难》（Shipwreck)和菲利普·雅克·卢泰尔堡（Phillipe-Jacques Loutherbourg)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之败》(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在音乐中，莫扎特和海顿的小调交响曲中通过运用切分节奏、半音阶和声、弦乐颤音、非常规编曲或跳跃性旋律也能创造出一种变幻莫测且激动人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非但不会令人不快，反而造成兴奋，就像偎依在沙发上看灾难片。莫扎特《G小调第25号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古典音乐本身就带有戏剧化倾向。巴洛克作品通常追求感情统一，即单一的思想或情感，古典时期作曲家们偏爱在同一作品中对比不同情感。这种风格也决定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奏鸣曲结构。诗歌有颂歌、挽歌、叙事诗和十四行诗等不同的形式，音乐亦然。奏鸣曲与戏剧性的叙事诗或史诗都有共同之处，其演奏过程就像在讲述一出戏剧或一个故事。当然，器乐不可能真讲故事给听众，只是音乐作品在形式上让人感觉具有故事性。纯粹主义者可能不喜欢为贝多芬的奏鸣曲编故事情节的做派，估计贝多芬本人也大概率会反对；但这种人为修饰其实是奏鸣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且必然的产物。古典奏鸣曲中往往会呈现对比鲜明的音乐角色，且在整个乐章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情绪反复出现。这些角色就是音乐戏剧性的化身，在音乐中磨砺、战斗、凯旋或嬉戏。

编/茶茶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