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医疗创业元年”以来，互联网医疗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但5年过去了，互联网平台依然大多停留在在线问诊、预约挂号等基础服务上，无法触及诊疗这一医疗核心问题；而一场突入其来的疫情让徘徊了几年的互联网医疗开始“大显伸手”。

与此同时，一路亮起的政策绿灯，也让此前迟迟未能加入战局的公立医院在“触网”后也发力布局，公立医院主导的互联网医院渐成主流，彻底改变了互联网医疗平台与公立医院的力量天平。

据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中日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透露，今年2月份之前，北京只有6家公立医院有互联网诊疗资格，经过疫情需求的拉动，现今这一数字发展到60多家。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从2018年9月互联网新规发布至今，共有497家互联网医院，其中公立医院主导415家，占83.5%，其余由互联网医疗平台型企业主导，公立医院占绝对的数量优势。

卢清君认为，过去这个行业像许多新兴行业一样，掺杂了太多过度追捧的“泡沫”与“浮尘”；而随着互联网医院新规的出台，互联网医院是什么、如何开办等诸如此类问题基本被定性，有法规和标准可依，因此也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更敢于开办互联网医院，整个行业慢慢走向正轨。

在他看来，大型公立三甲自己开办互联网医院比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医院更有优势；平台型企业要将自己定位为“第三方”起辅助作用，譬如提供技术服务或者商业服务，而非提供医疗服务。

针对公立医院而言，互联网医院有着怎样的价值、该在原有体系中进行什么样的功能定位、如何实现这一定位等问题，近期，36氪联同其他多家媒体对卢清君进行了采访。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常务副会长&中日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

36氪将精华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以飨读者。

角色与定位

Q：互联网医院该进行怎样的功能定位？它的价值在哪？

简单来说，互联网医院是医院而不是企业，这是基本定性。 作为医院，第一需要准入，这些国家都有相关的附带文件、准入机制、准入制度；第二具备两个基本职能，疾病诊治和健康促进。疾病诊治是准入特色功能，健康促进则是医院的技术优势，用来服务社会。

作为互联网医院，它是一个新型的医疗机构，它就不是一个纯技术企业或纯市场贸易企业，必须要完成医疗机构该完成的任务。从管理的层面看，也必须按照医院去管理的，所以政策要求互联网医院一定要依托线下实体医院，这样才能完成集中整治。对未来的发展，互联网医院也必须基于医院的职能去规范和发展。

从优势上看，它的核心在于部分医疗技术有了互联网，能把这些核心的医疗资源辐射到整个大众健康中去，让老百姓不出家门便可获得这种优质医疗资源。

Q：对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推进分级诊疗的问题，互联网能起到哪些作用？

目前，对分级诊疗的实现来说，核心的瓶颈是人才。分级诊疗要想让百姓相信家庭，相信基层医生和县级医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基层有检查能力、不能误诊。但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是需要过程，还需要把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培养成一个具有规范化诊疗能力的医生，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需要整个教育体系、继续教育体系和一些临床实践体系共同提升和完成。

Q：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平台该如何定位自己？它和公立医院是什么关系？

首先明确第三方，它是在医院和患者之间的提供医疗服务中的第三方，这就决定了它的定位，它是一个辅助帮助的功能、是提供技术和商务保障。目前，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一个可以快速有效地获得社会支持的机制，能在短期内支持医院去建立互联网平台、建立互联网医院的整个运行管理机制，所以在目前建设阶段，第三方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像医院传统的信息化，医院会有多个信息化供应厂商，每个医疗设备都有一个生产制造厂商。同理来看，互联网医院平台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技术和商业的供应，“第三方”的定位就决定了它的工作范围、工作边界。

Q：怎么看待商保参与互联网医院？它该如何发展？

现在还没有看到商业保险真正在研究互联网商保，都是在研究怎么去开处方挣钱，并没有真正研究怎么利用商保大众购买小众支付的逻辑去支持互联网医疗，这是它不成功的地方。

但中国的商保发展空间巨大，一些利好政策也给它腾出发展空间。但商保核心需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保不了的那一块，这就必须面向的一些高新技术或新药特药，这样保险核算逻辑还需要重新计算。

互联网医疗改变了原来的药物流通渠道也改变了原来药物新技术的发展和实施渠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商保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模式并完成新的业务项目的精算。“我们也希望在规范了互联网医院依法执业的业务后，能看到商保在介入到互联网医疗中做好新模式的研究，研究如何利用商业关系的运行机制去支持老百姓在互联网上所获得的医疗照顾以及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机遇与挑战

Q：疫情对互联医疗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机遇在于，疫情给整个行业发展带来了反思，包括以前的泡沫经济因为疫情的检验被淘汰了，以及但是在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也凸显了互联网非接触式的优势和特点，但这是大家过去并未意识到的；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认识到这是真正安全有效的方式，而不是骗人的。

与此同时，政府也看到了公众的需求并加速了整个工作流程和工作效率，以尽快保障了过往一些保障措施上的缺失，譬如在线医疗医保报销，这些都给整个的业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保障互联网医疗依法合规地开展。

长远来看，大型医院能借助互联网进一步开展学科建设和技术创新；基层医疗机构也能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提升专科诊疗水平。

Q：互联网医疗推了这么多年，总体来说效果还不明显，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大家太心急了，恨不得今天国家政策一出，明天一见效果。”真正见效一定要克服很多的资源瓶颈，也需要全社会政府、企业、医院、医生、病患共同来配合完成的，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另外，要从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预防为中心，这也涉及到整个社会机制体制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已经看到，三甲医院门诊量开始逐渐下降、县医院的门诊量逐渐上升，我们医保的支付的钱也开始往县医院开始转移，虽说是细微的差异，但也是有显著性意义的差异，但从老百个体来讲，体验会不明显。

Q：互联网医院的定位是针对常见病慢病，但目前能申请到互联网医院牌照的都是二级以上医院，这与国家分级治疗的标准相矛盾，您如何看待？

首先，互联网医院的准入是每个在中国职业注册的合法医疗机构都可以开办。但这在现实过程中是新生事物，目前只有大三甲医院二级以上医院有能力组织这些资源，共同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和运营机制；但作为基层医疗机构很多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的，很难在现阶段建立互联网体系。

但从发展的规律上讲，大医院具有技术创新和学术引领能力，待它们建立好互联网医院并总结出运营机制、管理机制和技术方案后，甚至有成熟的平台，才有可能转移到基层去；未来，相信所有医疗机构都有机会、有能力是利用互联网平台。

Q：在互联网医院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政策大文件出台的特别多，但部分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感觉还不太够，应如何去推动让地方政府更重视起来？

各地政府对新规定或新政策的执行落地，它一定会存在程度和深度的差异，这与地方的社会经济条件、行政管理部门能力，甚至地方的经济制度都有关系，不能一刀切。

在面临全国这么大范围的政策落地时，一方面，大家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让各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具体执行人员对政策有统一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要有结合地方情况的配套措施。

行动与建��

Q：该如何建设互联网医院？对管理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最重要的是依法检验，业务模式要符合国家的相关的这种制度，和一些医疗质量和安全；从技术上来说，需要整合技术的转化，让这些技术能支持医疗质量和医疗流程的管理，保证患者安全。

“至少医生拿到的病例不能是假的，处方开出去的不能被人篡改、不能被人仿冒，药品在电商配送的时候不能替换，不能说假话。”

其次，分清职能，即有些是医院里做的、有些是医院的合作方要做的（技术、市场、商务运营等），这需要医院和企业共同配合、共同研究。

具体来说，平台的建设和维护、后续运行，以及与其他医院之间合作的流程都需要有团队来做，而医院是缺乏这个岗位、编制和能力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第三方运营机制，并用“政府购买服���”的逻辑外包出去，让第三方企业去参与，并运用社会资本来投入。

Q：有人提议应建立区域型互联网医院，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吗？

至于说区域性的一个总医院，目前还还看不到它的走向，还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医疗谁来负责；其次，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谁来负责以及如何建立；最后，不同医疗机构放在一起，医疗责任如何划分、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如何管理，这都是新命题，这些事管好了大平台就能发挥作用，还需要一步一步地边走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