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第6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中將）所属36旅团（旅团长高田美名少將）、配属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茂木谦之助少将）突破老哈河一带中国军队（第63軍 军长冯占海）、抗日义勇军的防线，直抵热河省北部重镇赤峰。

此前，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于1月28日下达进攻热河的准备命令。计划由关东军第6师团、第8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配属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担任作战主力，伪满“讨伐热河作战军”配合作战。日军还计划投入7个中队的航空兵，共60余架飞机参加行动，几乎占当时关东军全部航空兵力的80％。

2月17日，武藤发布“关作命473号”命令，正式展开“热河讨伐”。

武藤信义（1868—1933），日本佐贺县人，明治二十五年（1892）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昭和元年曾短暂担任关东军司令（第五任），后回国担任参谋本部教育总监。昭和七年（1932）再次担任关东军司令（第十任），并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昭和八年（1933）指挥日军侵占热河后，5月被天皇授予元帅头衔。7月28日因急病死于新京（长春）。他本人寡言少语，在军界有“沉默武藤”的绰号。

热河1928年正式建省，辖15个县，20个旗，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50万。

1926年4月，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结拜兄弟、绰号“汤二虎”的汤玉麟入主首府承德。东北易帜后，顺理成章担任了热河省主席。

九一八事变、伪满“建国”，汤玉麟曾派代表出席典礼。尽管他对于伪满方面任命的“省长”、“军区司令”职务并未接受，还允许国民政府的军事参谋团到热河考察地形，并收容从辽宁、吉林撤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但这种鼠首两端的暧昧态度却让主政华北的张学良和日本方面都对其深表不满。

热河省，省会承德。包括今天河北省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地区。热河是清代皇家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皇家猎场（木兰围场）所在地，地位十分重要，故设有“热河都统”专事管理。

汤玉麟（1871—1949）辽宁义县人。响马出身。主政热河七年，几乎没有像样的政绩，全靠种植、贩卖鸦片谋利。当时热河全省鸦片种植面积达百万亩。省内土地税预征至1941年。

1933年1月榆关事变后（详见本公号另一篇文章：1933长城抗战的发端——山海关事件简述），汤玉麟更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

张学良早在上一年底就将东北军5个师派驻热河，一度也打算逼汤玉麟下野，却又担心引发日本方面的警惕，故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2月24日，日军骑兵第4旅团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位于热河东北大门的开鲁县，随后分兵南下，直扑重镇赤峰。

此时，守卫赤峰的是汤玉麟部下属的骑兵第10旅。旅长石文华胆小如鼠，日军来投掷传单的飞机都能让其惊慌不已，急忙逃入防空洞。听闻日军前来，他直接带领部队往西南的围场县撤走。

日军本以为赤峰已经是空城一座，唾手可得，哪知在突破了老哈河一带中国部队的抵抗后，竟然在赤峰城下又遭到了激烈抵抗。

原来此时负责守卫赤峰的部队是东北边防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所属第6军团（张作相兼总指挥）制下第41軍（军长孙殿英）所部117旅（旅长丁孛亭）。

117旅是在2月28日，由孙殿英亲自率领，冒雪急行军赶到赤峰增援的。此前他的部队主力驻扎在围场一带，接到汤玉麟的急电后连夜赶往赤峰。

117旅官兵身着灰棉军服，打着绑腿，身背大刀，军容齐整，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一入赤峰，孙殿英即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坚决抗日，誓死报国。

孙之后对部下说：“热河抗战，是洗刷我军污点的大好机会”。

孙殿英此前在1928年指挥所部于河北遵化驻防期间，以剿匪为掩护，先后盗掘满清东陵中的定（咸丰）东陵（慈禧皇太后）、裕陵（乾隆）。他也因此名闻一时，并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

1930年他作为反蒋一方加入中原大战，失败后所部被张学良的东北军收编，番号40师，之后升第41軍（实际仅辖1个师）军长。

孙殿英（1889—1947）河南永城人。自称明末抗清名臣孙承宗后裔。幼年就读私塾，因与同学吵架被老师批评，愤而放火烧校舍，被退学，时年7岁。成年后成为赌徒，并染上鸦片烟瘾。后参加民间会道并成为首领，继而投军，担任副官、机枪连长等职，在军阀混战中先后转投不同派系。1925年，转投奉系张宗昌门下，被任命为师长。后参加奉鲁联军与国民军在居庸关南口的大战，获得赏识。1928年，张宗昌败北，转投蒋介石，被任命为十二军军长，驻守河北蓟县、遵化一带。他在此期间的盗掘满清皇陵行为因其上下贿赂，最终不了了之。1947年5月，孙殿英在河南汤阴被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虏。之后受到优待，9月30日因毒瘾引发的急病去世。孙殿英之子孙天义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翻译家。

孙殿英部军官查看盗掘出的慈禧太后凤冠

孙殿英部士兵从陵墓中搬运赃物（影视截图）

民国时期的清东陵，当时这里盗匪出没，许多人都觊觎其中的文物珍宝。1928年后，多次遭到盗掘。1945—49年间也遭到不断洗劫。1952年成立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后才完全制止了类似破坏。

孙殿英此时面对日军的大举压境，大骂“友军不友、义军不义”后，指挥部队开始抵抗日军。

孙部几乎没有重武器，就连最基本的步枪也不能足额装备，一些部队只能依靠大刀与敌肉搏。

孙部不少士兵是悍匪出身，跟随孙殿英多年，也沾染上了吸鸦片烟的恶习。

这些士兵抽足烟土后，不顾塞外严寒，赤膊向日军发起冲锋，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

就是这样一支军队，靠血气之勇和毒品麻醉，竟然让由日本九州矿工、农民组成，战斗力在日军中位列前茅的第6师团（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日军常备师团之一）当天未能前进一步，始终无法突破孙部战线。

当然，孙部也是付出了重大代价，117旅第2团1营几乎全员阵亡。

3月2日，孙殿英还亲自率领部队出城反击，夺取被日军占领的数座村镇，甚至还一度逼近了第6师团的前线指挥部。日军仓促集中勤杂人员和少数警卫部队应战，并向附近部队告急，待增援赶到后，才逼退了孙部。

午时12时许，孙殿英出城部队撤回赤峰。

日军骑兵第4旅团所属两个联队随即攻打赤峰城的东门和北门。

当天下午16时许，孙殿英指挥部的无线电台被日军炸弹摧毁，与所部另外两个旅失去联系。此时弹药、给养又无法得到补充，遂在请示张作相得到批准后，当夜撤出赤峰。

随即，日军占领赤峰。

孙殿英在几天后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描述说所部在赤峰城头杀得“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结冰”。并且还宣称自己的“三个团长阵亡两人，营以下各级主官伤亡十五人”（他的军下辖3个旅，只有1个旅在赤峰）。

尽管他的形容颇有夸大（参战团长并未阵亡），但当时的战况激烈却也属实。

赤峰战斗是第6师团在“热河讨伐”（中方称：热河战役）期间遭到的最顽强抵抗。（此处形容不包括之后的长城沿线作战。虽然日军将长城作战也算在“热河作战”当中，但由于长城线是当时河北、热河省界，因此在中方观点视之为有连续性关联的两次战役）

热河战役期间的日军骑兵，当时正值初春，天气还十分寒冷。

日本地图上的“满洲国”疆域，最南端以热河与河北省交界的长城线为“国境线”。图中左下方标注的“蒙古自治政府”也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

5月，长城沿线的战火停熄后，孙殿英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屯垦督办”，但因当地盘踞的马氏家族（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武力抗拒，未能赴任。

之后，孙殿英部退入绥远，遭到阎锡山部属傅作义的围攻，被剥夺军权。他随后隐居山西太原。

1934年5月，孙殿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顾问。

1936年6月，执掌华北政务的宋哲元任命孙殿英为察哈尔省保安司令。

全面抗战爆发后，改任冀北民军司令，队伍发展到1万余人。

随着战局发展，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察游击司令，吸纳旧部、散兵、投军青年学生，队伍进而扩充到2万余人。

孙殿英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也参加了一系列作战，表现一度可圈可点。

其所部与相邻的八路军一直关系友好，常有往来。彭德怀就曾与之会面，并称其是抗战时期与八路军关系最好的友邻部队。

为争取孙殿英不倒向八路军，1938年夏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新编第5军军长。

第二年初，孙部由冀南撤到豫北，在驻防区域与日军展开激战，一度挫败日军进犯，守住了黄河渡口。

1942年初，蒋介石怀疑孙殿英等驻太行山麓一带的国军与八路军过分亲密，另有一些还暗通日军，故而派遣军统少将处长文强以专员身份前往督查。

1943年4月23日，日军出动十几万人扫荡太行山区，孙殿英因遭到日军围攻而投降，所部随后编成“和平救国军”。孙殿英之后协助日军招降了大批国军，包括与自己不睦的第24集团军司令庞炳勋。

此后的孙殿英一方面利用相对安稳的环境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又秘密投靠蒋介石，同时继续保持与附近八路军的稳定关系。

文强（1907—2001），湖南善化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1925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1930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越狱回归，但受到怀疑并被处分。他旋即与担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离开。本想到上海寻找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但未果。后回湖南长沙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35年，经介绍加入浙江警官学校，结识戴笠，获得赏识，遂加入军统。1941年抗战期间，曾根据情报分析判断日军将会袭击珍珠港。1948年，担任湖南绥靖公署中将处长，脱离军统。后受好友杜聿明邀请担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1949年1月淮海战役尾声阶段与杜一同被俘。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关押期间，拒绝悔过，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在押战犯被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文强称毛泽东母亲为姑母，他也是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男主角之一杨立仁的历史原型。

庞炳勋（1879—1963），河北新河人，绰号“庞瘸子”。早年为冯玉祥部属，中原大战末期因形势所迫投靠张学良，期间偷袭友军张自忠部，结下宿怨。中原大战后被任命为军长，实际兵力仅一个师，且没有固定驻地，被视为杂牌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徐州会战，以一师之兵力在临沂阻挡日军头号主力第5师团，之后获得张自忠带领所部救援击退日军，因功晋升24集团军司令。1940年兼任河北省主席，指挥所部与日军开展游击战。1943年，因与所部失散并负伤，遂在孙殿英劝降下投靠汪伪政权。此后他充当了重庆国民政府与日伪方面的沟通者，因而在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追究。1949年赴台北，后与西北军名将孙连仲合伙经营餐馆为生。

1943年6月2日，日本《写真周报》刊出的合影，左一为庞炳勋，右一为孙殿英。

尽管他此时丧失了民族气节、唯利是图，实质上沦为日寇帮凶，但回望昔日，至少在1933年初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孙殿英还是对得起“中国军人”这一身份的。

他的部队几乎是热河境内唯一顽强抵抗日寇入侵的中国军队，也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他才能一时间得到舆论的齐声赞誉，让人们几乎忘却了那个曾被举国声讨的“东陵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