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家翻我的旧书，意外发现书中夹的一朵干花，一寸见方，灰色透明，花瓣脉络丝丝如缕，如蜻蜓轻纱般的翅膀。小时候我经常用顺手拈到的东西做书签，早春几朵紫花地丁，晚秋一片梧桐树叶，最多的是蔷薇花或者蜀葵花，用书压两天，就能成型。这朵花却很独特，完全没有故乡任何花草的影子。我只怔了一下，就想起来，它是从天山飞来的，二表哥寄给我的雪莲花。
一次看电视，无意中看到新疆马兰军营的白杨树林，好亲切，虽然我从未去过，但多年之后马兰这个名字依然刻印在心头，那是二表哥当兵的地方。
二表哥和我大哥差不多年纪，和我二哥一样的厚道笃实。孩提时，他们兄妹六个人每年都要分批到我家玩几天，据二表哥后来说，他们每个人都争着要过年后到我家走亲戚，为了名额可能得提前半年跟大姨预定。我的父母都是温和热忱的人，孩子们无拘无束，自在快乐。母亲会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父亲爱说笑话，再加上年龄不同的孩子，都能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好友，我们也因为表兄妹的加入更加的欢闹。至今记得大表哥爱把两只手捏得关节咔咔作响，在大冒热气的馒头锅中找糖包子，因为烫，他左右手不停倒腾，专注的脸在蒸汽中很朦胧。还有掌灯时分，二表哥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沉稳地和家人们闲话。煤油灯的光很黯淡，照着满屋子昏黄浓重的夜色，人影憧憧，但一屋子年少的面孔，欢乐的气氛，让冬夜温暖如春。二表哥眉目清秀，皮肤白皙，像我那沉默寡言的大姨夫。右脸颊靠近鼻子有一颗大痣，说话的声音很清亮，像大姨。
我那时候小，哥哥们都不带我玩的。我就和同来的小表姐看连环画《狐狸的脚印》，还有一本《马兰花》，讲大西北的一个关于马兰花的神话故事，我们最爱仿照画中的仙语：“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女孩子们扎堆一起喊，“请你马上就开花！”满堂的大笑。谁也不知道，在皖北那个小村的一群女孩子们的欢笑声中，冥冥之中有一种机缘注定，几年后，二表哥中学毕业去当兵，去的就是新疆马兰。
二表哥去马兰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他穿着军装，英姿飒爽地来我家看望母亲，印象中那个穿着打满补丁衣服的少年，在崭新威武的新军装里，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把我们的茅屋映得蓬荜生辉。我不敢认了，他脸上的痣提醒我，这就是那个和我们一起锄地的二表哥。他给母亲留了当兵的通讯地址，说会给家里写信。新疆万里迢迢，那时通讯只能靠电报和信件。于是，满怀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我开始代我母亲给他写家书。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九里沟中学的收发办公室，经常有一封牛皮纸信封，印着红色的新疆马兰某部队的字样，那是二表哥给我的回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几乎没有出过县城，二表哥是唯一一个在远方生活的亲人。
在信里，我读到了地图上看过的天山山脉、茫茫戈壁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背诵王昌龄的边塞诗时，仿佛能看到马兰凌厉的风沙，卷起漫天烟尘。二表哥是汽车兵，他开着卡车驰骋在辽阔的边疆，像古诗中策马扬鞭的戍边将士。那时候村里放映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新疆美景和真假古兰丹姆的故事在小伙伴的话题里火了起来。二表哥和他的信就成了我吹嘘的资本。我信马由缰地说新疆跟天堂一样美，天山山上全开着洁白的雪莲花。雪莲花是天山的雪水浇灌出来的，比雪还要白。小伙伴们将信将疑，我就写信给二表哥要他给我采天山雪莲。他说马兰这个地方都是戈壁，看不到雪莲花啊。我很失望，但我像个癞皮狗，每次写信都坚持索要雪莲花。也许被我一封一封的信催得多了，他无论去哪里出车都要留意雪莲花。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他夹在信里的一朵灰白的干花，说是拉练时在山顶上采到的，鲜的不能寄，只能压成干花。薄如蝉翼的花瓣，晒得枯灰，毫无一点雪莲花的雪色，但我还是非常非常兴奋——我终于亲手触摸到天山来的雪莲了，仿佛还闻到了雪域高原的清芬。这是我接收到远方世界的第一件珍贵的礼物，却没显摆出来。也许是花朵不像我吹嘘的那样白，或者是花瓣太薄太脆，怕小伙伴弄坏了，少女的想法，就是这么变化无常。
就两年的工夫，二表哥在部队立功，提干后考到昆明一所军事学院，一下子从遥远的大西北去了遥远的大西南。考上大学后，也许是功课繁忙，也许是老山前线战事紧，他的信写得少了，但昆明四季如春的美景还是会出现在他的信里。他写信总让我好好学习，考大学，去外面看看世界。我给他写信，总是要问他老山前线怎么样了？歌曲《血染的风采》传唱大江南北，我们这一帮小孩子被老山前线的宣讲故事鼓动得群情激昂，做梦都想去当兵，恨不得立刻去蹲猫耳洞。
二表哥的信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远方的窗。中国如此辽阔，二表哥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到昆明，这也给我很大的鼓舞。等二表哥转业回到老家县城，我已经去上海读书了。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写过信。每次匆匆回乡，大姨健在时，我和母亲都会去看大姨，但没怎么和表姐表哥们见过面。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前年秋天，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久违的表哥表姐们。表姐们变化比较大，两个表哥却没有多少变化，尤其是二表哥，可能是当过兵的缘由，看起来非常年轻挺拔，眉宇间还是少年时的敦厚朴实。多少年不曾见面，虽然他把脸上那颗大痣做手术切掉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二表哥感怀我父母对他们种种的好，说他们读书的学费都是我家出的。而且大表哥当年跟我父亲在学校读书，周末都是住在我家的。他有一次弄丢了我爸新买的自行车——上世纪70年代，一辆新自行车多么珍贵，堪比现在丢了辆汽车，父亲居然没有责怪他……这些事我都不知道，父母从未提及。大姨是母亲唯一的姑表姊妹，都是独女，两家格外亲。大姨家在砂礓遍地的高岗，地贫瘠，孩子多，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苦，常闹饥荒，衣物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但每年她家花生和糯高粱下来，总要先挑最好的送我家。母亲劝大姨要孩子们上学，自己“睁眼瞎”，进城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下一辈可不能。大姨说，嘴都顾不住，还讲什么念书？但她还是听了母亲的话。我只知道两个表哥靠读书改变了命运，表姐们都念过书，没吃过文盲的苦。却不知道原来背后还有我父母的默默资助。二表哥给父亲棺椁磕头，眼角闪过泪光。我也打心眼里感激二表哥旧事重提，让我对我的父母了解更多，改变了我对父亲情感狭隘的偏见。
有人说世界的尽头是故乡，对我来说，一旦回到故乡，那些在外奔波的几十年岁月就化为风烟，我仿佛从未离开过脚下的土地。表兄妹们彼此面对面毫无隔膜，依然是少年时热烈的情谊。回上海之前，二表哥拎了一大包家乡特产来送我，那包好沉，我差点没拎动。
作者：魏芳芳
文：魏芳芳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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