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其他病毒动辄几千年的古老历史，HIV只能算是病毒庞大家族中的新生儿。

从1981年美国诊断出第一例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AIDS）至今，HIV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不过短短三十年，但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恐慌与伤痛，并不亚于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病毒。

电子显微镜下的H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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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艾滋病一直以社会性疾病的面目出现，既与复杂的社会议题紧密相连，又作为一种隐喻象征某些身份或行为，社会对艾滋病的讨论远超出了其作为一种生理疾病本身的范畴。

因此，我们将它放在天花、狂犬和脊髓灰质炎病毒之后，作为第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病毒来进行解说。

01

三十年，从未放弃过的溯源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病毒，在第一例病症被确诊之前，人们对HIV一无所知。

1980年秋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学家，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这是一种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的真菌肺炎，5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都是同性恋者。

1981年6月5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发了戈特利布的短文《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文中说：这种病凶多吉少，病因不明。

1981年《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关于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随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道了相关消息。这是医务界对艾滋病广泛关注的开始。

从此，科研人员开始寻找艾滋病毒HIV的源头。

1980年夏天，一位兽医学者菲丽丝·卡吉发现，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这个发现比第一例艾滋病确诊的时间还早，在当时并没有人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1985年，HIV溯源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猴子身上有HIV的亲戚，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随后，研究人员在非洲绿猴身上也找到了SIV。

非洲绿猴分布广泛，包含好几个大类，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不发病。科学家们据此推测，这种病毒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已经有几百万年了。

非洲绿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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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在塞内加尔，卡吉等人从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样中，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毒，由此确定人感染的HIV类病毒不止一种。

随后，他们又找到一种HIV病毒，但与美国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瞩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种相对不太凶恶的地方病。科研人员很快弄清楚了HIV-2的来源——非洲烟熏白眉猴。

目前发现的HIV族群中，HIV-1分为3个家族，而HIV-2分为9个家族。12个家族迥异，意味着，独立的兽传人事件，至少发生过12次。

由于HIV-1感染性最强，人们尤其关心HIV-1的来源。

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丽娜·皮特斯团队发现几只黑猩猩也携带SIV病毒，与HIV-1更相近。黑猩猩或许是来源？

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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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从1959年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保存的人体组织中，找到了HIV-1。不久后发现：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体样本中也发现了HIV-1。两份样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这是人们探寻到的最早的HIV样本。

HIV抗体阳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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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千里奔赴，前往热带雨林寻找源头。

2000年，科学家先是从坦桑尼亚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体。随后，在喀麦隆东南部的猩猩身上，发现了最为接近HIV-1的病毒。

这对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内的雌性黑猩猩及初生猩猩，猩猩妈妈证实带有猿猴免疫力缺乏病毒S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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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编号LB7的猩猩身上的病毒，与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当电脑显示结果时，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和欣喜：“这些结果不是编出来的，太过美好了！”

2006年7月，《科学》发表了这一结论：HIV-1的疫源地是喀麦隆东南部的雨林。

02

六十年，悄无声息的扩散

在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并确定这是一种传染病之前，HIV在人群中的扩散悄无声息。

在非洲，一些感染了病毒的黑猩猩被丛林猎人捕杀，身体里的病毒通过血液过渡到猎人身上。由于HIV的潜伏期比较长，半年到十五年不等，漫长的潜伏时间足够让自以为健康的猎人感染者通过一系列“扩大器”使HIV的传播愈演愈烈。

这些“扩大器”可能包括红灯区、同性恋以及非洲一些独特的仪式（比如，共用一把匕首的割礼）。如果不是这些“扩大器”的存在，HIV不会变得像今天这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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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艾滋病的传播，涉及黑猩猩、猎人、妓女、注射器、卖血者、邪恶的殖民地立法者以及殖民地医生。

从非洲中部丛林的一只黑猩猩到一名从扎伊尔动身返家的海地官员，再到美国加州同性恋酒吧的几十名同性恋者，在传播了大约60年之后，人类才最终发现艾滋病病毒（HIV）的存在。

而在这段时期内，HIV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等人们意识到它出现的时候，HIV就已经成为了恐怖片的主角，阴云笼罩了整个欧美大陆。

2012年HIV-AIDS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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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的HIV感染就已从特定群体蔓延到了普通大众，但媒体起初的报道将之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使用“同性恋癌”一词，让同性恋人群惶惶不可终日。艾滋病患者也因此被大肆污名化，绝望无助。

把某个群体与病毒紧密联系，显然是不公正的：一方面是对这个群体缺乏尊重，另一方面也扭曲了人们对病毒应有的认知。

媒体缺乏客观的引导，强调了人们应该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滥交和异端的标签的同时，却没有足够警示“高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

也因此，更多的普通人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堕入深渊。

加拿大魁北克谢布鲁克大学的传染病专家雅克·佩因就在他的著作《艾滋病起源》中指出，他可能在不知情情况下让自己的一些患者感染了病毒。

这还要从他是医生的时候说起。当时的医院通常使用高压灭菌器来为玻璃注射器进行消毒，但由于设施问题，医院经常断电，护士们只能用沸水烫煮的方式进行消毒。后来，佩因接受采访时说：“当时，我并不太在意注射器被煮了多长时间。”

正是由于这段当医生的经历，佩因将导致艾滋病急速扩散的矛头指向了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前殖民地医生针对梅毒、雅司病、麻风病、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发起的根除行动。当时，他们全都使用注射器，因为手头的抗生素药片不多或者价格昂贵。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从起源到第一例确诊，艾滋病在人群中悄无声息地潜伏了60年，却在被发现之后短短数年的时间里，成为笼罩在全世界心头的疫魔。

03

艾滋：被隐喻化的疾病

苏姗·桑塔格认为，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往往象征着一种有缺陷的人格与道德上的瑕疵。她说：“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苏珊·桑塔格，后来著有另一部代表作《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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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突然出现并迅速传遍全球已足够让人恐慌，最初的患者群体又比较特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艾滋病被视为“同性恋者的癌症”（Gay cancer）。另外，当时也有宗教团体称“艾滋病是上天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因此，在这个时期，一个人对艾滋病歧视，可以等同于其对同性恋憎恨的象征性表达，甚至于对性解放运动的保守立场。

韦伯（Max Weber）曾引用约翰·卫斯理（Wesley John）的话：

“增加了的财富的占有者必将接受财富的诱惑，人们变得不那么禁欲了，人们变得追求骄傲、对现世的爱、享受。以禁欲和对上帝的爱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变得功利主义了。”

渐渐地，性解放背后所体现的对欲望、快感的追求，也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象征。

可以看出，艾滋病从一开始所代表的就不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当社会大多数人开始认可这种隐喻时，疾病的社会属性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更加引人关注。

在中国，艾滋病的社会属性更为明显。

对于中国人来说，艾滋病来自他国。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了一名美籍阿根廷人HIV抗体呈阳性。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随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一文，就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此后14年间，艾滋病都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疾病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出现。国内的病毒携带者被归咎于他们采取了资本主义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彼时，“爱资病”这样的译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感染风险也通常与“外宾、归国人员、边境居民、外国人”等形象相联系。

到了90年代，艾滋病的隐喻已经和“追求性自由”“资本主义无节制的欲望”密不可分，因此在这一时期，为避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性革命，主流媒体便在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与性道德方面大做文章。

性社会学研究者潘绥铭认为，艾滋病在当时被当成是千钧一发之际整肃性道德的工具。于是，艾滋病成为“有不良作风问题的、沾染资产阶级自由习气的花花公子”的疾病。

另一方面，90年代的中国，由于贫困和当时对有偿献血的鼓励，中原农村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血液买卖市场。缺少安全的卫生条件，针头混用等不规范的操作导致交叉感染，艾滋病疫情由此蔓延。

安徽省阜南县一个“艾滋村”，医疗人员抽空去探访感染者。

© 腾讯 / 卖血村的后艾滋生活

由于较为漫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大范围交叉感染的严重性到千禧年之后才暴露出来。2000年8月，国内媒体界首次披露艾滋村，《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国难当头》一出，举国震惊。

世纪之交，恰逢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人的视野，并且与城市人形成了一种生活资源上的竞争关系。排外心理加上艾滋病在卖血农民群体中泛滥的报道，农民工似乎“理所当然”成为这个时期艾滋病病毒的新“宿主”。

迅速地，农民工与艾滋病画上了等号。

今天，艾滋病在治疗与控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携带者只要在药物辅助下，将病毒数控制在低水平，完全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由于艾滋病致死性、可传染、不可治愈的特点，以及长久以来人们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艾滋病的社会属性依然比它的自然睡醒更加引人关注。

04

红丝带：HIV感染者的人性关怀

1987年，戴安娜王妃与一位艾滋病患者握手时没有戴手套，当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对她肃然起敬，因为她是全世界第一个对艾滋病患者表示关怀的公众人物。

在密德萨斯大学医院（Middlesex Hospital）的艾滋病病房，戴安娜王妃与病患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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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HIV和艾滋病可以通过与他人偶然的身体接触等接触传播。

当她如此行的时候，她的举动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她也是满心的喜悦。也正因为她突破性质的做法，让全世界人民对艾滋病有了重新的认识。

留意过艾滋病宣传栏的人，一定对宣传画上鲜艳的红丝带记忆深刻。

1991年，以纽约画家帕特里克和摄影家艾伦为首的15名艺术家成立了一个叫作“视觉艾滋病”的组织，希望创造一种视觉象征，以示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

当时正值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许多小镇的居民喜欢悬挂或佩戴丝带以表示对远在海湾地区美国士兵的支持。艺术家们从中获得灵感，选择了代表生机、激情和鲜血的红色作为丝带的颜色。这些艺术家用红丝带来默默悼念身边死于艾滋病的同伴们，倡导尊重艾滋病患者人权，推广预防艾滋病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此后的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齐声呼吁人们的理解，一条长长的红丝带被抛向会场上空，支持者们将红丝带剪成小段，并用别针将折叠好的红丝带别在胸前。

红丝带从此成为艾滋病防治的象征，它象征着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关心与支持，象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平等的渴望，象征着要用“心”来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