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骂过、怼过的人不计其数，涵盖政界、军界、学界多个领域。

他骂人从不拐弯抹角，刀笔犀利到入木三分，令被骂者一听就感觉无地自容。

但他直来直去的行事风格，直言劝诫的脾气秉性，却在国民党及老蒋这里变了模样，碰了壁。

作为中国文坛的一支笔，鲁迅站在了底层老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一旦出现了他看不惯的人物、事物，他就“痛下杀手”，不论是文人同道还是贪官污吏，一律带上自己的笔名，把文章登报一发，骂就完事了，旁人看了，爽就完事了。

就比如，徐志摩、胡适、戴笠等人，都被鲁迅骂过。

鲁迅与蒋介石，一位作家，一个政客，两人看似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实则有些渊源。

一来，他们都是浙江人；

二来，他们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三来，他们都担任过敢死队的队员；

四来，两人都很尊崇孙中山。

所以，即便两人并未有实质性的交集，却像故人一般。

除了这些客观因素，鲁迅和蒋介石早年间的志向，出奇的一致。

1903年，22岁的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剪掉发辫，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6年后，22 岁的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写下了一首抱负相同的打油诗。

诗取名为《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两首诗中可看出，鲁迅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一些惺惺相惜之情。

1926年10月20日，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第一次提及蒋介石的名字。

那时，正值鲁迅思想的巅峰期。

信件中虽只有只言片语，却不难看出鲁迅对蒋介石的支持，他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

将蒋介石与吴佩孚摆在一起，等于认同了蒋介石的能力。

那么，他从何时开始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的呢？

具体点说，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

蒋介石势力扩大，国民党开始剿共，鲁迅对反动派的做法嗤之以鼻，与老蒋的政治思想产生严重分歧，态度也有所转变。

以此为界，鲁迅与蒋介石逐渐分道扬镳。

到了后来，鲁迅与国民党内部人员，可以用水火不容四个字来形容。

鲁迅处处与他们作对，1930年2月1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气急败坏，把“堕落文人”的帽子扣在了鲁迅的头上，还联合国民党总部下发通缉令，企图恫吓鲁迅，灭一灭鲁迅的气焰。

我们的孺子牛自然没在怕的，但也在通缉令贴出后，嗅到了一丝危险。

上海《申报》的总经理、总主笔史量才，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与鲁迅不相上下，遭到了反动派的暗杀。

国民党对大人物的威望和名声其实不怎么在乎，暗杀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通缉令一出，鲁迅就明白了，这是叫他谨言慎行的意思。

为避免牵连别人，鲁迅独自一人前往日本避难，居住在好友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3月19日去的，至4月19日回家，待了31天。

回国后，左联不少作家惨遭毒手，鲁迅只好偃旗息鼓，不再与国民党正面拼杀。

这份通缉令下达近7年，鲁迅都没有被缉捕，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

在社会公众眼里，蒋介石很重视知识分子。

蒋介石本人确实热爱传统文化，尊重肚子里有墨水，脑子里有想法的文人，再加上鲁迅与老蒋的老家相距不足150公里，从始至终，不管再怎么政见不合，他都带着好感滤镜去对待鲁迅。

所以，鲁迅才能在暗潮汹涌的国共对立时期，安然无恙地继续发文、演讲。

这个结论不是没有依据的。

1930年年底，一位告密者写了一封密函给蒋介石，揭发鲁迅披着周豫才的马甲，当上了教育部的特约撰稿员，一连数年拿着国民政府大学院的津贴，把大伙儿蒙在鼓里。

老蒋看完密函后，不仅没有愠怒，反而有一丝欣喜，询问来函者是否认识部门中与鲁迅相熟的人，想要借别人之手搭桥，与鲁迅这位老乡见上一面。

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表示，自己很开心能和鲁迅共事，还承诺鲁迅，如果愿意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他愿意当即解除通缉令。

当然，鲁迅并没有理睬他。

鲁迅有没有写文骂过蒋介石？

写过，但从来没有以真名的形式骂过，且通常骂的很隐晦。

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拿秦桧与蒋介石作对比，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精忠报国的岳飞，而蒋介石杀了“案情谁也不明白”的柔石。

比秦桧更过的是，蒋介石逮捕柔石后，竟想要顺藤摸瓜地把和柔石仅有一份印书合同的鲁迅，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桧杀岳飞，岳飞弥留之际说，后悔没有听信金山寺道悦和尚的话，给道悦招来了杀身之祸。

道悦高僧没有逃，选择了坐化。

鲁迅有相同遭遇后，觉得道悦的反抗太过消极。

鲁迅不喜欢自投罗网，坐以待毙的感觉，在通缉令下发后，他才会东躲西藏，这不代表他向恶势力低头了，也不代表他臣服于蒋介石了。

鲁迅想的是，隐蔽、保存自己，才能更好的战斗。

这种韧性的战斗主张，对于被动的共产党来说，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趋同。

冯雪峰的回忆录里有很多关于鲁迅的回忆，其中，提到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的事。

李立三建议鲁迅以周树人的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

鲁迅直接拒绝了，他的理由是：“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国外去当寓公。”

逞完英雄后，鲁迅大概率会被封杀，无法继续拯救中国和民众，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亏了。

倘若鲁迅真的冲动行事了，他的很多佳作，可能就不会问世了。

综上所述，鲁迅的思量很妥当。

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员爱读鲁迅的文章。

当时，有一个日本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也许，正因为某些契合的地方，鲁迅与蒋介石纵使矛盾再激烈，也不至于闹得太难看。

他们俩，属于既对立又统一，实在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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