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MeToo一周年：女性的处境变好了吗？

去年年末，一场反性侵的女性平权运动席卷全球。世界各地的女性打着“#MeToo”的标签，讲述着自己受到的性侵犯或性骚扰经历。在这一运动被拉下马的，不仅有神通广大的行业大佬，也有权高位重的达官显贵。与其说它关于性，不如说关于权力。

一年过去了，“#MeToo”运动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女性的处境有没有变好？在此，我们回顾欧美等地区#MeToo运动一年以来的主要事件和争议。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The Handmaid's Tale Season 2，2018）剧照。

“#MeToo”(“我也是”)短语最先来自于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2006年，塔拉纳·伯克在聚友网上最早使用了“Me Too”这一短语。当时有一位13岁的少女向伯克倾诉曾遭受的性侵犯，而她不知该如何回应。这一经历启发她开始使用“MeToo”一词，伯克说她希望可以这样回应那位想要倾诉创伤的少女：我也是受害者。

#MeToo运动发起人塔拉纳·伯克（左）和艾莉莎·米兰诺。

受到了伯克的启发，去年10月15日，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写到：

“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的状态，那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当时，好莱坞的韦恩斯坦性丑闻正在不断发酵，米兰诺的推特激起了社会女性的强烈共鸣。在米兰诺发布的当天，“#MeToo”短语在推特上就被使用了超过20万次，一天后被使用次数超过了50万次。在脸书上，在最初的24小时内，超过470万人在1200万个帖子中使用了这个标签。该平台报告显示45％的美国用户有一位使用标签的朋友。

#MeToo运动从娱乐界起步，以燎原之势遍及了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根据彭博社的保守统计，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已有425名行业领袖或社会名流在#MeToo运动中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指控。

各行业领袖或社会名流在#MeToo运动中被指控数，据彭博社2018年10月。

撰文  |  李永博

好莱坞，这场女性平权运动的滥觞

关键词：韦恩斯坦效应、凯文·史派西、Time's Up

好莱坞是这场女性平权运动的中心。去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先后披露好莱坞影业大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鱼肉众多好莱坞名媛，三十年来有大量不轨行为。如今被曝光的受害者已超过40名，韦恩斯坦身败名裂，但他的性丑闻只是这场全国性清算的导火索，大量好莱坞名人纷纷落马。

去年10月30日，美国演员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受到另一位演员安东尼·瑞普（Anthony Rapp）的公开指控，瑞普声称在他14岁时史派西意图性侵他。此后，其他男性也陆续宣称史派西试图强奸或对他们施暴。受此影响，《纸牌屋》制作方 Netflix 宣布将第六季里凯文·史派西的戏份全部删除重拍，史派西剧中的夫人成为了新的女总统。尽管如此，在剧集大量压缩的情况下，《纸牌屋》最终季仍然逃不过烂尾的结局。

韦恩斯坦（左）与凯文·史派西。

在史派西之后，整个好莱坞面临着了一场大清洗。六次获得艾美奖的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被指控强行要求女性观看他手淫。另一位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被控在14年前下药强奸一位女性，今年9月被判罪行成立，面临3到10年的牢狱。

六名女性指控《X战警3》《尖峰时刻》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Brett Ratner）有性骚扰行为后，华纳兄弟宣布与他解除合作关系。导演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则被38名女性指控对她们“潜规则”。此外，被匿名举报长期对员工有性骚扰行为后，皮克斯和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大佬约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公开道歉并离职反省。伍迪·艾伦也由于卷入到早年性侵养女的丑闻，他的新电影的发布被亚马逊无限期推迟。

韦恩斯坦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让这座浮华之城坐实了道德沦丧的滋生地。同时，好莱坞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这场女性平权运动的滥觞。300 多名重量级的女演员、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娱乐界的高管联合发起了Time's Up（“是时候了”）行动，筹募资金帮助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站出来，还在今年年初的金球奖的红地毯上集体身着黑衣，引发人们对好莱坞以及其他职场性骚扰行为的关注。

《性侵犯的历史》

作者：乔治·维加莱洛 

译者：张森宽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年3月

作者是法国学者，研究纵跨法国几十世纪，从大革命的王朝时期对性暴力的宽容，到十九世纪对精神暴力的认识，直到1997年法国为进一步保护儿童而采取的国内大搜查行动。

体育明星的“性丑闻”

关键词：美国体操队队医、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今年年初的一场法庭宣判震撼了全美的体育界。四届美国奥运体操队的领队医生被判175年的监禁生涯。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是业内著名的体育医生，四次随美国国家队出征奥运会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职，#MeToo运动让这起2016年的案子重新浮出水面。在一周的法庭庭审中，先后有 156 名女性走上了证人席，在电视直播下大声地讲出了自己曾经的受害经历，这些人中不少已为人妇人母，有的还没有成年，还有知名的奥运奖牌选手。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体操协会的领导层也因此引咎辞职。

 

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在法庭接受审判。

最新一位卷入性侵丑闻的体育名人是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去年4月，德国《明镜周刊》爆料一位来自拉斯韦加斯的女性匿名指控C罗曾在2009年强奸了自己， C罗对此矢口否认。今年9月，《明镜周刊》的调查团队再次公布了最新的案发细节，而这位叫凯瑟琳·马约加的女性也首次曝光了自己的真面目。

模特凯瑟琳·马约加声称在2009年参加了C罗在拉斯韦加斯的派对。在她准备去更换泳衣的时候，C罗尾随她走进了更衣室，并强迫她发生了性关系。根据马约加的说法， C罗在事后很内疚，向她跪下道歉，问她是不是受伤了。C罗还说：“我99%的时间里都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不知道剩下的1%里会发生什么。”

马约加在事发后选择了匿名举报，她知道起诉世界知名球星意味着她将曝光在镜头下，每天被各路媒体围堵。她不想自己的余生都出现在报纸头条上，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多困扰。因此当时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C罗支付了37.5万美元的封口费。

控方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说，时隔九年马约加选择自曝身份要求翻案，是受到了#MeToo运动的鼓舞。女性不再沉默，指控曾经伤害她们的有权有势的名人给了她站出来的勇气。C罗回应称曾与她发生性关系，但不承认是强迫行为，这起案件仍然在审理中。

想念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年

关键词：瑞典文学院性丑闻、诺贝尔奖

#MeToo运动激发了大量的女性写作，女权运动人士和女性主义作家通过文字告诉普通女性为什么要打破沉默，让社会感受女性愤怒的力量。《使女的故事》等经典小说被搬上银幕后成为了新的文化符号，穿着使女服饰的示威女性遍布欧美。然而，#MeToo运动对文化领域最直接的冲击莫过于取消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使女的故事》
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陈小慰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

使女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被当作“有用的容器”。《使女的故事》里，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圣经·创世纪》中拉结和使女辟拉的故事，构建了一个荒诞离奇却有史可依的未来世界。

瑞典文学院在今年5月4日宣布，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推迟到2019年颁发。去年11月以来，瑞典文学院深陷性丑闻的风波。18名女性指控知名艺术家让-克洛德·阿尔诺对其进行了性侵，阿尔诺正是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除此之外，他还在瑞典文学院的资助下运作着一个文化项目。

这18起性侵指控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部分指控发生在瑞典文学院所持有的房产中，而受害者甚至包括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阿尔诺还被指违反诺奖保密规定，至少七次在官方宣布之前泄露诺奖得主的身份。

在阿尔诺性侵丑闻曝光后，瑞典文学院备受争议。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18位终身院士就如何处理这些指控进行辩论，但产生了分歧。随后，7名院士于今年4月辞职，以此抗议文学院并未作出开除其妻子弗罗斯滕松的决定。瑞典文学院院士是终身任命制，一般不允许辞职，但院士可以让他们的席位保持空缺。近半数席位的空缺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无法正常运作。

阿尔诺和妻子弗罗斯滕松。

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除了世界大战的六年外，只有一年没有颁奖。此次的性丑闻是对其最大的一次打击。学院临时常任秘书安德斯·奥尔森称，需要在选出下一位获奖者之前花时间重建公众对瑞典文学院的信任。今年10月，阿尔诺被判有罪，即将面临长期的牢狱生活。

诺奖官网发布的通告。

一个月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刚果民主共和国医生丹尼斯·穆奎吉和伊拉克女孩纳迪亚·穆拉德，似乎是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缺失的回应。25岁的穆拉德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曾一度沦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性奴。穆拉德在侥幸逃脱后勇敢地揭开自己的伤疤，向全世界讲述自己的遭遇，并为那些还在“伊斯兰国”组织魔掌中的族人发声。

媒体和出版业的“自我检举”

关键词：《时代》年度人物、电视界大亨莱斯利·蒙维斯、纽约书评主编

去年年底，《时代》杂志把2017年的年度人物颁给了揭露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 《时代》周刊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尔说，“打破沉默者”成为了一个标签、一场运动、一次反思。但它起源于充满勇气的个人行动，伟大的社会变化大都如此。

作为这场社会运动的推手，媒体也不得不揭露自己的丑事。ABC著名记者马克·哈勒佩林、音乐杂志《Billboard》的执行官斯蒂芬·布莱克威尔、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当家评论员奥赖利（Bill O'Reilly）、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总裁迈克尔·奥莱斯基都因此丢了自己的工作。

今年9月，美国的电视界也出现了一位可以和韦恩斯坦匹敌的重量级性丑闻主角。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对外发布公告，宣布公司主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莱斯利·蒙维斯（Leslie Moonves）因“不当性行为”离职。

对蒙维斯的性骚扰指控来自《纽约客》的记者罗南·法罗，他也是最早披露韦恩斯坦性侵事件的记者之一。他在今年7月的报道中指出，有6名曾在蒙维斯手下工作的女性披露了她们遭遇蒙维斯性骚扰的故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头十年。她们指称蒙维斯曾在会议期间强行与她们身体接触或者接吻，在遭到对方拒绝后，蒙维斯会以对方的事业前程作为威胁。

蒙维斯不仅自身深陷性骚扰指控，他在CBS的员工下属也不乏有性骚扰丑闻。在6名女性指控蒙维斯的同时，另一名CBS女性员工也对CBS主打新闻节目《60分钟》的监制人杰夫·法格尔（Jeff Fager）提出控诉，指责对方对自己有过不当性行为，而法格尔曾是蒙维斯的直接下属。早些时候的去年12月，《CBS今晨秀》的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也被指控性骚扰过27名女性，其中14名是CBS的同事，丑闻曝光后他遭到了解雇。

电视界大亨莱斯利·蒙维斯（左）和资深记者查理·罗斯。

电视圈巨头蒙维斯的倒台颇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自己就是#MeToo运动的高调支持者。去年12月，他还帮助成立了“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并促进平等委员会”。在委员会成立之前一个月，蒙维斯在一场会议上发言称，一个公司的文化必须要杜绝这种现象，但这也是最难的部分，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同样在今年9月，纽约书评因发表加拿大音乐人戈迈斯（Jian Ghomeshi）的文章《对标签的反思》而陷入争议。戈迈斯曾被指控性骚扰多名女性，但在2016年，他逃脱了所有指控，被判无罪。

戈迈斯的文章发表之后，纽约书评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判断指控对错的权力，自己所知道的是戈迈斯被判无罪，且没有证据证明他犯下罪行。这番力挺戈迈斯的言论激起了更多要求他卸任的声音。9月19日，布鲁玛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辞去了纽约书评的主编。

《违背我们的意愿》 

作者：（美）苏珊·布朗米勒 

译者: 祝吉芳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

布朗米勒的《违背我们的意愿》自1975年出版以来持续处于热销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所援引的丰富史料，从神话法典到战争骚乱，从种族问题到权力胁迫，用冷静的笔端重述骇人的真实。

科技公司的“性丑闻”

关键词：“安卓之父”、谷歌、优步

美国硅谷常被视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科技界往往能更加包容多元的声音，科技产品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次的#MeToo运动把光鲜亮丽的硅谷画卷撕得粉碎，这其中包括了一直以阳光透明著称的行业龙头谷歌。

今年10月，《纽约时报》根据谷歌内部文件和诸多员工的口述，证实了“安卓之父” 安迪·鲁宾（Andy Rubin）在四年前离开谷歌的真实原因。当时一位谷歌女员工在公司投诉，已婚的鲁宾与她保持婚外性关系，并曾在2013年强迫她提供口交服务。

“安卓之父” 安迪·鲁宾。

谷歌在进行调查之后证实了性骚扰指控，并要求鲁宾离职。为了维护公司的良好形象，谷歌在离职报告中只字不提“安卓之父”的性骚扰事件，还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在之后的四年里，谷歌还向鲁宾支付了总计9000万美元的遣散费，并投资了鲁宾创办的风投基金。

这不是谷歌第一次用掩人耳目的方式包庇下属。在过去十年间，谷歌至少有三名高管遭遇过性骚扰指控，谷歌或者重金礼送，或者置之不理，对这三名高管的性骚扰指控都实施了封口。

另一家位于硅谷的公司优步（Uber）也在2017年初遭遇了性丑闻带来的高层动荡。前优步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控诉老东家的包庇行为。她说自己遭到经理们的歧视和性骚扰，包括一位公司高管。优步选择包庇高管，并最终逼迫她离职。文章曝光后优步的社会声誉大受打击，半年间有10多位高管离职，包括优步的创始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

不仅如此，科技圈内的男性权力崇拜丝毫不亚于其他行业。《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揭露了在旧金山湾区和纳帕山谷进行的“滥交派对”，参与者中的男性都是科技圈最有权势的投资人和高管，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性则从事工程师、营销和公关等职位。在酒精、致幻药物和狂欢舞曲的伴奏下，不对等的性别关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罪恶滋生的纸牌屋

关键词：美国#MeToo法案、威斯敏斯特宫丑闻

#MeToo的大火还烧到了政界，从美国到欧洲，各地政要受到大量的指控。美国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主席斯蒂芬·比特尔在被控对女性有不当性评论和行为后辞职。两位明尼苏达州议员达恩·舍恩和托尼·科尼什被控抚摸挑逗女性同事，并发送色情短信，他们也相继离职。肯塔基州众议院议长杰夫·胡佛、参议院议员埃尔·弗兰肯、众议院议员约翰·科尼尔斯等都受到过性骚扰的指控。

这些指控中甚至还包括不久前去世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被7位女性指控于近些年合影时轻拍她们腰部以下位置。老布什当时已通过其发言人再度向“被其冒犯的任何人”致歉，并表示由于老布什用轮椅代步，因此当他与别人合影时，其胳膊会下落至他人腰部以下位置。

美国国会山饱受性骚扰的非议之时，众议院议员斯皮尔（Jackie Speier）带头发起了#MeToo法案的动议，目的是改善性骚扰投诉的立法程序。在原先的程序下，性骚扰的投诉需要经过经年累月的时间才能被立法部门归档，#MeToo法案确保整个程序缩短至最多180天以内。立法机构还要向大众公开性骚扰投诉的处理意见，蓝领工人、实习生和临时劳工也能首次受到该法案的保护。

去年10月，欧洲议会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回应#MeToo运动。来自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的议员分享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例，讨论有哪些措施可以减少社会对女性的性暴力。欧盟议会和欧盟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也相继爆出过性骚扰丑闻，受害人集中在办公室的女性助理和实习生之中。

好莱坞的性丑闻爆发之时，正为“脱欧”伤透脑筋的英国议会也面临了一场大规模的性丑闻危机，先后有30多名男性议员被指行为不检点。按照英国法律，英国议会中的女性工作者属于自由职业者，平时没有投诉举报的正常渠道。受到#MeToo运动的号召，不少女性工作人员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自己在政治职场遭遇的性骚扰。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举报，这些不同党派的议员会在电梯和出租车上对女性“动手动脚”， 对秘书露骨调情，甚至在外召妓。被举报的议员中不乏英国政界的核心人物。英国国防部大臣迈克尔·法伦在遭到多名女性的指控后引咎辞职。政府二把手、首相特雷莎·梅的亲信达米安·格林被控骚扰女记者，并被爆料早年在电脑中藏有色情照片。格林在去年年底辞去了内阁职务。下议院议员马克·加尼尔则承认自己让女秘书帮妻子与情妇购买情趣用品。工党议员卡尔·萨金特在被控性骚扰后，失去了威尔士政府社区和儿童内阁大臣的职位，并据信因此自杀。

沉默的日本与抗拒的法国，

#MeToo运动遭遇的阻碍

关键词：伊藤诗织、100名法国女性的联名信

尽管#MeToo运动看似在各行各业有着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尽管#MeToo标签传遍全球，已被至少85个国家使用，但不是所有地区都对#MeToo敞开怀抱，接纳这套诉求正义的程序和女权平权理念。日本的冷淡与法国的抗拒为我们理解这场社会运动提供了另外的观察视角。

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在#MeToo运动上的表现接近于一片死寂。直到今年4月，#MeToo才对日本政坛造成了微小的触动。由于性骚扰指控，日本财务次官福田淳一请辞，但他本人仍然否认任何指控。在这之后，日本社会又陷入了持久的静默。

#MeToo运动对于日本而言仅仅是昙花一现，并不是因为性骚扰很少在日本发生。201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还显示，在全职或兼职工作的女性中，30%的人表示自己曾经受到过性骚扰。

2016年，BBC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日本之耻》的纪录片，讲述了女记者伊藤诗织被上司山口敬之强暴后，如何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BBC称其为“打破日本沉默的女性”。

在2015年被性侵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伊藤诗织先后多次向警方起诉山口敬之，东京地方检查厅一直以犯罪嫌疑不足为由不予起诉。2017年，伊藤诗织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日本全国控诉山口敬之的犯罪事实，仍然没有得到日本社会的积极回应。调查员甚至告诉她这样状告电视台的分局局长，以后都别想在日本做记者了。

伊藤诗织讲述自己被性侵经历的书《Block Box》。

伊藤诗织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压迫，她说日本并不缺少站出来的女性，但整个社会希望她们保持沉默。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中，日本媒体选择了噤声，主流媒体没有报道该事件，也没有批判检察机关的做法。反而，伊藤诗织收到了很多抨击其言论的邮件。

“性”和“强奸”在日本文化中一直是禁忌，女性不被允许去谈论这样敏感的话题。此外，日本女性从小被教育表达不要说“不”，明确的否定性表达常被看作是对他人不得体的冒犯。相比而言，在韦恩斯坦事件中，众多女性打出了“不就是不”的口号。暧昧的语言表达让日本女性在面对性骚扰时很难做出有效的抵抗，也让事后的控诉和维权变得格外艰难。

社会成见构建了日本女性的羞耻感，耻于说出自己被侵犯的遭遇，这也是为什么少数打破沉默的日本女性仍然呈现出一种天然的低姿态。而#MeToo运动能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正是由于社会解放了女性的羞耻感，同时让那些犯事的男性多多少少为自己的罪行心怀愧疚。

不同于日本的沉默，#MeToo在法国激起了强烈的社会讨论，支持者使用“#BalanceTonPorc”（“ 揭发你的色猪”）的法国式标签来鼓励人们对外公开涉嫌性侵犯与性骚扰者的姓名。另一方面，不少法国女性并不赞同这场为女性呼喊的社会运动，其中还不乏一些女权主义者。作为发出不同声音的女性，她们的观点引来了外界的关注。

今年1月9日，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以及100多名娱乐、出版和学术界的法国女性在《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斥责#MeToo运动已经出现走向极端化的情形。

 

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这100多名反对#MeToo的法国女性在公开信中主要陈述了两点理由。一方面，她们认为性自由必须包含令对方感到不适的自由，不应该把生硬的调情与性侵行为相混淆。德纳芙说作为一名女性，她会关注自己的工资是不是与男性工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不会因为她在地铁上遇到一个“与女性发生肢体接触”的男性而遭受心灵创伤，尽管这是犯罪行为。

此外，公开信还批评了#MeToo运动利用社交媒体的控诉方式并不符合社会正义，一连串的网络公审阻碍了不同观点的表达，这种“媒体私刑”让描述被性侵犯和性骚扰经历成为了一场矫枉过正的猎巫运动，造成了互联网时代的极权氛围。

此信发表后引发全球范围的热议，来自各国的女权主义者发声谴责，认为这封信是对性暴力的纵容，以及对女性受害者诉求的否定，实质上是抨击女性以维护男权。

德纳芙等人认为 “在地铁上被摸”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这让《纽约时报》漫画家科琳·多伦（Collen Doran）感到愤怒。“德纳芙如果不是一名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她或许对性骚扰会有不同的看法。”而最早站出来指控韦恩斯坦的意大利女演员艾莎·阿基多（Asia Argento）在推特上谴责，这封信恰恰表明德纳芙和她同伴们的厌女症是多么根深蒂固。

质疑与反思

与其说#MeToo关于性，不如说关于权力

如果说#MeToo运动在日本受挫是难以兼容的文化背景，法国女性对#MeToo运动的质疑触及了这场反性侵社会运动背后的疑难：性侵犯的界定与程序的正当性。

如何准确地定义性骚扰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性骚扰都发生在模糊的边缘地带。哪种言语和行为只是友善的调侃，哪种又是越轨的非法之举，这些常在私密场合发生的场景并不容易区分。

法国女演员德纳芙认为，某些场合中的调情和引诱不应该被当作是伤害女性的罪行，对模糊地带的一网打尽让男性与女性在相处过程中有太多的顾忌，矫枉过正的严苛划界只会加剧性别间的分裂。

《男权的神话》

作者：沃伦·法雷尔

译者：孙金红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近年也有学者如法雷尔认为，不需要女性运动也不需要男性运动，而是需要一场性别转化运动。两性关系的基石需要从依附转为平等，两性的平等也需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另一位法国女权运动家卡洛琳·哈斯并不同意德纳芙这样宽松的界定，她认为引诱与骚扰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界线。骚扰不是一种引诱，它就是暴力。哈斯和另外30名女性也发表了一份持反对意见的公开信，其中谈到如果你说性侵犯或性骚扰并不坏，或者不是什么大事，你传递给所有受害者的信息就是此事无关紧要，并且让侵犯者不用把它视作一个问题。

其次，辨析#MeToo运动是否符合程序正义更让人伤脑筋。德纳芙对网络暴力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社交媒体放大了控诉者的情绪，社会大众的判断宁愿服从于眼泪和情感，而不是理性和证据。舆论的压力让不同的声音很难被听见，批评#MeToo运动的女性容易被打上叛徒的标签，男性更是因为性别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但是，性犯罪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犯罪，性侵犯和性骚扰取证困难，常常只能依赖于涉事双方的证词。更重要的是，性侵案往往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正常的上诉渠道并不管用。韦恩斯坦三十年来的性丑闻直到最近才被曝光，依托的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个人的勇气和舆论的力量。

取证艰难和举报制还给#MeToo运动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被指控人被诬告，谁来为此负责？美国性暴力资源中心的数据显示，性侵的谎报率普遍在2％至10％之间，随着这几年的女权运动，这个数字也有上涨的趋势。不少妈妈开始用#ProtectOurBoys（保护我们家的男孩）的标签替代#MeToo，谴责谎报性侵的案件。

如何界定性侵？如何实现公正判决？若遭到诬告如何恢复被指控人的声誉？这些问题掺杂进党派之争后，正在变得越来越棘手。今年9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与心理学教授福特的对峙让外界对#MeToo运动的质疑与反思达到了新的高潮。

51岁的福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真挚感人，她控诉卡瓦诺在中学时代的一次派对上试图性侵自己。卡瓦诺也失去了法官的沉着冷静，声泪俱下地发誓自己没有做过这等罪行，年代久远让福特认错了人。实际上，双方除了试图打动听众的证词，都没有更多的可靠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卡瓦诺（左）与福特的宣誓。

这就是性犯罪指控时常面临的尴尬处境，听证会变成了“罗生门”，社会正义不仅难求，最后还免不了两败俱伤。福特因为勇敢的实名指证成为了一些人心中的国家英雄，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就和所有打破沉默的女性一样，不得不承担自揭伤疤后的二次创伤。卡瓦诺虽仍被任命为大法官，但终其一生也洗刷不了性侵争议的污点，即使他真的清白。当他说听证会是“国家耻辱”时，多少带着点自认受害者的悲哀。

#MeToo运动一年之后，公众对#MeToo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但明显的改变。根据YouGov今年9月发表在《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去年只有超过10%的美国人相信错误的指控比未揭露的性侵行为危害更大，今年这个数据上涨到了接近20%。36%的美国人认为，男性不应该为20年前的性骚扰行为而丢掉现在的工作，而在一年前同意这个观点的受访者只有28%。

今年9月，YouGov发表在《经济学人》的部分民调数据。

#MeToo运动为这个时代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很多还没有答案。好的方面在于，#MeToo运动至少让女性的控诉得到了公众的严肃对待。长久以来，女性站出来指控男性的时候，怀疑的矛头最终都会指回女性身上。1991年，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支持托马斯的人污蔑她疯言疯语，行为放荡。如今，社会愿意接纳愤怒女性的合理质疑，没有人再会以理智或道德为由打断福特对卡瓦诺的指控。

与其说#MeToo关于性，不如说它关于权力。和其他的性别议题一样，#MeToo关注的仍然是社会框架背后的权力结构、资源分配和身份认同。讨论如何保护职场中的女性免于性侵，最终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思考职场中的女性有没有被公平对待，比如公司高管中的女性比例为什么很少，或者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为什么存在差距。

社会变革非一日之功。#MeToo运动才过去一周年，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仍然是长远艰巨的目标，改变的过程更需要审慎的辨析和充分的讨论。 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女性可以打破沉默，男性先要学会倾听。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永博；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题图素材来自《使女的故事（第二季）》（The Handmaid's Tale Season 2，2018）画面局部。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在这个故事里，女性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是一种“有用的容器”

校园性骚扰，为何如此难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