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松

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子及其《道德经》堪称一个谜团。 老子的出生、生平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除了那些无法考证的故事，我们只能从司马迁记载的寥寥数语中得知他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老子这一生对于世间的事务都没有多大的兴趣，甚至连著书立说的意愿也不算强烈。在他隐退之时，路过函谷关，关令尹喜再三恳求:“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子这才写下五千言，然后西出函谷关而去。由此可见，连写这五千字的《道德经》，也是相当勉强的。

老子即便勉强写书，也不忘在开篇时申明“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那个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在读我的书之前，我先提醒你们，可别被我写的文字给误导了。在老子那里，大道“玄之又玄”，绝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只有悟道者能真正知道。这里就存在一个两难的处境了：如果不用言语文字表达，众生将难以开悟见性，倘若用语言文字表达，众生又执著于语言文字。怎么办呢？只能勉强用文字来描述了。于是，老子写下了这五千言。那么，《道德经》究竟说了什么？

众所周知，老子的一生，只是关心“道”。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在我看来，这个“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真我”，这也是整个存在的奥秘所在。可以说，老子就是想通过这五千言，引导世人去追问“我是谁”，进而认识那个“真我”。老子坚称，大道至简。在他看来，自己的核心教义其实很简单，他曾感慨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就是说，我的言论最易明晓，最易行持，然而天下人却没办法了解，也没办法行持。

事实上确实如此，老子的教导，看上去很简单，但要真正达成那个道，却是非常难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引导世人了解人生的三个真相——

首先，我不是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只是“我的”，而非“真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之所以患得患失，宠辱皆惊，都只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啊！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还会有什么大患呢？老子并非是让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弃之不顾，而是要劝告我们放下对身体的认同。一旦知道我不是这个身体，放下对身体的认同，则宠辱荣枯，祸福得失，甚至生死寿夭，都将不动于心。

其次，我不是思想。那些来来去去的思想或者念头（在本质上，都是意识的显现）也只是“我的”，而不是“真我”。那个“真我”，是意识的源头，或者说，是意识的观照者。它存在于意识的背后，看到意识的来来去去，而本身保持如如不动。在老子看来，“观”，也就是保持观照，保持觉知，这是窥知宇宙万物之奥妙的法宝。正因如此，老子认定，大道只可用心来体悟（也就是静观玄览），而不可用头脑（思想）来把握（故而不可言说）。

再者，我不是情绪。如同思想或者念头，这些起起伏伏的情绪也只是“我的”。世人有分别之心，于是就有了是非好坏、吉凶祸福之别，情绪也就随之而波动。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间万物就像祭祀中的“刍狗”一样，都是自然的、偶然的、暂时的存在，并非天地有意为之。某物之生并非出于天地之喜爱，某物之亡亦非出于天地之厌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寒来暑往，温凉交替，都是自然而然，天地不以春生为喜，不以秋杀为忧。圣人没有私心，也没有分别心，因此，他的情绪也是平和的，不像世人那般波澜起伏。

在老子看来，唯有放下对“我的”（包括身体、头脑、情绪）的认同和执着，才能够转迷成悟，回归本性。正因如此，老子认定，只有遵循“道法自然”这一法则，做到无“我”（我执、我的），那个“真我”（本来的自己）才有可能显现。如果违背了自然之道，时时有我，处处为我，那个“真我”将被遮蔽起来。老子强调，求道的关键，在于无为，这也是老子关于修行方法的终极教导。首先，知道我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意识，不是这个情绪。进而，保持观照，看到事情只是在发生，凡事顺道而为，顺应生命的流向。最终，那个真我，才有可能显现。老子反复强调的柔、静、慈，就是那个“真我”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老子早就预知自己将被世人误读。于是，他特意写下这样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在老子看来，“士”分上中下三等，“士”都可能听闻大道，但是境界差别会很大，关键在于“信”与“行”。上士闻道，身体力行，践道行道；中士闻道，且信且疑，若有若无；下士闻道，以为虚无飘渺、荒诞不经，于是大加嘲笑。老子的意思是说，大道至简，但必须通过信任和体悟（“行”）才有可能被体悟到，如果只是用头脑去思维它，就如同生病后只是研究药方而不肯服药一般，那只会离道越来越远。

可以说，整部《道德经》五千言，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引导世人追问“我是谁”。老子坚信，一旦知道“我是谁”，整个宇宙的奥秘都将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