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笔者写了一篇《周敦颐思想史地位之确立》的文字，确定周敦颐走上圣坛的最早、最有力的推动者，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宗师胡宏。自以为这个结论，算是自己不小的一个发现。近经南岳友人徐衡提示，发现这种说法，已见于1980年出版的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中。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朱熹获知周子书，是由于其友张南轩。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南轩于潭州，同登衡山，南轩有诗赠朱子，朱子答诗云：‘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谓有宁有迹，谓无复何存。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南轩为胡五峰弟子，五峰家传有周子书，最早推崇此书的就是胡五峰。……在他(朱子)的一生中，对周子书的兴趣，仅次于《四书》。假使没有衡山之会，假使朱子对形上学没有浓厚的兴趣，周子思想的价值和地位，恐怕不容易被确定。”
【《中国思想史》，韦政通/著】
看到韦政通先生这段话语时，我着实吓了一大跳！先生真是火眼金睛，从前还拿《中国思想史》教过博士、硕士，这段话已然被轻易滑过去了，现在觉得既汗颜又遗憾。乃知这桩千年的学术思想公案，真正的“审断”者，其实应该是《中国思想史》的作者韦政通先生。而笔者从前有关于此的长文，只能算是对韦政通先生上述话语的进一步解释和证实了。
不妨把笔者二十年前所作《周敦颐思想史地位之确立》的说法，简单、通俗地列在下面，以见当年为学、爬梳之不易。
【《理学开山周敦颐》，王立新/著，岳麓书社】
与《太极图说》一样，《通书》也是周敦颐最重要的著作，里面充满了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发掘和进一步的高度阐扬。
《通书》主要是讲“诚”的，接续《中庸》的特点很明显，不像《太极图说》，有非常鲜明的融汇《周易》和《老子》的特征。
《通书》虽然涉及内容不少，但主要的宗旨就是“学颜回之学”和“志伊尹之志”。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以颜回的学问为学问，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向。颜回是孔门首席弟子，孔子经常表扬他好学不倦。颜回所学，就是学人文、学崇高，就是学做圣人、学道，就是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伊尹是商汤的辅相。伊尹之志，就是把所学到的正大的学问，用在济世救民的事业上，帮助商汤成为明君圣主。就是助君成圣，就是抚民安生。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岳麓书社】
周敦颐的这种主张，早在南宋之初，就已经受到湖湘学派的宗师胡宏的高度重视。胡宏编辑周敦颐的《通书》，还为《通书》专门作了《序》，充分认识到了周敦颐“志伊尹之志”和“学颜回之学”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崇，则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识、闻见为得而自尽，不待贾而自沽也，则曰：‘学颜回之所学’。”
【南宋初期的理学领袖、湖湘学派理论宗师五峰先生胡宏画像】
在胡宏看来，周敦颐就是唯恐天下的读书人都以金榜题名为荣耀，仅仅为了自己拿高文凭、作高官，仅仅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富裕发达、“肥胖肿大”，把虚华的世俗地位和名声当成人生的主要目标，而忘记了救助天下苍生，整治社会的现实责任和历史使命。所以，才针对性地提出了“志伊尹之所志”的主张，给这些只为个人奋斗的读书人敲响人生的警钟。同时，也因担心士子们因为多知道一点东西就自以为是，满足一得之见，忘记为学是用来启迪生命、涵养生命和救治生命的宗旨。所以，才又提出“学颜回之所学”的号召，希望士子们不要把读书仅仅当成获得知识，从而自我炫耀的客观资本，而要把所学推进到促动内在自我修养、重铸精神生命的深刻层面中去。
如果通俗的解说胡宏上面的话语，就是：周敦颐担心天下读书求学的人们，只求在科举，或者高考中获胜，取得好成绩；只想着升学拿文凭，醉心于功名利禄；只想着升官发财，使老婆孩子过上宽松富裕的生活。于是，才提出让大家确立像伊尹那样的志向。就是不要只想着自己，而且不能先想着自己，要多想天下，先想天下，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换言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学习当成为天下，为生民、为民族、为国家奉献的必要储备阶段，不要把读书仅仅当成找工作、求发财和图升官的个人追求，不要整天都一门心思想着面子、妻子、孩子、房子、车子之类。
【 周敦颐(1017-1073)，原名周敦实，字茂叔。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等。】
同时，周敦颐还担心读书人只求客观知识，炫耀自己博学，四处主动贩卖自己知道的那点儿事，而忘记了读书原本是为了修养身心，使自己的人格修养不断获得提升，最后走向圣贤。于是就提倡读书人要向颜回学习，要学习颜回为了努力使自己的道德人格不断成长，朝向圣人的目标迈进而学习的目标和精神，在整个的人生过程中，要把对价值的追求放在首位，把道德人格的成就，当成终身的目标来追求。而不是为了知道一点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四处炫耀，以显示自己比别人懂得多，比别人牛气。
胡宏进而指出：“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回之学，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事业无穷也。”就是说，如果人真能够发自内心的向往伊尹和颜回，那么，他就会发现周敦颐的《通书》的内容既崇高又伟岸，而且内容都是健康向上和催人奋进的。坚持下去，坚守下去，就能像周敦颐一样，继承孔孟的真精神，不断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且在传递的过程中，使得这种精神获得更新、更大的发展。
胡宏所说的“圣门事业”，一方面就是《周易·系辞》里讲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也就是把所学的正大学问，落到现实中去，为改造世界，造福天下苍生服务。同时又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把圣人的精神之火传递下去，使它永不熄灭，把圣人坚守的价值原则保存下来，传递下去，使它像江河一样，永不停息的奔流在中华的大地上。
胡宏特别看重周敦颐的《通书》，认为应该把周敦颐的《通书》放在超过历史上的诸子，如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之上的地位上来看待。因为这部小书，绝对可以与《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甚至《论语》和《孟子》等，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胡宏肯认周敦颐接续了已经断掉一千年的孔孟真精神，并用孔孟真精神启迪程颢和程颐，把已经近于熄灭的孔孟精神之火重新点燃、拨亮，使价值精神的光芒重新照亮了人间世界。胡宏说周敦颐的思想，就像太阳在天上照亮大地，江河浸润地上的万物。他相信周敦颐的这本小书，一定会流传广泛而影响深远。同时，胡宏也预言：周敦颐的功绩应该与孔子、孟子相提并论。
根据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胡五峰先生对《通书》的评价并不过分，而且周敦颐的《通书》，真的就像他所预言的那样，一直在向后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周敦颐的《通书》，主要是讲人生修养的；而他的《太极图说》，主要是讲宇宙生成的。两者之间，似乎各有取向，但也不完全像南宋大儒陆象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类”。两者之间，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并非完全不相干。由宇宙生成论，周敦颐得出了“人是宇宙间最神异的生灵”的结论，为了要对得起这个结论（也是事实），人就必须以“仁义中正”为原则，建立仁爱、正义与积极向上的、友爱和谐的人间秩序。这是对宇宙的报答，也是对宇宙的交代。没有这份报答，人就是薄情寡义甚至是忘恩负义的；没有这份交代，人就会辜负宇宙，同时也辜负人类自己，人就对不起宇宙把人造就成人的丰功，同样也就辜负了人类被造就成万物之灵的上天的伟绩。
当然，《通书》所表达的“立诚”和“立志”，实际上也都与“立人极”直接相关联，都是为了建立崭新的人间秩序，而从不同方向上所作的提倡和说明。尽管《太极图说》并不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包含了周敦颐所有的思想，或者就是周敦颐思想的精要所在，但是《太极图说》，还是有与《通书》相一致的地方，只是两者的注重点不同而已。《太极图说》偏重于对宇宙生成的说明，走的是接续《易经》的路数，《易经》强调“天垂象，圣人则之。”就是讲圣人建立人间秩序的根据在天，所以才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效法天的刚健不息，所以才不能在自强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通书》则偏重于对个人修养功夫的看重，走的显然是继续《中庸》的路线。《中庸》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自主性和主动精神。这就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人才不会辜负天，才能对得起天，才能接续天，成为天在世间的代表和象征，才能真正做到“替天行道”。
周敦颐思想的来源，肯定包括了佛教尤其是道家和道教的内容，而且他的思想的影响，也不单纯局限在儒家的范围之内。与张栻推举他为“道学宗主”和朱熹称赞他上接孔孟千年道统，下启两程百年之传，“脉络分明而规模宏远”相对应，道教徒对周敦颐同样推崇备至。宋元之际的全真道士李道纯，可以算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李道纯说儒家讲的“太极”，佛家讲的“圆觉”和道教讲的“金丹”，都是同一个东西，指的都是同一回事。李道纯认为儒、佛、道三家都讲“静定”的功夫，所以他才认定，周敦颐的“主静”之说，是对三家，而不仅是儒家最了不起的贡献。他盛赞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称赞周敦颐是圣人，说只是他的“主静”一语，就是“万世天人之师。”（“圣哉，周夫子！一言以蔽之，主于静，其为万世天人之师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就算太极图并不来源道教，道教徒却可从儒家的思想里吸取养分，而理学家们非要坚持“判教”的原则，以定孰真孰伪，孰是孰非，这样的胸襟，显然会影响对道学以外的其他思想资源的接受和吸纳。诸如程颐后来强调不能讲“静”，说一讲“静”，就流入了佛教，而应该讲“敬”，看似在分辨儒家和佛家，实际上也就是在拒斥佛家和道家。
一、周敦颐成为道学宗主的时代条件
周敦颐虽然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但是他被后世推到理学开山祖师和道学宗主的崇高位置上去，是有必要的客观理由，同时也是经历了漫长过程的。
在周敦颐的著作里，朱熹认为《太极图》最重要。认为周敦颐的思想、学术的奥妙，全在《 太极图》里，而《通书》，只是进一步阐发和继续伸说了《太极图》中已经表达“完全”了的思想：“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实际的情形，其实并不完全像朱熹所认定的那样，这只是他个人的感觉和看法，虽然这种看法，影响了很多学者。
【朱熹解说《太极图说》的局部剪影】
当时与朱熹齐名的大理学家陆象山就不这样认为，他和他的哥哥陆九龄都认为周敦颐的主要思想都在《通书》里，而太极图所表达的思想跟《通书》差别很大，他们甚至怀疑太极图不是周敦颐的作品。尽管后来在朱熹的“威逼”和“胁迫”之下，勉强接受《太极图》是周敦颐的作品，但也只是认定它是周敦颐不成熟的作品。很明显，陆象山兄弟比较看重《通书》，而不太看重《太极图说》，其实作为他们前辈的伟大思想家五峰先生胡宏早就有类似的看法。与陆象山兄弟不同的是，胡宏在更看重《通书》的同时，却没有小视《太极图说》。他在《知言》里批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的时候，就曾说过：“老氏非知太极之蕴者也。”这就是说：《太极图说》中的思想才是真正了解宇宙生成发展规律的，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没有真正抓住宇宙生成万物的本质和真实过程。也就是说，老子不及周敦颐高明。当然，这只是胡宏一家的看法，连我们这些儒家的末世后学都未必能够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者经常被周敦颐本身的思想所遮蔽，陷在其中看不到另外的事实。其实周敦颐虽然很有思想，但是他之所以被推崇，与宋代的政治目标和社会需求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就像孔子生前不被推崇，是因为当时诸侯王的目标，只在争抢土地人民，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伦理社会一样。其实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遭遇和命运，都与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敦颐自然也不能成为例外。
前面我已经说过，宋代是以文治国的典范。尽管在宋初时大的框架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运行目标。恢复夏商周“三代”政治，作为理想还没有完全得以在实践中落实下去。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到了宋仁宗时代后期，宋代的政治才从要求恢复三代之治的“坐而言”的状态中走出来，尤其是以王安石变法为转折点，进入了“起而行”的崭新阶段。但是，由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最终以全面破产而告终，“起而行”的努力失败了。坚持“与君主共治天下”理念的知识精英们开始反思，认为这是内在的理想不够纯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纷纷起来批评王安石学术不正，学问不纯，没有学到圣人的真精神，把似是而非的结论付诸实践，结果导致了全面的失败，致使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伤了国家的元气。程颐对神宗皇帝所讲的“学，必先足乎己，而后可以施之于人”的说法，最能代表这种心态。
同时，理学学者们自己，也都纷纷从向外的努力转向对自身修为的重新审视。“少时情意在沧州，壮岁还知学孔丘”。胡宏的这句诗，颇能表达理学学者们这种心理目标的转向。把改造世界的外王理想，重新安置在自我修为的内圣的基础之上，并且一定要使它在内圣的完全性指导和全方位监控之下运行才可以。立正大之志，学纯正之学，因此成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更深切的要求，同时也成了他们评判其他知识分子是否纯正和是否有真知的标准。而这两项内容，正好在周敦颐的思想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所以，像胡五峰这样的思想大家，首先注意到周敦颐的思想价值，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在讲说周敦颐被推尊的过程之前，首先作了如上说明，并不是偏离主题，而完全是因为周敦颐被推尊为理学宗主，是由宋代社会对政治和学术的要求所导致，也是宋代的政治，对宋代的思想的要求所引发。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的历史进程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宋代对于治道的要求，使得周敦颐能够在生养他的时代里，就倍受推崇。而不要等到所处王朝已被颠覆之后，或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了以后，才被重新挖掘出来接受研究、受到戴敬。我们只能说，这是周敦颐的运气，他比孔子和孟子的命好。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大贤，都没有他这样好的运气。
接下去，我要讲说周敦颐成为理学开山祖师或者道学宗主的实际过程。
二、周敦颐成为道学宗主的实际过程
周敦颐在有生之年，虽然已经名气很大，但那不是理学家的名气，更不是道学宗主的名气，而只是一个能吏，只是一个正直者，一个具有仙风道骨的不恋世间荣华富贵，志在山水之乐的洁身自好者的名气。
那么，他是怎样从这样一个形象，转变成了理学开山祖师或者道学宗主的呢？
理学或者道学，是以天理为依归，以“道”为宗旨和追寻目标的学问。当然这个“道”，不是老子“道法自然”的“道”，而是孔子“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的“道”，是曾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是《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道”。说得平白些，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仁爱之道。
虽然近世以来的学者们经常把这种学问称为“新儒学”，或者“宋明新儒学”。但是，相对于先秦时期以孔孟等为代表的“老儒学”或者“元儒学”，宋明时期的新儒学之“新”的特色，并不十分鲜明，因为他们都依然走在孔孟的老路上，弘扬着孔孟既有的精神，传递原本属于孔孟的思想。客观地讲，他们只是孔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宋朝特定的君臣关系和特定的佛、道、儒三教合流情势之下的忠实传承人。他们希望在三教争竞的过程中，使儒家占据主导地位。
道学，是通过弘扬天地大道，进而建立人道正道——人生和人间新秩序的价值和意义层面的学问。因为如果没有秩序的保障，天地的仁爱之德，就会在流布的过程中因混乱而壅塞，而一旦壅塞，仁爱就不能顺畅地流衍，就难于真正落实到人间社会。
要想使周敦颐成为这种学问的宗师或者开山祖师，必须要在这种学问发展定型以后，而且要得到体系内的精英们的认可才行，而不光是得到当世闻达，哪怕是赵抃、吕公著（宰辅政要），苏轼、黄庭坚（文化精英），蒲宗孟、潘兴嗣（社会名流）等的推崇，因为这些推崇，都不足以使周敦颐被确定或者被检验合格而成为道学家，更不要说被称为道学的宗主了。
周敦颐被理学中的学者所看重，是在南宋绍兴之初。最先看重周敦颐的大理学家，是湖湘学派的创始人、闻名当时和后世的“春秋学”专家胡安国。胡安国有一个弟子，叫做向子忞。曾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担任道州知州，后来被诬陷而免职。
向子忞出身名门，是北宋有名的文简公向敏中（其孙向经之女为神宗皇帝之后）的五世孙，又是忠毅公向子韶的胞弟，芗林公向子諲是其堂兄。兄弟三人都是北宋末和南宋初的名人。向子忞既然担任过周敦颐老家道州的知州，所以，胡安国于绍兴二年（1132）秋天，问向子忞道州一带有没有关于周敦颐的一些遗迹、轶闻或者民间传说之类？向子忞回答很干脆：一点儿没听说。
胡安国于绍兴初隐居衡山脚下，又曾官任知永州、知邵州，但有关周敦颐的事情还需问向子忞，表明衡阳、邵阳和永州一带，并没有关于周敦颐的事迹流传，所以胡安国才希望在道州得知一二。而以向子忞的名门出身和知道州的身份，竟然在道州一点关于周敦颐的事情都没有听到。这两件事表明了直到南宋初期，周敦颐不要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就是在湖南老家附近，也没有多大的身后名声。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周敦颐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家乡人当时还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骄傲。
胡安国告诉向子忞说：这个人很不得了，对孔孟儒学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是二程的老师。胡安国希望向子忞空闲的时候，应该好好读读周敦颐的著作。
胡安国对周敦颐的看重，显然来自于谢良佐的“通报”。谢良佐是胡安国的同道好友，又是程门的首席弟子，对两程和周敦颐的关系，肯定知道得不少。对周敦颐的思想一定也有相当的了解，他把这种“信息”传递给了胡安国。
向子忞回忆说，“后读《河南语录》，见程氏渊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指周敦颐）学极高明”。绍兴二十九年（1159），向子忞再知道州，于是就在道州修建了周濂溪祠堂，并请胡安国弟子胡铨作序。这可能是国内有关周敦颐的第一个祠堂。
向子忞是在听了胡安国的话以后，受启发读《河南语录》，这才知道二程“渊源自濂溪出”，也就是思想学问的路数，来源于周敦颐。在此之前，他竟不知道周敦颐和二程的渊源关系，而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而言，恐怕就更加难于知晓周敦颐和二程的关系，更不要说他的思想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了。
不过，胡安国虽然首先推尊周敦颐，但却没有把他推向极至。有关这一点，可以从绍兴七年（1137）正月胡安国的上疏中找到根据。当年谏官陈公辅上疏宋高宗，请求朝廷下令，严厉禁止程颐学说的流传。胡安国尊崇程颢、程颐兄弟，是两兄弟学问的私淑传人。为了捍卫程氏兄弟的尊严，为了弘扬孔孟的精神，胡安国上疏驳斥陈公辅，简洁明快地指出：
“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也。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
胡安国的意思就是说：朝廷不是主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学习孔孟的学说吗？但是孔孟之道失传一千年了，没有人真正明白孔子和孟子究竟说了些什么内容，只有程颢和程颐兄弟两人才知道。想要让天下的人都来学孔孟，却不让大家跟程颢和程颐兄弟学，那不等于要让人家进到屋里去，却不允许人家经过房门一样吗？
胡安国还在这篇上疏中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于当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之列，仍诏馆阁搜其遗书，以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
胡安国说从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以来，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还有邵雍和张载，都是这个世界上道德的楷模，都因为对孔孟道德精神的深刻理解，而被当时所看重。像司马光、吕大防之类的当世名人，无不推崇他们。……朝廷不仅不应该禁止他们的学问，反倒应当大张旗鼓的宣传，还要给他们“封爵”，给他们以必要而崇高的历史地位，要把他们摆放到和战国末期的荀子、西汉时期的扬雄等一样著名儒者相同的地位上去。
我们先放下胡安国这封上疏的详细内容和具体背景，只看他为了保护程颐的学问不被禁止而开列的名单：“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于当世。”
胡安国在疏中提到了邵雍、张载和二程，但没有提到周敦颐。可见，周敦颐在绍兴八年（1138）以前（胡安国绍兴八年四月过世），并没有得到可以和二程、邵雍、张载同等的地位，用他的名字不足以感动皇帝，影响社会。
同时，胡安国也没有把二程、邵雍和张载放到与孔孟同高的位置上去，而只是把他们比做荀子和扬雄。
胡安国的长子、南宋的理学家和大文豪胡寅，曾在绍兴十年以后，直至绍兴十七年间，一直在永州、邵州等地任州长，但他留下的著作《斐然集》中，同样没有把周敦颐当成道学家用来劝勉年轻学子的影子。与此可能相关的数篇文字，如《东安县重建学记》（作于绍兴十一年冬）、《永州重修学记》（作于绍兴十四年春）、《祁阳县学记》（作于绍兴十六年前后），均是为周敦颐家乡附近的学堂作记。但在这些《学记》里面，胡寅却只字未提周敦颐。看来周敦颐在当时、当地的声誉不足以用来规劝学子，使他们倾心于孔孟儒学。胡寅只是把原本就在永州的周敦颐的“拙厅”改建成“康功堂”，并且赋诗赞扬了他的“拙人”风范和“拙政”风格。就是说，胡寅还没有把周敦颐当成理学家或者大儒看待。
真正首先将周敦颐与上述诸贤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看待的，是胡安国的季子、大理学家五峰先生胡宏。在胡宏大肆宣扬周敦颐之前，周敦颐不仅没有获得与二程、张载和邵雍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就连在理学界的声响都非常之小。
“是以我宋受命，贤哲乃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
这是胡宏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中的话语，意思是说：只有我大宋王朝，受上天之命，以文教兴国，所以上天才生出这样的一些真正的大号的“贤哲”，前来佐助，帮助大宋发展文教事业。这些大号或者超大号的“贤哲”，主要就是指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和张载。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周敦颐与邵尧夫、张横渠和二程并列称为“我宋贤哲”的记录，也是所谓“北宋五子”第一次在历史上联袂登场，并且周敦颐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道学领袖的论定，表示道学系统内对周敦颐的首次肯定，同时也是最高肯定。加上胡宏在《周子通书序》中的说法，共同构成了胡宏对周敦颐的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后来张栻、朱熹、魏了翁等对于周敦颐的赞誉，都没有超出胡宏的这个定位和评价，而且甚至还不如胡宏的这个定论和评价表达得更到位、更准确、更简练，格调更高！
胡宏作这篇序言的具体时间不好确定，但是肯定作在《周子通书序》之后，根据情况推断，至少应该在胡寅离开湖南——被贬岭南之后，也即绍兴二十年之后。否则，以胡寅和胡宏至密的兄弟关系，胡宏对周敦颐的看法，肯定会影响胡寅。上引胡寅为周敦颐家乡附近州、县学所作的《记》中，完全没有周敦颐的影子的事实，表明胡宏真正认识周敦颐，可能也是在胡寅被贬岭南新州以后的事情。
胡宏在《周子通书序》中，称赞周敦颐启迪二程兄弟，使沉寂了一千年的孔孟之道得以重见天光，“一回万古之光明”，说周敦颐对于拯救这个世界、对于拯救人心的伟大功绩，甚至可以和孔子与孟子相比美。（早已超越其父胡安国所能说到的最高度）如此，则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不再仅仅相当于荀子和扬雄，而是远远的超越了他们，直接与孔孟“平起平坐”了。胡宏不仅是周敦颐百年之后的第一个真正的思想知音，而且也是周敦颐被当成道学核心领袖人物的最早确立者。同时，胡宏也是理学或者道学意义的第一个真正揭示人，是道学无比崇高的历史地位、无比伟大的价值意义的第一位昭示者和定位人！
可能有人会问，胡宏有什么资格这样评价周敦颐，他有什么资格这样抬高北宋五子，他的评价会被人们公认吗？他的评价能够收到实际的效果吗？
胡宏是当年天下第一的学术领袖，“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右。”这是明清时代的《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和全祖望等对胡宏的评价。胡宏不仅是南宋初期理学界的领袖，还是南宋之初，第一个真正像样的理学学派，也是最正统、最正宗、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派——湖湘学派的精神领袖和学术宗师。当时他就是天下理学学者们向往的北斗，仰望的泰山！
由于胡宏的崇高地位，他的高格调地鼎力推崇，使得周敦颐从此名声大噪。南宋乾道（1164-1173）、淳熙（1174-1189）年间的儒学宗师级学者，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接续他的恩师胡宏的步调，进一步提倡和推举周敦颐。
在《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中，张栻大肆宣传周敦颐说：
“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物循其则。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说周敦颐在孔孟离开这个世界的千年之后，通过残断不堪的经典，窥出了孔孟的真实而良苦的用心，重新找回了早已被世间遗忘的孔孟真精神。说因为有了周敦颐，人们才知道人作为动物，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动物世界的精灵，才知道这种精灵因为禀受特殊的天赋，而拥有了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性。说人们因此才知道人间的政治，应该遵循天的至大至公的法则，而不应该仅仅凭借统治者的私欲行事。而只有依循天理的法则，人间世务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具有正当性，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各获其安。
【湖湘学派学术领袖、一代学者宗师南轩先生张栻画像】
周敦颐开始享誉天下了。
张栻对周敦颐的推崇，又严重地影响了好友朱熹。朱熹进一步强化对周敦颐的推崇，并且亲自重新编订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朱熹在周敦颐思想的普及和深化上，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历史作用。朱熹不仅大力提倡周敦颐的学说，还把对周敦颐学说和思想的研究，推向了纵深的层面和阶段。
【理学集大成者、南宋大儒朱熹画像】
朱熹极其看重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在注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进一步阐发周敦颐的“太极”思想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在朱熹的大力弘扬之下，朱门弟子——闽学一系开始极尽所能的推崇周敦颐。在张栻和朱熹的影响之下，浙东学术领袖吕祖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同时江西的心学一系的陆象山兄弟也参加了推尊周敦颐的队伍。周敦颐被理学各大系的领军人物所认同，真的成了理学的开山祖师或者道学宗主了。
此后，天下各路儒家学者，纷纷起而推尊周敦颐，到了晚宋时代，由于蜀中魏了翁的努力，周敦颐又在四川地区红极一时。
【晚宋大理学家魏了翁画像】
由此完全可以证明，周敦颐是湖湘学派的学者们，尤其是胡宏首先抬举起来的。没有胡宏的首度肯定和超常规的推崇，就没有周敦颐在后来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周敦颐之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完全是由湖湘学派的学者们首先检验认证，然后逐渐推广，才受到朱熹、吕祖谦、陆象山、魏了翁等的承认，从而被普遍认同的。没有湖湘学派的推崇，就没有周敦颐理学宗主的思想地位。或者即便有，也不知还将拖延到哪个猴年马月去。
理学家或者道学精英们的推崇，是周敦颐获得道学宗主地位的最关键环节。但是，这还只是学界内部对周敦颐的推崇。与此相呼应，学者们也在为周敦颐获得官方的认可而努力。他们为了使周敦颐的道学宗主地位得到官方和社会的全面肯定，为了使道学成为人间的政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了使“道学”成为俗世生活世务的价值指针，自觉不自觉地掀起了一场持续了整个南宋一代的尊崇道学的社会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的开端者，就是春秋学大家胡安国。
接续胡安国为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请求谥封的事业，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7），胡安国侄儿胡宪的弟子，深受湖湘学派思想影响的理学学者魏元履，再度上书朝廷，继续为诸贤请求谥封。但在这次请求谥封的名单里，加进了周敦颐的名字，这是周敦颐第一次成为被理学中人请求封谥的对象的历史记录。接着又是相当长时间的沉寂。
嘉定七年（1214），张栻和朱熹的私淑弟子，时任潼川路转运使的大理学家魏了翁，上书宁宗皇帝，再度为包括周敦颐在内的诸贤请求谥封。魏了翁首先指出，自从孔子和孟子过世以后，学者们就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失去了追随的目标，找不到家在哪里，精神上完全处于无所归依的状态。千百年间，正大之气、真诚之心，早已不见于世间了。直到周敦颐，毅然奋起，接续孔孟的真精神，又传授两程兄弟，继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百代之后而超越百代”。魏了翁还声称，周敦颐和两程的思想，对于拯救世道人心，对于帮助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都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由于魏了翁等大理学家的努力提倡，天下儒者的积极参与，周敦颐终于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与张载、程颢、程颐一起，得到朝廷的谥封，周敦颐被赐谥为“元”，后世遂称周敦颐为“周元公”。再接下去，就是在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从祀孔子庙庭，追封周敦颐为汝南伯。
朝廷的认可与民间知识界的普遍推崇，周敦颐最后终于被推上了举世公认的理学开山祖师和道学宗主的崇高位置上。
这就是周敦颐被推尊，成为理学开山祖师和道学宗主的整个过程。
从此以后，周敦颐一直受到理学界、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普遍尊重，全国各地普遍建有各种纪念性祠堂、书院之类，历经元明清而没有太大改变。
【作者简介】
【王立新教授】
黑龙江省青冈县人，1962年5月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198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自此投身教育，矢志躬耕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祖遗精神田园之中。
曾先后任教于东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5年9月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1995年破格晋升副教授，2001年晋升教授，2003年入选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湖南省孔子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湖南省周濂溪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
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等。
长期驻心宋明儒学，出版《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等著作，发表《王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王船山与胡文定的“春秋学”》《胡文定的理学思想》《胡宏论性的层次与特点》《谢良佐的思想及其地位》《周敦颐思想史地位之确立》《孔子的仁、礼观念及其儒家的历史命运》《闽学与湖湘学》《湖湘学派与佛教》《南泉普愿的人生智慧》《在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韦政通思想研究》等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结题鉴定等级优秀。
任教以来，颇得师友教助，亦深受上进青年学生喜爱，与很多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每常孜孜其勿忘，累力充智，期补鲁钝于既禀；惶惶乎助长，谨细慎微，寄戒轻躁之未形。
*原标题：周敦颐最早的思想知音——胡宏对周敦颐的推尊与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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