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脊梁。” 谭嗣同便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脊梁”。

1898年夏天，33岁的谭嗣同接到了来自京城的谕令，光绪皇帝令其赴京参与新政。不料，变法仅持续百天，随其一同结束的还有谭嗣同彗星般闪耀的生命。开幕即谢幕，但他仍在晚清思想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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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去留——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

诀别旧学

闻名浏阳的“大夫第”，是谭嗣同故居，也是谭家祖宅。这所府第因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当年担任湖北巡抚而得名。谭嗣同曾侄孙谭志宏介绍说，谭氏祖上世代务农，从谭继洵一代方成为浏阳名门望族。谭继洵当年从布衣入仕，一步步成为封疆大吏，这样的经历形成他对谭氏子孙的期待。

谭嗣同12岁时，二姐与母亲、大哥先后染上“白喉病”去世，谭嗣同也感染了此病，昏死了三天，侥幸活了下来，父亲谭继洵因此给他改名“复生”，以此纪念这次死而复生。他的二哥于1889年病亡。

谭嗣同

谭家光耀门楣的希望因此落在了谭嗣同一人身上。

不料他在科场上屡次遭受挫败，十年之中，六试不第。

1889年的考试失败后，谭嗣同一直处于怀才不遇、毫无出路的忧伤之中。他发出“一生才力半消磨”的哀叹。

谭继洵画像

父亲谭继洵不忍目睹爱子如此，于是通过活动，花重金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等待委任。

1896年，谭嗣同前往南京拜会官场同僚，做就职前的热身。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佳明：“那个时候就等于高考没考上，这脸上挂不住，心里头也不舒服。特别是他到南京去等候补知府在那等缺的时候，别人一看又是高官的二代，同时又是候补，又是捐的知府，所以有识之士并不特别愿意跟他打交道，从压根就没看得起他，这也使得他很苦闷。”

谭嗣同说：“非有大本钱，官场万难驻足”，“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官场的虚伪逢迎，深深刺激了他。

上海外滩旧照

1896年2月，思想苦闷的谭嗣同前往上海“北游访学”，“愿追见世间多闻之士，虚心受教，挹取彼以自鉴观，又愿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以自鉴观。”在上海，他通过来自英国的傅兰雅见到了许多“新奇玩意”，计算器、古生物化石，甚至还有X光机器。在X光片里，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自己的五脏六腑。

谭嗣同浮想联翩，由技术联想到了西方的制度。

他说：“西人之学，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这一思考牵引着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推动新学

谭嗣同最早介入维新运动是在1895年，他在浏阳创办了浏阳算学社，以教授数学知识。1897年夏天，已在南京为官的谭嗣又接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发来的邀请，请其辞官回到家乡帮办新政，为新成立的时务学堂助力。

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许顺富：“甲午战争对湖南人的刺激是比较大的，因为原来湖南人都认为湘军是战无不胜，可以包打天下，因为原来湘军是湖南的一张名片，是湖南的一个形象，现在这个名片这个形象已经变了，被人打败了抹去了，所以湖南人感觉到非常地痛苦。”

1897年年底辞官，再次回到维新阵营时，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南京的官场经历和上海的新思想刺激，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他愈发意识到了旧体制问题。

他日后的成名作《仁学》就在此段时间萌生。

《仁学》

谭嗣同批判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滋，方愈剧矣！”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丁平一：“他说数千年以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置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些话，他这个名就是名教的名，名教就是所谓的道，所谓的道统。”

谭嗣同像

自甲午战后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这就是新学的平权思想。带着这样的新思想，谭嗣同北上赴京。在同好友唐才常的话别中，谭嗣同于酒酣之时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功成梨扫两昆仑。”以此表达对参与新政的满腔豪情。

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同慈禧太后发生争执，帝、后终于摊牌。4天后，在新政面临夭亡之际，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世凯起兵，包围颐和园。戊戌变法由此掀起腥风血雨！新旧势力对比悬殊，维新派无所依靠。9月21日，光绪皇帝被囚禁，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斩杀于菜市口。

“六君子”的不审而诛熄灭了年轻知识精英参与社会改革的希望，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革命仍在中华大地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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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去留——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