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这段文字，一直以来深为民俗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尤其前些年，随着《走近科学》里一期“赶尸”专题节目的热播，人们更是对这一惊悚离奇的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专家学者也对其真相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答：有的说是在死者去世后，趁着尸僵用竹竿顺着手臂串起，再用绳索固定后运送；有的说是运送者乔装打扮后背尸，以故意增加这一职业的神秘感；还有的说赶尸者其实是走私犯，他们截取死者的头颅和四肢插在内充以货物的稻草上，以“赶尸”为名逃避官府的盘查……当然，“定论”是没有的，但也正因为各种“答案”的众说纷纭，反而更让“谜面”显得更加神秘诡异。
电影《赶尸人之九阴蛊女》海报这一期的“叙诡笔记”，笔者无意考据对“赶尸真相”的种种解答哪一个才是“真解”，而是从民国初年的笔记，看看那时刚刚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国人对其做出了哪些有趣的“新解”。
一、气动说：阴阳二气惹尸奔
首先应该向读者阐明的一点是，很多人认为“赶尸”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但从笔者所能查考到的古代笔记来看，这一现象直到清末才有比较明确的文字记载，以往个别研究者所举的古例，其实只是“僵尸作怪”。
比如陈聂恒《边州闻见录》记载：有客人在山中行路，途中忽闻有人呼喊他的名字，客人随口答应了一句，但环顾左右，并无人踪。他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已近日暮时分，他投宿到一家旅店，把这件怪事跟店主说了。店主说你不用惊惶，我自有办法，于是拿了一把剑跟客人睡在一起。夜半三更，屋子外面又有人呼喊客人的名字，客人吓得浑身发抖，店主问是谁，回答说：“我黄小二也。”店主拔剑冲出屋子，“见有物如人，奔入一冢而没”。第二天一早，店主打听到邻居家刚刚死了一个人，就埋在那冢之中，报官之后重新开棺验尸，“其尸斑烂五色”，店主说昨夜兴妖作怪的并非此尸，因为它还没有成精，然后带着众人四处寻觅，“入深山中，见遗骸一具，亦五色生毛”，店主说这个才是黄小二，“焚之，果啾啾作声”。
转载此文的袁枚在《子不语》中，对这一现象做了这样一番解释：“尸能随奔，乃阴阳之气翕合所致。盖人死阳尽绝，体属纯阴，凡生人阳气盛者骤触之，则阴气忽开，将阳气吸住，即能随人奔走，若系缚旋转者然，此《易》所谓‘阴凝于阳必战’也。”所以袁枚提醒说，跟尸体同处一室时，“最忌对足卧，人卧，则阳气多从足心涌泉穴出，如箭之离弦，劲透无碍，若与死者对足，则生者阳气尽贯注死者足中，尸即能起立，俗呼为‘走影’，不知其为感阳也”。
《子不语》可以说，“气动说”是我国古代对所有僵尸作怪现象的“通解”。钮绣所著笔记《觚剩》写一乡人死而未敛，其子外出准备丧葬用的棺衾器具，让一个亲戚帮忙守灵。夜深了，灵堂阒然，那人正枕着胳膊小憩，忽然见灯影摇曳，抬头一看，只见尸体“踽踽有动意”。那人吓得跳了起来，而尸体也跳了起来。那人吓得冲出屋子，往院子外面跑，可是死者的儿子出大门时，从外面把院门锁上了，怎么都打不开，那人魂飞魄散，只能在院子里狂奔，而尸体亦“绕阶逐之”，就在他准备翻墙而出的时候，尸体突然仆倒抱住了他的脚……等到死者的儿子回来时，发现亲戚昏倒在墙下，脚还被尸体紧紧地抱着，一番拉扯之后，总算解脱开来，亲戚“已迷昧无人色，久之始苏”。而钮绣对此的解释是：“是必天地不正之气，凭之为妖。”
《觚剩》
二、送尸人：三人住店两人餐
记载“赶尸”现象的笔记最“权威”者，当属《清稗类钞》中的一篇：“贵州商人采木为生者，每春水生时，辄编木为筏，乘之，直下湖南常德等处，将木筏析卖，乃遵陆还乡（即循着旱路回乡）。有病死者，道远，尸不易回，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术。”然而这种送尸术必须要两人同施才有效。“其术，一人导于前，一人以手持碗水随于后（碗中必须是清水，而且必须加持符咒）。水不倾泼，尸不倒也。”那尸体与活着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不能说话，而且走路的姿势显得僵硬，“与生人亦微异，盖人行则行，人止则止，纯随二人步趋”。到薄暮时分需要投宿旅店时，旅店主人一见，就知道是赶尸之人，必然会辟出一间专门的房间让其居住（“此种送尸人，时时不绝于道，彼处客店，每专备一房招待之”）。到了晚上，那两个赶尸者睡在床上，尸体则立于门侧，这就是湘西民谚所谓的“三人住店，两人吃饭”。将到家的前一天晚上，“尸必托梦于其家人，其家则将棺木衣衾，预备齐整”。等到赶尸者将尸体领进了家，直接驱使尸体走进棺木内，然后赶尸者将那碗加了符咒的清水在地上一洒，尸体立刻倒下。这时要马上为其收敛，“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坏之形矣”，腐败的状态与死亡时间完全一致，“如已死一月者，尸即现一月之腐状”。
徐珂在文末还不忘添上一笔——宣统己酉年秋天，有个名叫杨宽夫的人到湘中办事，曾经在长沙城外亲眼看到赶尸者一行。
《清稗类钞》所谓“三人住店，两人吃饭”，说的是赶尸者运送一具尸体，而在郭则沄所著笔记《洞灵小志》中，还记载了运送多具尸体的情况：“湘黔有谙是术者，人死不殓，招术者咒之则能行。”赶尸者在前面引导，“或二三尸，或四五尸，从以行”。这些尸体都要用纸盖住脸，前面的路上有诵经的或演乐的，必须让他们停止，然后赶尸者才能过去，“否则术败”。而晚上住店时，与《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不同，尸体不能立于门侧，必须立于门后，这是怕生人进来时不小心触碰到，也会导致术败。“如是昼行夜止，虽千里可达，抵家亟殓之，稍延则腐。”当时战乱频仍，死在异地他乡的人非常多，所以“馆驿间往往见行尸，不足为怪”。
在《清稗类钞》里，同样谈到了赶尸现象在清末的多见。湘军名将黄忠浩曾驻军川边，“一日，营外忽大哗”，他询问手下出了什么事，手下报告说是“有人解死尸经过，尸能自行”。黄忠浩感到很惊讶，出营观看，则见一人持布旛在前面引导，身后跟着一个面无血色、全身僵硬、直挺挺的“人”随之奔走。黄忠浩便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赶尸者说：“此人旅途中死去，不能具备棺木，所以我用法术驱之自行，带他回家以就殓。”黄忠浩问法术怎样施行，赶尸者说：“这是我们行业的奥秘，怎么可能告诉你。”黄忠浩又问他此去还需要几天才能到家，赶尸者说大约四五天，又问晚上住宿时，尸体“放”在哪里，赶尸者说“置之门侧可矣”。黄忠浩还有些不敢相信，让手下检验那个“人”，发现确实是一具尸体。这一下整个军营都轰动了，士兵们纷纷出来观看，但当地人却说：“此事常有之，不足异也。”
《清稗类钞》的编撰者徐珂，在另外一部笔记《康居笔记汇函》中，还摘录了刊发于1926年的《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一号中一篇名为《缅甸人的生活》中的一句话：“缅甸术士，于客死他乡之人，可念咒使复活，挈以归，比至家，乃退咒下葬。”徐珂认为，这与中国的“赶尸”乃是同样一种“法术”。
《康居笔记汇函》
三、电动说：偶触阳电便逐人
人死不能复动，否则便是妖、是魔、是鬼魅作祟，这是哪怕生活在科学不昌的年代的人们也能达成的“共识”，而“赶尸”无疑是挑战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法则，必然引起人们的惶恐不安。古人对无法用其所处年代的知识合理解释的事物，大多会给予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答案，但在清末民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引进，那些比较先进的中国人就尝试着用科学进行全新的诠释——对“赶尸”亦是如此。
清末民初的笔记，用两种“时新”的观点解释“送尸术”：一是催眠术，一是电气作用。
著名学者狄葆贤就持“催眠术”观点，他在《平等阁笔记》中说：“贵州采木商人病死于湘中者，能以送尸术送之返乡，似与西人之催眠术同理。”他与很多朋友函来信往地对此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早已与肉体分离，而肉体还能像生前那样运动自如，“乃其生前之余气耳”。他又进一步比喻道：“人之余气，犹灯火熄时之有余影，儒家或谓之魄，人死时往往有报信托梦于亲友者，皆此余气为之，非灵魂也。”所以，送尸术是施术者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死者体内，与死者的余气“相合相接而成者也”，这很像是催眠术的施术者用自己的意念诱导受术者按照其指令所为，所以狄葆贤说：“催生人者谓之催眠术，催死人者，谓之催死术可也。”
《平等阁笔记》但是，徐珂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西人之催眠术，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所以他更倾向于，赶尸术“与寻常尸变因有所感触而然，或系一种电气作用者”。郭则沄也抱相近的观点：“凡生物咸有电质，人之初死者，阳电灭而阴电存，偶触阳电，辄尔跃动，或起而逐人，其逐人者，正以两电相引也。”然而徐珂和郭则沄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反驳“催眠术说”时，强调催眠术“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同样，“电动说”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那就是逐人一时和驱行数月，也不是一码事。
沈从文在文章里提到一位会赶尸之术的“有道之士”，名为阙五老，据说他十五岁时就远走云贵，跟名师学习过赶尸术，晚年，当人们问起他是否真的见过此术时，他必装作很认真的神气说：“当然的，我还亲自赶过！那是我一个亲戚，在云南做官，死在任上，赶回湖南，每天为死者换新草鞋一双，到得湖南时，死人脚趾头全走脱了。只是功夫不练就不灵，早丢下了。”沈从文幽默地说“至于为什么把它丢下，可不说明”，而阙五老的用意，也只在“故神其说”而已。
越琢磨，越觉得“故神其说”四个字真的是妙极，真真假假，莫衷一是，假假真真，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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