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于金翠】“傅立民先生的这篇文章讲出的是我们都知道的、确确实实存在的，但美方一些人却刻意忽略或者漠视的基本事实。简而言之，中国不是威胁，美国才是威胁……美方应当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上，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听进去包括傅立民先生在内的美国和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正义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5月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为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美国驻华公使的资深外交官查尔斯·弗里曼（中文名傅立民）一篇谈论中美关系的文章点赞。傅立民刊发在澳大利亚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上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半个世纪前见证过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傅立民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中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威胁，而美国为保住过去的垄断地位切断同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贸往来甚至通过军事手段威胁对抗中国崛起都是徒劳的。

拜登政府被“锁”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

环球时报：您在“东亚论坛”刊发的《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赛》一文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您认为美国近期的对华政策将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为什么这么说？

傅立民：如果美国要与中国竞争，美国必须采取以竞争为目的的政策，而不是旨在阻碍中国进步的政策。保护主义是承认没有能力竞争，它降低而不是提高经济效率。认为通过切断同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往来就能保住美国过去的垄断地位是一种妄想。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对抗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中国大陆对台施加压力是对美国政策误导性变化的回应，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不利于美中双方管控台湾问题和避免战争。

环球时报：近日，当有记者提到您的文章和观点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记者会上回应说，“如果要竞争的话，中方也不会回避，但是这个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遵守市场规则，而不应下绊子、用强权来剥夺其他国家正常正当的发展权利”。对此，您有何回应？

傅立民：尽管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和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固有威胁，但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本身构成威胁。在我看来，为了更好地跟中国竞争，我们应该鼓励美国人加深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而不应该采取政治上“省事”但不正确的概念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环球时报：您前不久撰文说，拜登总统正面临复杂的政治选择。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尽管拜登个人风格和前总统特朗普差别很大，但在他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仍是特朗普时期政策的延续。您如何看待这种延续？

傅立民：在我看来，因为美国民主党摇摇欲坠的国会多数席位，以及那些似乎尚未适应全球政治新现实的内阁成员，让拜登政府被“锁”在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里。我目前还预见不到任何改变，除非并且只有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或外交政策失灵时，人们才很明显地意识到——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对华政策。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决策圈对您的观点是否有回应？

傅立民：我认为，当美国犯错时，作为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公民有责任大声说出来，这样做的权利一直是美国民主的强大力量之一。但现在，在美国，“政治正确”意味着与流行叙事不一致的观点通常会被忽略。

环球时报：是的，美国似乎已被竞选政治绑架，在任官员必须对中国强硬表态才能赢得选票。这使得美国的整体对华氛围陷入冰冷。中美在一些问题上的合作，比如气候变化，可以缓解这种僵局吗？

傅立民：很可惜，我认为，两国仅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不足以恢复美中关系的理性。这种合作主要是在多边层面进行而不是双边层面。美中近期关于新疆问题的争议，以及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准备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部件实施制裁，都让恢复双边合作的努力面临困难。

美国缺少有战略眼光和勇气的领导人

环球时报：今年是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而您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翻译。那场“破冰之旅”结束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离的状态。回顾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您最想和中国读者分享的感触是什么？

傅立民：中美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的“破冰”表明——通过双方都能获益的方式定义双边关系能带来好处。但如果以不可调和的分歧来定义双边关系，则会陷入僵局或者互相伤害的冲突之中。

环球时报：美国还可能会有另一位基辛格吗？

傅立民：美国是否可能有另一位基辛格？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问美国是否还会有另一位像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战略眼光和勇气的领导人更为合适。在我看来，在美国当下的政治中，还没有人在对外交事务的认识或政治家的气度上能与尼克松媲美。我非常希望我的这一看法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人不能两次访问同样的中国”

环球时报：过去50年，中国的哪些变化让您最感慨？您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什么时候？

傅立民：跟以前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和隔离使现在去中国难了很多。即使没有疫情，我也因年纪太大很难再去中国。我已两年多没有踏足中国，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到中国。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每次到中国，我都能观察并学到一些新东西。让我改一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人不能两次访问同样的中国（套用人们熟知的哪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编者注）。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美国执政者和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威胁，为什么会有这些误解？

傅立民：目前，美国的治理体系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认为我们必须反思自己的失败并采取修正措施。但中国跟我们的问题没有关系。对美国来说，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威胁，也不是适合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

环球时报：过去两年，《环球时报》还专访过您的儿子（美国全国商会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傅瑞伟、女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博士。为什么您和您的家人都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傅立民：我代表不了我的孩子们，只能说说我自己。我之所以寻求更好的美中关系原因很简单——我一直认为这对我的国家持续有利。

环球时报：据了解，您的孙辈中也有的精通中文，正在向第三代“中国通”发展。您经常和他们谈论中国的话题吗？

傅立民：我的孙辈们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听他们谈论中国，我也学到很多东西。但很可惜，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使这种家庭内部的交流和对话变得不那么频繁和富有成效了。

环球时报：您觉得美国新一代“中国通”和老一代“中国通”有什么区别？有一种说法是：您这一代老“中国通”对一穷二白的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发生巨变感同身受，可以理解中国的发展之难，但年轻一代没有这样的情感，容易产生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是这样的吗？

傅立民：显然，那些亲眼见证中国从孤立、贫穷变得与世界联系紧密、繁荣和创新的人，与那些从来没有为中国的积贫积弱、内外政策失败以及易受到外国攻击担心的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外交和对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做到有“同理心”，而分析和制定政策的最大失败是源于对过去的无知和将自己的偏见投射到别人身上的习惯。

修正目前美中两国社会存在的那些普遍的对彼此的错误认识需要“同理心”。在我看来，现在美中两国的学者和外交官都缺乏这种“同理心”。这就意味着一方想的或者说的对对方来说更具有冒犯性而不是有所帮助。我认为，加强联系是纠正这种情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