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特朗普就任当天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1月28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联合国已收到美国退约的正式通知，退约将于2026年1月27日生效。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巴黎协定》，并于次年获得195个缔约国确认，正式生效。《巴黎协定》设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保持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

美国是首批签署并批准协定的国家之一。根据协定，发达国家将继续在减排上发挥表率作用，同时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特朗普一直认为，《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公平”，会“扼杀就业”，并导致美国煤炭、钢铁等产量下降，影响经济，甚至说协定是一场“大骗局”。

英国网站“气候之家”指出，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每年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在为发展中国家采用清洁能源和适应全球变暖提供资金方面，美国承担的责任也会减弱。

一、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在美国退约、退群的同时，全球气候的挑战正在不断增加。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说，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是首个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超过1.5摄氏度的年份。

世界自然基金会预测，由于气候变暖，自1880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了大约21到24厘米，到2050年将上升30到50厘米。

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预测，在最坏情况下，到本世纪末全球海平面将上升两米，在中等情况下也会上升近一米。海平面上升不仅可能使沿海居住地被淹没，还会导致盐水进入淡水系统，影响饮用水的供应。

1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上表示，气候变化和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扩张是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应对行动。

这位秘书长在2021年就警告说，到2050年海平面上升可能会使世界沿海城市超过8亿人直接面临风险。2023年他指出，由于海平面上升，未来几十年人类将经历大规模的迁徙或移民事件。这将对淡水、土地资源的竞争产生更激烈的影响，很有可能引发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冲突。

2024年，他在太平洋岛国出访时说，海平面上升完全是人类造成的危机，且很快就会膨胀到难以想象的规模，没有“救生艇”能把人类带回安全的地方。“原因显而易见：温室气体——绝大多数由燃烧化石燃料产生——正在烤熟我们的星球。而海洋正在承受这种热量。”

他呼吁，“全世界都必须行动起来，在为时已晚之前发出求救信号”。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3年西南太平洋气候状况》，当前观测到的全球海平面上升现象，40%由海洋变暖所致。海洋吸收了气候系统90%以上的多余热量，海水升温后引发热膨胀，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同时，海洋变暖也在改变洋流，并间接改变风暴路径，影响海洋生态系统。

报告称，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如斐济、图瓦卢、马绍尔群岛和基里巴斯，是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它们的地理位置和低洼的环礁使它们几乎无法抵抗热带气旋和海平面上升。尽管这些岛屿国家仅贡献了全球排放量的0.02%，但它们却承受着全球变暖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南太平洋的美丽岛国图瓦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因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而举国迁移的国家。幸好新西兰接受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得以从2001年起陆续撤离到新西兰居住。

二、无法懈怠的中国双碳之路

特朗普对《巴黎协定》不屑一顾，中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之路上则无法懈怠。

今年1月3日，中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对外公布。这份300多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采取的行动和进展，并首次披露了2020年和2021年温室气体清单。

报告显示，中国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即LULUCF）约为129.9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占79.1%，甲烷占为13.1%，剩下的是其他四种气体。如果不包括LULUCF，2021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143.1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排放占比分别为76.9%、14.9%、6.5%和1.7%，能源和工业相加占90%以上。（注：2021年中国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领域产生了大约13.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汇。）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活动占比为何高达3/4以上？因为能源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部门的燃料燃烧，都算在能源活动中。又因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不下。

根据国际能源署《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374亿吨，中国为126亿吨。

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将刚性增长，碳排放还将有所增加，任重道远，须臾不可放松。

同时我们看到，在压力面前，中国环保过去十几年已有巨大进步。

不久前，英国一家新能源公司的CEO格雷格·杰克逊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中发言说：“我在世界旅行，去年中国建设了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的59%，中国售出的一半汽车是新能源汽车。如北京、上海、深圳的空气质量比一些西方城市都要好。中国通过发展低价的清洁能源驱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证明）清洁能源和经济增长不是对立的，未来的产业就是清洁能源。”

看到这段视频，我去查了一些官方数据。

北京：2024年PM2.5年均浓度为30.5微克/立方米。与2013年相比，2024年四项主要污染物PM2.5（细颗粒物）、PM10（可吸入颗粒物）、NO2（二氧化氮）、SO2（二氧化硫）浓度分别下降65.9%、50.0%、57.1%、88.7%。2024年北京收获了290个优良天；

上海：2024年PM2.5年平均浓度为28.4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为88.5%；

深圳：2024年PM2.5年平均浓度为17.3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7.0%。

就全国而言，2024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7%；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7.2%，同比上升1.7%。

2013年，中国出台了首个针对环境突出问题开展综合治理的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今天，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雾霾锁城已变成蓝天常在。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去年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2023年全国重点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比十年前下降了54%，重污染天数下降了83%。“我们过去讲‘APEC蓝’‘阅兵蓝’‘冬奥蓝’，实际上‘北京蓝’已经渐成常态。”

从2013年至今，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倍多，能源消费也在不断增长，202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接近60亿吨标准煤。但另一面，环境质量却在不断改善。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变增长方式。

一是降低能耗强度，让能耗增速始终低于经济增速。2013年到2023年，中国以年均3.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1%；

二是调整能源结构。2013年至2023年，煤炭消费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67.4%下降到55.3%，2024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超过19%，占比首次超过石油。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比已接近1/3；

三是围绕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持续推进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等节能提效、改造升级的举措。

为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央行创设了碳减排支持工具，证监会加大了对绿色低碳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七部委2024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截至2024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了6.3亿吨……

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在完成了迄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时，中国的环境状况较快走上了改善向好的通道。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4%。2024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90.4%，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3.7%。

三、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随着特朗普2.0时代的开启，联合国倡导的不少秩序、组织、协定等等，都可能遭到美国的离弃。经济全球化变局丛生，全球治理也在深刻变化。

过去，不少全球治理理念都是发达国家最早提出，由联合国确认，再向全球推广的。今天的一个现实挑战是，一些全球治理理念对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再具有约束力。

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000年，全球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立。2004年，该组织发布了《在乎者赢》的报告，首次提出ESG（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的理念。2015年9月，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在纽约总部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同年12月在巴黎通过了《巴黎协定》，全球经济社会向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成为共识。此后，ESG逐步发展成全球投资界和商界的一套标准体系，也被称为三张财务报表之后的“第四张表”。

今天，当特朗普政府不再在乎低碳绿色理念时，对中国是不是一个机会，即努力成为可持续发展、ESG等治理理念的重要践行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全球发挥一种稳定、引导、示范性的作用？

2024年10月16～1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信集团、新浪集团主办，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承办的2024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全球领导者大会（“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推动全球ESG合作、发展与共赢”。

这一盛会表明，中国政府有意愿，在ESG领域打造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推动全球绿色发展。而在超过270位的发言嘉宾中，国外嘉宾占比过半，也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的认同感。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潘基文中心常务理事金垣洙在大会上说，在应对全球变暖等气候挑战时，我们的反应应该不是以国家为导向，而是以地球为导向，否则我们注定要失败。“这是一种新的范式转变，这种新的范式转变需要把人放在地球中心。”

尽管ESG在国际上遭遇了一些回潮，但在中国，ESG正在加速推进。

2024年11月，财政部等十部委印发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提出到2027年，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及应用指南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

未来的政策路径，预计会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步推进，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从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扩展，陆续发布一系列针对ESG的信息披露具体准则和针对各行业或领域的应用指南，构建完整统一的中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

上市公司‌走在前面。今年1月17日，沪深北交易所在证监会指导下，正式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指南》涵盖《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和《应对气候变化》两部分，分别呼应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S1和S2文件，明确了治理、战略、风险管理等内容，细化了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等要求，并提供了ESG指标管理手册及对标索引表等工具，以推动上市公司全面开展ESG实践。如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所言，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四、软实力的新疆域

中国为什么要把ESG变成“必答题”，而且一定要答好？

在我看来，有三个重要理由。

首先，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的信息显示，受多种因素影响，全国能耗强度降低仍滞后于时序进度。当前，中国仍有超过10%的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产能能效低于基准水平，超过60%的存量锅炉、电机、变压器等设备能效低于先进水平，超过1/3的存量建筑不满足节能建筑标准。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潜力巨大，也一刻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需要。

我在近年来的出海调研中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企业在成本、效率、质量、性价比乃至产品创新等硬实力方面，优势比较明显，但如何走进去、融进去、扎根生长，形成共赢，软实力还不过硬。

其中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主观上，我们的企业习惯于纯经济维度的考量和内卷，ESG的认知和能力存在局限。客观上，全球ESG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如欧盟已经明确，碳边境调节机制过渡期至2025年12月31日结束，2026年1月1日正式起征。过渡期内，欧盟的企业只需提交每年进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数据，不需要为此缴纳费用，而2026年起，企业不但要报告每年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数据，还要支付对应的碳排放费用。

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高碳排放，都将导致出口产品付出更多碳管制成本。这非常迫切，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又如2024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要求企业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包括供应、生产和分销，防止、结束或减轻其对人权和环境的不利影响，包括奴隶制、童工、劳动剥削、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遗产污染；《指令》明确提出，企业有义务识别、评估、预防、减轻、处理和补救其在上游供应链和一些下游活动（如分销和回收）中对人类和地球的不利影响。

该指令从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全球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的公司开始，会逐步扩大覆盖面。非欧盟公司、母公司和在欧盟有特许经营或许可协议的公司，只要在欧盟达到相同的营业额门槛，也将包括在内。

再如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出台的《劳工与工作条件绩效标准手册》《劳工住宿：流程和标准》等，对项目现场的住宿条件、工作时长、宗教信仰保护都提出了详细乃至严苛的要求。

总的趋势是，过去ESG主要是作为一种软法（Soft Law）而存在，企业若不遵循，失去的可能是融资机会或商业合作伙伴，而不涉及到法律责任；但现在ESG相关议题逐步转向硬法（Hard Law），如企业未能满足合规要求，可能面临市场准入受阻、罚款、货物扣留甚至刑事责任等严重后果。这种ESG标准从“商业义务”到“合规义务”的演变，抬高了中国企业出海运营的门槛。

最后，这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可靠路径。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中国已经确定的重大方略。这一方略如何更好地落实到经济领域和企业层面？ESG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它是商业文明的必修课，是软实力的新疆域。

如果ESG这一关中国真正迈过去了，于内，有助于绿色转型；于外，有利于中企出海的长治久安。以ESG为抓手推动可持续发展，也是展现中国新时代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扬“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优秀中华文化的可靠路径。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ESG不仅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利益和国家软实力之所在。把性价比这样的硬实力和ESG这样的软实力结合起来，于企业发展，于社会要求，于国家形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皆是义利并举的正道、大道。

无论外部有多少风浪，把ESG进行到底，都应该是中国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