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的激情杀人背后，

是奉俊昊的阶层想象

文 | 宗城

本文有剧透，请谨慎阅读。

《寄生虫》在戛纳拿到高达3.7的场刊评分，夺得韩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座金棕榈大奖。在这部电影中，奉俊昊延续《杀人回忆》《雪国列车》里的表达，探讨社会的阶层、身份差异及由此引发的悲剧。他借一个底层家庭对富豪之家的“渗透”，以荒诞的悲喜剧形式暴露出了韩国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寄生虫》的激情杀人背后，是奉俊昊的阶层想象。

导演奉俊昊

《寄生虫》的关键词是气味。气味本身、人对气味的反应，贯穿整部电影，甚至在后半段，气味成为诱发悲剧的直接导火索。影片开场就表现出了气味的差异——屋外阳光灿烂，市井小民来来往往，而屋内却阴暗干燥，臭袜子、脏马桶、隔夜面包、大量廉价衣物——主人公一家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影片点题的一幕，就是当喷药消毒的烟雾弥漫到主人公一家，宋康昊饰演的父亲基泽说：“别关窗，就当做给家里免费消毒。”结合影片将主人公一家比喻成“寄生虫”的设定，荒诞感扑面而来。

《寄生虫》主人公一家

与主人公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豪朴社长家，气派宽敞，犹如别墅，地价是主人公所在贫民区的数十倍。电影通过朴社长与妻子的对话让读者知道，他是一个强调分寸感的人，稍微越界，就会招致他的不满，所以气味的差异，也会引起朴社长的警觉。

电影中，朴社长对基泽不满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身上有一股奇怪、挥之不去的味道，是经常出入地铁的人会有的味道。到后来，即便基泽更换沐浴液，用不同的肥皂、洗衣粉，努力去除身上的气味，朴社长依然能闻到那种味道——那是穷人的味道。

温馨的富豪之家，即将成为杀戮场

不只是朴社长，他的儿子多颂也闻到了这种气味。电影里主人公一家差点穿帮的瞬间，就是多颂对父亲说：“他们身上有一样的味道，杰西卡老师身上的味道也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是混迹于韩国贫民区、生活在地下室里的人，他们的身上有下级阶层的气息，味道，成为电影中区分阶层的象征。朴社长对基泽等人味道的排斥，象征了富人对底层的嫌弃，这也是为什么基泽对此耿耿于怀，并且在最后，当他看到朴社长冷冰冰地拿起钥匙，对死伤者不管不顾，像看到腐肉一样对待邋遢行凶者的尸体，并且抬手掩鼻时，他内心的愤怒终于难以克制，一刀之下，夺走了社长性命。

朴社长嫌弃穷人的味道，但在死之后，他也和穷人一样化作腐肉一堆，昔日穿金戴银的绅士，变成苍蝇眼中的美味。奉俊昊寥寥几笔，就把阶层差异造就的荒诞暴露于日光之下。

实际上，朴社长一家与寄生上流者气味的差异，不只是贫富之间的差距。朴社长等人表现出的除了干净和秩序，还有冷漠和麻木。他们眼里没有穷人，有的只是如何好好规划整个家庭的秩序、如何把体面维持下去。当穷人们成为上流的寄生虫，朴社长等富人所实践的，其实是另一种寄生——他们寄生在固有的社会秩序中，小心翼翼维持着既得利益者的体面，他们的起落不只取决于个人努力，更在于那个他们依附的、导致贫富分化悬殊的财阀体制，能够维持多久。

《寄生虫》里的味道，既是差异，也是人心中的成见，小人物孜孜以求的并不一定是财富和地位，而是一份简简单单的尊重与认可，当他们发现上流社会连这样卑微的要求也无法满足时，他们的希望就会变成绝望。

在这部电影中，奉俊昊既讽刺了朴社长一家，也讽刺了主人公一家，他们的欲望就像滚雪球一样，尝到甜头，就得意忘形，即便成了富人，也不会比朴社长好多少。出身社会学，让奉俊昊对社会结构问题具有敏感度，他对下层民众有同情心，但不因此滥用底层煽情叙事，《寄生虫》的镜头语言冷距、克制，富人的行为是合理的，穷人的心态也经得起推敲，悲剧的发生并不是源于绝对的善恶，而是在富人看起来完全合理的行为，到了穷人的眼中有不同意味。

比起《杀人回忆》对韩国军政府的讽刺、《雪国列车》的反乌托邦呈现，《寄生虫》的选题更聚焦当下。它反映的不是底层对上流社会的报复，还有在阶层壁垒之下，底层之间的“互害”。朴社长家的前任女佣雯光和她的丈夫都是底层，但当他们各自发现了彼此的秘密，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团结协作，而是互害。

这种互害在一些同题材电影里也出现过，比如《大象席地而坐》里的底层斗殴、《江湖儿女》里地方黑社会的火拼，不过在这些电影里，导致互害的原因不尽相同。

《江湖儿女》里，地方械斗既是江湖习性，也是小人物宣示自己力量的表现；《大象席地而坐》里，底层互害既有胸中怒气的原因，也是因为有一些底层，实质上成为了既得利益者的雇佣打手；《寄生虫》里的互害则纯粹是利益诉求，双方都想保住秘密，也都渴望占据富豪家中不被外界所知的地下暗室，那个暗室，如同资源分配不均下小人物仅有的生存空间。

当然，影片的重头戏还是底层在对上流社会绝望后，那愤怒的一击。基泽捅死社长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压抑已久的情绪的爆发。当富人不把他当人，只是当做一个听之用之的工具；当富人无视穷人的死亡，冷漠地起身想离开；当他想到，自己一家辛苦奋斗，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富人之子懒散度日的处境时，他再也受不了，选择用暴力来结束这一切。

暴力，而非法律，这背后反衬的是韩国底层对于司法的失望。在《燃烧》和《寄生虫》中，导演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暴力来宣示底层的反抗，钟秀和基泽们已经不相信法律，他们看到的是法律成为权贵的庇护所，看到富豪们巧妙地利用法律漏洞让自己脱罪。

有豆瓣影迷调侃：“文有李沧东，武有奉俊昊。”《燃烧》与《寄生虫》相似的主题表达，让很多人喜欢把他们做对比。但《燃烧》是一个更卡夫卡式的文本，恰如主人公钟秀说的：“世界是一团谜。”《燃烧》并没有给定一个确凿的真相，而是在一团迷雾中，让主人公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

《燃烧》剧组

李沧东在《燃烧》里埋入了大量隐喻，比如盖茨比的梗、惠美的舞蹈、烧塑料棚等。富豪Ben不屑一故地说：“韩国的警察，不在乎那些东西的，那些又没用又脏乱得碍眼的塑料棚，他们，好像都在等着我把它们都烧了呢，我看着那些燃烧的塑料棚，会感到喜悦，然后这里，这里会感到贝斯声，从骨骼深处响起的贝斯。”正是这些话让钟秀齿冷，对Ben心生厌恶。钟秀杀死Ben并不只是为了惠美，也是他对这种上流人傲慢的反击。

《燃烧》的主题并不局限于阶层表达，李沧东诉说钟秀和惠美这些边缘人的故事，探索人的存在意义、真实与虚假的关系，惠美开篇就点题道：“别想着这里有橘子，忘掉这里没有橘子就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因为有他者认可他的存在，如果所有人都把他遗忘，他在社会意义上就已经消失了。钟秀写作、惠美舞蹈，Ben烧塑料棚，都是为了给他们虚无的人生找寻一些激情。却更反衬生活本身的虚无。

《燃烧》

相比起来，《寄生虫》的表现形式更情节剧，在剧情设计上更加精巧。主人公一家寄生上流的过程，充满了大量幽默、反转、升降镜头、空间特写和富有象征性的情节，奉俊昊的阶层表达没有失之于控诉，而是在节奏变化中，用戏谑的方式讲述悲伤的故事。

影片以一场大雨为分水岭，有明显的节奏和风格变化。这两场大雨与片子开场流浪汉的撒尿（后面还有一次撒尿）形成微妙互文，暗示基泽一家的命运，会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因为雨水发生改变。于是我们看到大雨之夜，基泽一家的狼狈不堪，朴社长因为大雨提前结束露营，带着家人回到家中，而基泽一家此时正与雯光和她的丈夫周旋，为了延续寄生命运，他们不得不赶在朴社长回家前收拾残局。随后在深夜，仓皇逃离。

大雨之下，小人物如虫子般四散，几个小时前还在富豪家得意忘形的“寄生虫”，转眼间沦为雨夜里的沦落人。奉俊昊通过精确的运镜呈现了不同空间的分隔感，在大远景、人物特写和焦点的切换中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底层被遗忘之凄凉，正是因为情绪铺垫足够饱满，“寄生虫”的绝望一击才让人感到理所当然。

电影中，穷人和富人家空间的不同

然而，暴力之后，阶层改变了吗？并没有。不过是死了一个富人，换取几条新闻，喧嚣过后，一切如初。而基泽这个杀人凶手，不得不躲到暗室之中，成为一个消失的人。

《寄生虫》上映后，引起不同讨论。笔者不认同单纯从故事逻辑出发，对《寄生虫》的批评，这是把电影当成文字，忽略了电影的整体性。电影作为整体，包括但不限于视觉、声音、镜头调度、演员微表情、色彩和空间的运用等。

这部电影难得的地方，是表现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而不只是富人和底层的简单二元对立。奉俊昊既没有歌颂富人，也没有赞扬底层的冲动杀人，他表现的是一整套秩序，这个秩序里，最上层的人地位牢固不破，他们的后代因掌握资源的绝对优势，有善良、迟钝的一面，也有冷漠、麻木的一面。底层的所作所为，只要没有威胁他们的地位，他们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流露出关怀，但是，一旦底层有僭越的行为，他们就会让代理人将其压制。

最上层之下，并不就是底层，而是庞大的雇佣集团、处在社会中层的中产。底层之间，也并非团结一致，而是部分团结，部分互害。因为底层里，有上层的雇佣，有麻木不仁者，也有努力想往上爬的人。

高阶寄生虫赶走低阶寄生虫

固然，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关系还有些粗糙、简化，但是，一部电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地把它表达出来，自圆其说，已经是它的优点。

《寄生虫》表现的，不只是底层绝望一击的悲怆，而是这个秩序本身的牢固。这个秩序，其实并不在意寄生虫个人的死活，也不在意朴社长的死活，基泽和朴社长的区别，不过是更小和更大的寄生虫的区别。有时候，这个秩序甚至鼓励寄生虫之间的互害，默许冲动杀人——因为容许一部分的愤怒，再用法律收捕，符合秩序的长远利益。

也正是因为秩序的牢固、上流社会和底层的悬殊，基泽之子最后想到的，也不是反抗秩序，而是好好努力，念书，赚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曾经寄生在朴社长家的人，渴望变成朴社长。更凉薄的是，这个晋升上流社会的愿景，也只是基泽之子的一个幻想。

奉俊昊呈现他的世界观，他并不是说这个世界观就是唯一的，但这个世界观，显然能让很多人感到“不适”。这种“不适”，让我们反思当下的秩序，反思我们对穷人和富人的理解，意识到这套秩序背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