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1883—1945），祖籍湖南湘阴，或出生于长沙，或出生于湘阴。他在长沙长大，留学东瀛，创业于天津、山东、江苏、四川、重庆等地。1914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7年，他创办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因此，他的企业集团被称为“永久黄”团体，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世界一流的企业，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典范。他作为天地大儒王船山先生的衣钵传人，是一架内外合一的“永动机”，一生坚苦操持，引导阴阳，滚动天下，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家典范、新儒商新圣贤、中国化工之父、中国企业文化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世界企业家领袖、东方战略企业家典范、现代湘商之魂等。
1934年8月，大企业家卢作孚到天津参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永利碱厂后，与范旭东惺惺相惜，发表感慨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1940年1月3日，胡适在日记里面评价范旭东是一位“新圣贤”，并说：“前几年我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称赞范旭东是“天才”，说：“范旭东先生死了。中国新兴工业之一颗光辉的巨星落下来了。旭东先生是一位最优秀的企业家。他是新兴工业之创造的天才。他在千灾万难中百折不回的树起他的伟大的事业。真的民主来到时，假使我也有资格投一票，我会举他为中国工业五个五年计划的总司令。”
侯德榜说，范旭东“先生乃工业斗士，建设导师，不仅公司之领导，实民族之英雄”。而纪念范旭东的文章常提及他是“先导”“先锋”“导师”“领袖”“元首”等。
1947年，“永久黄”团体在天津设立了范旭东纪念奖，建造了“范旭东纪念碑”。
范旭东一心办企业，誓不从政，但在逝世后，其公认的成就获得了毛主席、蒋介石等人的称赞。他是唯一获得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共同称赞的企业家。毛主席先后两次评价他：“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蒋介石评价他：“力行致用。”“先生福国利民，功在人寰，综其建树，有光青史。”
范旭东是一位具有东方儒家价值色彩的圣贤型企业家典范
范旭东是一位具有东方儒家价值色彩的圣贤型企业家典范，美其名曰是一位新儒商的典范。《海王》杂志云：“范旭东先生，起儒服，建鸿猷，奋赤忱，排百难，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因此从道统上来说，范旭东遥继王船山，新儒商范旭东是大儒王船山的显化。胡适评价范旭东是一位“新圣贤”，超越前人。此言，真实不虚。
在近现代国家昏乱、西方入侵的语境之中，范旭东本之仁义，发“黄中之爱”，以儒家书生的身份办企业，自命为以夏化夷的“先导”，为捍卫人类的正义与尊严，证实人类的良心，开辟人类文化新方向，建构、领导世界仁义秩序，进行了长达三十一年的努力奋斗，取得举世瞩目的杰出成就，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范旭东“黄中立法”，在制碱业突破西方长期的科技封锁、垄断的经验，与西方进行商战而获得胜利、掌握规则制定权的经验，第一次向全人类公开苏尔维法制碱工艺秘密的经验，在全球第一次建构企业精神“四大信条”，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明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制碱法的经验，开显了中国人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商业竞争、企业治理与服务全人类、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能力与智慧，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兴起了中国人捍卫人类尊严、证实人类良心的希望，操持了中国人以夏化夷、天下太和的道德理想。
范旭东的创业实践，从无到有，以力升德，在利用东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货币资本等的过程之中生发了“新中华文化”，尝试破除西方巫魅、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丰富了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精神、资本精神等的内涵，为重新解释这些概念提供了经验基础。可以说，范旭东以夏化夷，为“新中华文化”领导世界仁义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以夏化夷，指的是帮助野蛮人具有仁义道德，其方法是发“黄中之爱”，“黄中立法”，尊王攘夷、尊王进夷。范旭东可以谓之近现代以夏化夷第一人。
质言之，范旭东的一生创造，既体现了东方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又为开辟全人类文化新方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并给予了后人领导世界仁义秩序、实现天下太和的希望与信心，与此同时，也宣示了人类的伟大智慧与创造能力。这是中华文化、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范旭东是“新中华文化”的创造者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需要持经达权、守中致和，不断进行调整、改变，“日新日日新”，以确保自身的生生不息。这是上天赋予中华文化的权利，也即天道正义。
天地分两途，“源头活水”自良心而来，汩汩不息。范旭东秉持王船山的思想，由虚返实，建立“实现主义”人生观，为传统中国转入现代提供新方案，并进行了实践。范旭东认为，传统中国哲学偏向人与人之间的研究，遮蔽了人与物之间的研究，主张哲学有所转向。他说，哲学为科学开发基础，历史为科学提供文化自信，由此找到“新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滚动天下。与此同时，他认为要建立更多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科学团体，像中国古代的书院一样，引导阴阳变化，生发新中华文化。可以说，范旭东是中华文化“其命维新”的操持人，是“新中华文化”的创造者。
范旭东认为，科学研究是一种“神圣工作”，要有甘于寂寞的心志，“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术，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在中国古代，存在歧视百工技艺的现象，也没留下多少百工技艺的专著。范旭东主张采用科学为百工技艺建立基础，建立新样式的团体，生发新时代的工匠精神、鲁班精神。
贤人在野，一阳来复。《论语·尧曰》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创造“新中华文化”，以夏化夷，是捍卫人类的正义、权利，证实人类的良心、尊严，对人类负责，确保全球文化多元性，为世界未来文明“保种”。
范旭东是阴阳变化的推动者、引导者
英雄不问出处，人人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引导阴阳变化，滚动天下，证实仁义道德，光大王道，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社会底层草根的逆袭上升是持肯定、激励的积极态度，但在中国古代更是追求道德化的上升。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船山学社门联云：“辨人禽界，立天地心。”也确实，没有道德的逆袭上升，可能更多的是酿造灾祸。
范旭东出身社会底层，七岁成为孤儿，在机遇之中通过努力奋斗改变了命运，实现了“现实成功”“人生成功”，按照当今社会的流行属于是“草根逆袭”。范旭东的“草根逆袭”是在改变国家命运、为人类服务、开辟世界未来文化新方向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范旭东是基于东方价值的“草根逆袭”，有着“兼济天下”、以心挽劫的仁爱情怀。这是中国儒商为人类社会底层的草根逆袭立法，悬轨昭来。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按照大儒王船山的解释，阴阳变化则器变，器变则道变，道变则天变。天引、地蒸、人升，“地气”转移，人物兴起，究其根本是“德”。
王船山说：“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所居者也。”这样的“人”是“成均”的，让阴阳变化，不断发生滚动。君，滚也，均也，平也。君之为君，即滚动天下。范旭东就是这样一种“人”，是社会阴阳滚动的推动者、引导者，他多次表明自己的“先导”的使命与责任。他一生在国内外压迫的夹缝之中努力奋斗，不求个人发财，而求以心挽劫，捍卫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权利，解救全人类、万物，证实天地之正义，让天地万物各安其分。
他创办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生产中国第一包精盐，是为了让中国老百姓吃上卫生、价廉的雪白精盐，洗涤西方世界嘲讽中国人是“食土民族”的耻辱。他创办永利碱厂、南京硫酸铔厂，完善酸、碱两翼，是为了建成中国的工业基本体系，减少财富外流，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并且，他创办永利碱厂，还是让老百姓用上纯碱，改善日常生活；他创办南京硫酸铔厂，还是为了改善农业，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让老百姓发财致富。他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计划成立“全国工商大联盟”，向全国输出先进的科技，目的是帮助弱势中国企业提升技术，团结、领导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与西方资本家竞争，以求摆脱西方的压迫，实现中国工商业的独立，进而领导西方工商业。
明末的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据此可知，超胜西方，领导西方，在明朝已是文化界的通识。在近现代，遭遇西方入侵、亡国灭种之际，超胜西方，领导世界仁义秩序，证实人类的正义、尊严、良心，更是“新中华文化”的使命、责任。范旭东说，“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还有“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在为自己打算之外，更要为人类打算”，“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我们为国家计，为人类职责计”，“务必使它和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据此可知，范旭东不只是仁爱中国，还是世界的阴阳的推动者、引导者。这是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使然。譬如说，范旭东第一次向全人类公布苏尔维法制碱法，向巴西、印度、南非输出制碱技术，这是引导世界的阴阳变化，对全人类负责的实践。因此，范旭东是中国天下主义的继承者，在为人类社会底层的草根逆袭立法，让社会不断圆转滚动。
范旭东是新慈善精神的创造者
范旭东一生行善积德，捐款捐物，不计其数，是实行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典范。
他捐款创办纪念其兄长范源濂的“静生生物研究所”、纪念其母亲的“范太夫人纪念奖”。他一生扶助教育，是隐储女校、南渝中学、育才中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的捐款人。据陶行知的日记，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中学，曾找范旭东化缘，不久之后，收到了范旭东的捐款。著名记者寿充一在兰州创办《新西北月刊》，非常困难，范旭东不认识他，但在听说之后，马上资助两万元。
1922年，范旭东将自己所得的企业创办人酬劳10万银元全部捐出来创办中国第一家民间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范旭东预想领导中国、世界仁义秩序的“法宝”。
传统中国的慈善精神本之于礼，是滚动天下的一种办法，其采用了化私为公的公道形式。慈善家在行善利他的同时，实现了成德之目的，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需求，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譬如说贵州的“葛镜桥”，开显了化私为公的正义。明末士大夫葛镜私人捐款造桥，社会各界人士将此桥命名为“葛镜桥”，公私两利。
范旭东捐款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种慈善行为在古代中国也可能存在，但未能上升为普遍共识，因此对于今日现实而言，仍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在滚动天下，开启了现代慈善事业的新方向，这属于为国家、全人类的未来命运行善。在当今，这种行善的方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了。
因此，范旭东是新慈善精神的创造者、立法者，生发出了慈善事业的新生命，也提供了实践经验。可以说，这是新中华文化在全球慈善精神领域的伟大创造，“黄中立法”，为全人类“保圣胎”，确保社会永久圆转滚动。
范旭东是世界企业家精神的创造者
夸父追日，神农氏尝百草，二者都是伟大的冒险家。尤其是夸父控制时间的努力让世人加倍努力创造万事万物。依据《易传》的总结，中国上古存在“三圣发明创造传统”，先圣、中圣、后圣是三种发明创造的方向，即器物、制度、传道。因此，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世代辈出，一代超过一代。
范旭东既有夸父、神农氏的精神，也有女娲、黄帝的精神，继承了“三圣发明创造传统”和历代科学家的精神，自觉担任“新中华文化”的“先导”，为世界企业家精神的生发注入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特色。
范旭东眼光超前，意志顽强，一生都在冒险，不断利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组合新的资源、力量进行创造，开拓“无主”世界，提高自身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类服务的能力。他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利碱厂、《海王》旬刊、南京硫酸铔厂等，提炼“四大信条”，领导一支高级人才团队，指挥同仁发明侯氏制碱法，是企业家精神的典范。
1922年，范旭东冒险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他的计划是使得“黄海社”成为“永久黄”团体的神经中枢，进而成为中国的神经中枢，再进而为世界的神经中枢。这是范旭东确保企业生机勃勃、永久长存与预期先领导中国工商业仁义秩序、进而领导世界工商业仁义秩序的雄心壮志。
王船山思想超前几百年，具有现代性思维，主“动”“实”“有”“外”等，其本在不断冲创、创新，这些恰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范旭东心海无限，不断冲创、创新，开拓“无主”世界，呈现“无限可能”，以“永久黄”证实了王船山的“黄中之德”。开疆拓土，无限可能，可久可大，是任何时代的现实需求。作为一个企业家，负有此开疆拓土的责任。“黄海社”是范旭东开拓“无主”世界的“重器”（法宝）。中国古代不主张“破坏性创造”，注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新不破旧，“无主”世界无限呈现，“有主”世界多元并存、和谐共处。
范旭东是一位伟大的东方企业战略家典范。他化粗为精，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变盐为碱，创办永利碱厂；为领导、协调内部关系，捍卫自身权利，创办精盐行业团体；为开发新的发展要素，创造新事物，创办“黄海社”；为整合资源，提高中国工业科技水平，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为打破逃难心理，倡导建设华西工业中心，创办久大自贡盐厂、永利川厂等；为长久利用井盐，领导同人发明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碱法；为激奋人心，指明未来的希望，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提出战后“十厂计划”。范旭东每次出入有无，在黑夜之中迎接光明，表现出了伟大的战略管理能力。
“我不死，中国不亡”，范旭东历时十年、遭受各种挫折而成功生产出纯碱，在科技创新上突破西方的垄断、封锁，在商战之中打败西方资本家，从西方的虎口里面夺取规则制定权，公布制碱工艺秘密，这是典型的儒商诠释企业家精神的成功范例，在过去振奋了人类捍卫正义、尊严的勇气和信心，在当今更可以为无数企业家创业提供启发。
范旭东领导的“永久黄”团体创造了许多各种中国、亚洲、世界的第一。譬如说，成为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制碱厂，世界第一次公布苏尔维法制碱工艺，建构出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发明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制碱法。这种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根源于“三圣发明创造传统”，是中华文化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譬如说，“永久黄”团体当时在美国出版《制碱》，公布苏尔维法制碱工艺，被美国威尔逊教授评价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因此说，范旭东属于上古的“三圣”“三王”，是一位“黄中立法”、以夏化夷的圣人。
可见，范旭东秉持大儒王船山的“黄中立法”，有领导中国工商业仁义秩序的追求，更有领导世界工商业仁义秩序的追求。他的实践、成就，是中国企业家（新儒商）对于世界企业家精神的新创造，具有东方儒家的价值特色。
显然，这种价值追求来自于古代的“中国”精神，近则胎息于大儒王船山。王船山晚年自撰墓志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可以解释为：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世界仁义秩序。
范旭东在亚洲第一次突破西方长期的制碱科技封锁、垄断，全球第一次公布苏尔维法制碱工艺，向南非、印度、巴西输出制碱技术，是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努力。据此，可以称范旭东为“圣王”，这是公羊学的以夏化夷。
因此说，范旭东开显的企业家精神，还表明了中国企业家（新儒商）有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这种责任与使命，来自于上天，是“三圣”“三王”的世代相传、绵绵不绝。
范旭东是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的创造者
古代中国，文化的化力世界第一，因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中华文明上万年且不曾中断。
凭什么？凭“中国精神”，凭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凭中国人的大智慧和所有文明成果。大一统，相当于最根本的原理。在法律上，大一统类似于宪法的原则和宪法本身。
范旭东在创业之初，已认识到了大一统对于企业的价值，率先在全球“黄中立法”，以德、以礼治企，内外合一。1928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企业报刊——《海王》旬刊，用以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1934年，范旭东提炼出“四大信条”，是为“永久黄”团体此一个文化共同体建构大一统。这是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
在当时，西方企业家、管理学家将工人当做机器、社畜来使用，以求最大效能，从而忽视人的主体性，惨无人道。范旭东本之中华文化传统，以仁义道德为依据，以德、以礼治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内心的需求，内外合一，主张激发工人、技术员的兴趣，引发乐趣，在工作之中“成人”“成德”，可以谓之“劳之以成人，动之以成德”。在当时，这是典型的以夏化夷。
在当时，西方的哲学、经济学、伦理学讲的“同情”，只是基于互利互惠之正义论的精于理性计算的自利，不是中华文化的天道正义的同情。周礼之雅意是尊严优先，同情处于弱势状态下的人，兼济天下，通过制度创新来确保最不得利的弱势者利益最大化，保护其尊严、权利。
天道正义是中华文化的灵魂，而其同情的形式是“克己复礼归仁”。范旭东认为办企业是广大民众谋福利，而非为少数资本家扩张财富，这是遵从天道正义。他对待劳动者，在待遇上以仁义，不断提升工资、福利，是中国第一家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在资本上以共享，不断向工人让利，以公私之利益，劳资各半。范旭东提出“无形财产”论，主张出资方、管理层、工人都“克己复礼归仁”，相互敬重，各退一步，在互利互惠的包容、妥协之中达成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西方资本家榨取劳动者之血钱的现象，没有出现在范旭东的企业里面。
千百年来，权力、金钱、科技等的无限垄断性扩张、支配，一直是人类遭遇的困境。中国上古以道德、礼法驯化了“四凶”，让金钱、权力、科技等走上了“克己复礼归仁”的轨道，回到天道正义。范旭东以德、以礼治企，驯服了“四凶”，证实了天道正义。这也是滚动天下，王船山谓之“成均”。
在西方，企业精神萌芽于20世纪50年，兴起于70年代。可见，范旭东孤明先发，思想超前几十年，在企业精神的建构上走在世界的最前面，通过以德、以礼治企立下千年大法，以夏化夷，领导世界仁义秩序。
中国古代讲究作师、作君、作父，还有作祖、作圣、作物、作则，这是“三圣发明创造传统”的开显。西方讲的“之父”，是开创者的意思，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作祖”。开基作祖，在古代是祖辈、师父在神圣的殿堂劝诫子孙、徒弟的训诫。
作师、作君、作父、作祖、作圣、作物、作则，与康德的“为自然立法”有点类似。范旭东创造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是中国企业家在企业精神领域的作师、作君、作父、作祖、作圣、作物、作则，开显了东方企业家在以夏化夷、领导世界仁义秩序、证实天下太和上的努力。
范旭东善于治理企业，利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货币资本组建了一支世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团队，也建立了世界一流的东方价值特色的企业制度、管理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治企经验。侯德榜曾对陈调甫说：“像范旭东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拥护帮助的。”李烛尘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愿意跟随范先生”（据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像孙学悟、李烛尘、侯德榜、余啸秋、阎幼甫、唐汉三等高级人才，一旦进入“永久黄”团体之后，再也没跳槽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永久黄”团体没垮掉，反而生机勃勃，范旭东看到《海王》旬刊、“四大信条”的价值，对他的干将们说，《海王》与“黄海社”同样重要。
因此，在现代企业治理上，范旭东遵从中华文化的天道正义，内外合一，在以德、以礼治企之中生发了伟大的创造力，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总结经验、制定规则，可以谓之立下千年大法，是全球现代企业的伟大立法者，即“圣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中国企业家出于为人类服务、对人类负责的努力。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秉持“黄中”之德，生来是“圣王”，负有成为尧舜、以夏化夷的使命与责任。中国企业家负有创造万事万物的使命、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责任，这是上天的命令，岂可逃避？
范旭东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典范
清末民初，国家昏乱、西方入侵，几乎亡国灭种，无数人丧失了文化自信，抛弃中华文化，走向了全盘西化。在当时，坚守文化自信的，大多为儒家知识分子，如廖平、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譬如，马一浮在1938年说，惟有中国有资格领导世界文化。范旭东曾说：“我常想这世纪中国民族的进展，不能说派留学生无功，一方面闹得国是像今日这样五颜六色，这个政策也绝对不能辞其责；留美的是美，留欧的是欧，留日俄的是日俄，只可怜中国，无形中变了欧美日俄的势力苗圃，这所为那条!”知识人的四分五裂，互不认同，是丧失文化自信的苦果。
范旭东是一个“本国本位”论者，自信自力，也同情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他说自己要做复兴中国的种子，让中华文化新生，证实中华文化“于穆不已”的生命力，证实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权利。
范旭东曾说，当时中国人的处境如海上的破船，前面虽无灯塔，水底下又有无数的暗礁，但是内心要有光明、自信，“把希望当作勇气的来源、排除万难的武器，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干”，这是人生的乐趣。范旭东还说：“确立信心，凡人创业必须对于事业先有信心，即信其最终结果必获成功。由此信心，产生毅力，含有毅力的工作，未有不能成功者。俗谓‘有志者事竟成’殆亦此意。”
范旭东将自己创办的企业集团命名为“永久黄”，其深意是确保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与宇宙同永久。“黄”是黄中之爱，由内而外，以夏化夷，无有界限。
在当时，坚守中华文化自信是少数理性知识分子的品德。我们岂可眼睁睁看着中华文化灭绝？于心何忍！应当说，让中华文化灭绝，是全人类的失职、失责、失德。范旭东的成功，既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开显，也是新中华文化的生发。坚持中华文化自信，保障中华文化的权利，创造新中华文化，这是中国企业家操持天道正义而对世界文明所作的新贡献。
范旭东对未来的影响
范旭东是天地大儒王船山的信徒，一生在实践王船山的理想，被认为新儒商新圣贤、工业先导。在当时，范旭东的顽强意志、成功经验就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士气，操持了中国人以夏化夷、天下太和的道德理想，提升了复兴中华文化、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信心，为捍卫人类的尊严、权利、正义与证实人类的良心建立了榜样。因此，范旭东在1945年病逝后，重庆官民为他召开了两次追悼会，几千名各界名流纪念他，而范旭东的西方竞争对手——英国帝国化学公司也表示礼敬和追悼。
“过去”确定“现在”的合法性，而“过去”、“现在”确定“未来”的方向。追远开来，前人对后人有规定性。范旭东作为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的“先导”，对后来的企业家有规定性，继承范旭东的精神是应当然，这是不可抗逆的理势。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正道大昌，领导世界仁义秩序，捍卫人类的尊严、权利、正义，证实人类的良心，范旭东将会是中国企业家领导世界、外星球工商业仁义秩序的先导和开山鼻祖。
从历史来看，范旭东代表着中国或东方企业家在领导世界工商业仁义秩序上的努力、实践与经验，在开显中华文化传统的天道正义，是要领导全球的世界企业家领袖，是中华文化传统“黄中立法”、“内圣外王”的“圣王”，具有典范性的中国或东方的企业价值观念。
观照历史，范旭东是一架内外合一的“永动机”，一生孳孳不倦，坚苦操持，以求天下“永久黄”，而他内心的动力来自于王船山说的“黄中之爱”。可见，范旭东的精神，不仅可以激励全人类奋发有为、寻道求新的热情，也可以振发和加持全人类以夏化夷的希望、勇气、信心。
自工业革命以来，权力、金钱、科技的无限垄断性扩张、支配，十分霸道而非王道，让西方人民、非西方弱势族群饱受痛苦。如何证实天道正义？还是要回到中华文化传统的天道正义，用“克己复礼归仁”形式制衡权力、金钱、科技等，驯化“四凶”。因此，范旭东以德、以礼治企的成均经验是宪法万世的。
当今，中国企业家正在规划全球战略、参与海外的经济建设，譬如说一带一路合作、中非合作。范旭东的企业家精神，对当今中国企业家服务全人类是有昭示的。
我认为，人是一架有局限的机器。只要相应的条件不发生改变，以夏化夷是人类长期的坚苦工作，永无止境。“黄中立法”，尊王攘夷，尊王进夷，也将是人类永久的操持。因此，研究范旭东的成功经验，阐明范旭东的大智慧，传承范旭东的精神，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价值，可以昭往开来，以心挽劫，滚动天下，解救全人类、万物，开显天道正义，让更多的人争作天道公民。
《工业先导范旭东成功启示录》，黄守愚主编，王启贤、王洪波副主编，华龄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